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靖，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

然而曾国藩志不在此。曾国藩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

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王先谦：《东华录（咸丰朝）》卷十九。]”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非常周到细致。

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规模太小，训练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弓，怄怯四窜，难可遽镇也。[《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恃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流为盗贼”[《清史稿》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03页。]。没事时，团练的作用是扰民，有事时，团练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变为土匪。

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暗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胜保曾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胜保折》，《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转引自池子华：《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也就是说，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面有着深远的考虑。这句话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

而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根本原则。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一件事呢？

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都非常不同。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统治。

与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着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道光三十年（1850）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发挥）。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中国经典，扫灭所有中国传统信仰。

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庵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焚毁一空，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曾国藩后来在《讨粤匪檄》中说：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到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舍、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也是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

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过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石帆楼数椽，余则荡然无存”[李丙荣：《重建甘露寺供殿记》。载于镇江北固山风景区编：《北固山碑文选》，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太平军经句容，毁曲山宫观，“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贶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续纂句容县志》，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676页。]。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页。]。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碑毁无存”[杜洁祥主编：《武进天宁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第365页。]。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木渎小志》卷五，第4页。]，“虎丘唯剩一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

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地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

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苏台麋鹿记》也说：“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上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因太平军随意毁弃书籍，虎丘山塘街的小贩竟然用宋版明版等古书包糖豆。某士子于是天天去买几十包糖豆，最后保留下宋版书近百页。在昆山巴溪，“经书典籍，弃等废物”[朱保熙纂修：《巴溪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王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光绪《奉贤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玉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珍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甚至说“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他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天国不仅是大清这个王朝的敌人，也是中国这个文化体的敌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危险。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

所以他以“扶持名教”自任，“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他出山的目的是“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被杀掉的百姓报仇，也是为被毁掉神像的神灵雪耻。所以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风险。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军队呢？

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无法改造了。

事实上，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件事，曾国藩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研究。

清代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俄］叶·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俄］叶·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比试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

曾国藩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痼习。”[《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页。]

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胃肠。

因此，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

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二百年来没有过的，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

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些，他叫作“大团”：

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

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

他计划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

这道奏折，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一般团练都不出各乡各县，他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这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

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他则在全省范围内招人。

再次，他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用“团”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情，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做的事。他现在所做的事，则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

这其实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

当然，为了含糊其词，他还说：“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清代嘉庆年间，湘西苗族起义，时任凤凰厅同知的傅鼐率领团练镇压有功。]，根本是两码事。曾国藩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误导皇帝。他这样一和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

湘军成军之后，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理论，但是再没有提傅鼐一字。很显然，他打起傅鼐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

曾国藩当了十三年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这次却不得不欺骗皇帝。

咸丰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坏事，就在上面草草批示了十一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这道批复，成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

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情。

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儿实际经验。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块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昆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食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像团练的地方。

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430页。]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曾国藩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嵩焘就建议说，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就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就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感觉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在衡州设厂建造战船。

然而问题来了，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利于仰攻，不利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71页。]。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蚿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来，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氏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舰船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

当时广西巡抚劳崇光解炮二百尊赶赴湖北，在经过衡州时曾国藩将其截留，包括护送的水手也一并留下，这些人后来成了湘军水师的教练。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炸裂。早在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经过反复研试，终于将洋炮安装在战船上，成了当时中国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内河水师。

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字字不虚。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64页。]。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曾国藩最初拒绝出山办理团练，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还不是自己不懂如何练兵，而是不愿意去筹钱。因为办团练国家不提供经费，只能自己去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早在还没有出山前，他就说过：“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90页。]也就是说，不要说自己脸皮薄，不愿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太困难。

创建湘军之后，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劝捐这一个办法。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到咸丰四年（1854）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虽然弄到了一些钱，却招致地方大户的重重怨恨。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2页。]

因为劝捐，他甚至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疏于大计的咸丰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陈兆祦主编：《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