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的瞎指挥。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他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13页。]

然而，咸丰皇帝却不这样想。

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立一个大团”，办一个大的团练。咸丰皇帝不置可否地默许了。在咸丰看来，“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做具体的策划”[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湘军的创立，在咸丰的政治视野当中，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咸丰皇帝十分着急。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南方各省的军队大多溃败，或者集中于江南江北大营不能动用。这时咸丰才想起了曾国藩。他想起曾国藩几个月前说过，他要练一支一万人的军队，那么大半年过去了，虽然他没对书生练兵的曾国藩抱多大希望，但起码这支军队可以拿来救救急吧？

于是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令他率炮船北上增援湖北。

曾国藩这下可犯了难。此时，湘军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技能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特别是湘军水师，现在船才造了一半，威力强大的洋炮还没安上，根本没法出兵。

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不从。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打算派部下带三千人到湖北去应付一下。但是咸丰并不同意，坚持要曾国藩亲自带全部湘军前去，他怕曾国藩再次拒绝，先给曾国藩戴了个高帽，说“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谕旨中还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之语，意思是曾国藩如果不出兵，就是不顾大局。[《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3页。]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以“拖”字诀来解决。于是他精心上了一道奏折，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现在正在筹集饷银和购买洋炮，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就马上出发。

“拖”字诀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军势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曾国藩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这一年十月底，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兵势凶猛，安徽不支。咸丰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与安徽巡抚江忠源会合，收复安徽失地。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怕说不动曾国藩，在上谕结尾又加了这样几句：“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页。]

这一次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按理湘军训练已经比上次充分，应该动身了。因为除了皇帝的严旨不说，安徽巡抚江忠源也是曾国藩的好友，私交很深。

江忠源字岷樵，是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此人出身不过举人，却胸怀大志，才气超群。我们以前讲到过，曾国藩做京官时俩人就相识了，江忠源拜倒在曾门之下，执弟子之礼。曾国藩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说过：“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咸丰皇帝登基时，命曾国藩举荐人才，他向咸丰推荐了六位干才，江忠源就名列其中。

后来太平军入湘，江忠源散尽家财，募勇五百人抵抗。因军功先后升知府、按察使，最后授安徽巡抚。以举人数年而成巡抚，在当时也是异数。可见此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失去了他，天下形势更不可想。更何况，曾国藩另一个更为要好的朋友、儿女亲家陈源兖，也正在江忠源军中。有了这样的渊源，按理，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兵相助。

然而曾国藩再次抗命，拒不赴援，回复皇帝说，他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现在草草一出，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现在他正不惜重金采购洋炮，训练军队，岂能因皇帝的严旨功亏一篑？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亲自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再一次命曾国藩迅速出兵。

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皇帝上了封奏折，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动身。他说，我现在兵练得还不熟，特别是船只没有造齐，大炮没有装完，水勇没有招够，“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等待从广东购买的西洋大炮全部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2页。]

他还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意思是让咸丰皇帝统筹规划，把这四省组成一个军区统一指挥，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一回，咸丰皇帝可终于火了。你曾国藩练了点儿兵，能不能打仗还不能说，还这么拿着捏着迟迟不动，还在这指挥我怎么组织各省合防。你把自己当谁了，当成大清国的大救星了？没有你天下还真的不行了？

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批道：

现在安徽这么紧急，你再固执己见，拒不出兵，那么肯定来不及了。我以为你还算有良心，所以让你出兵，救救燃眉之急。没想到你在奏折里，替我统筹起几省的军务来了。我问你，你的才力，能统筹得了几省的兵力吗？平时你就能吹牛，觉得谁也不如你，把别的官员骂得够呛。现在怎么真有事，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别说别的，早点儿出兵，早一天就能早顶点儿事。你的兵虽然少，但多少总能发挥点作用。你和我吹过那么多牛，关键时刻，你快点儿给我办出成效来！

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当年被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批评时所受到的委屈怨恨喷薄而出。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的书生。

奉到如此严苛之旨，曾国藩毫不害怕，他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了一封表面上诚恳、实则强硬非常的回奏。他说：

这封奏折很长，这里只是摘录。奏折要点有四。一个是他确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正在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明年正月底才能装齐大炮出征；二是咸丰的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是辩白四省合防论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而是这几个省的总督巡抚的一致意见。

最后一条，则是对咸丰表明自己的心迹。曾国藩说，我当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让我出山。我出来带兵，本来就没有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准备。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草率出兵，我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现在受你治我“畏缩不前”之罪。我一个文臣为国练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经受到士林的讥讽，现在又以大言欺世，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又有什么面目自立于人世。深夜焦思，只有痛哭。

千言万语，就是现在不能出兵，你想怎么处分我，随便吧。

这封奏折写得强硬而又沉痛，句句顶着咸丰来，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

咸丰早就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现在一看这封奏折，知道曾国藩是不可能让步了，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反过来说曾国藩说得有理，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和皇帝他只能讲具体困难，和朋友他才能掏出心中的大计划。曾国藩给江忠源回信，解释他何以不出兵。他说，这次练兵，他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这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仓促起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

不知道江忠源是否看到了这封回信。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庐州城墙，乘势杀入。江忠源因为孤立无援，抵抗不住，转战至水闸桥边，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才四十二岁。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源兖等也同时死事。曾国藩得到信息，不觉“呜呼痛哉”！

然而为了天下大局，他只能如此。咸丰皇帝把曾国藩的这点儿兵当成了芝麻盐，需要时撒一下，撒完了也就完了。而曾国藩却认为，他手中这支新的军队是天下全部的希望，不能轻易孤注一掷。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光让江忠源等朋友失望，也令湖南通省官绅对他有意见。曾国藩为了建立湘军，四处劝捐，甚至勒捐（强行摊派），从社会上筹集了大量的钱。现在国家有急，皇帝屡令他出师，他却做起了缩头乌龟，几次拒绝。社会上对他议论四起，他只是付之一笑。

给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

省城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写信来祝贺我出发，有的写信来责备我迟缓。我都付之一笑。我对个人得失没什么想法，怕的是如果不好好准备，轻率出动，失败之后，整个天下就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镇压太平天国了。

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解释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窳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71页。]

也就是说，我这次训练湘军，必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练成能而百战艰难的士兵。如果草率出兵，带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拿着劣质的兵器，和虎狼一样的太平军作战，没交锋就已经先败了。所以我决心日夜训练，劣质兵器一律淘汰替换。虽然别人讥讽我浪费军饷，不敢迎难而上，我也不怕。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曾国藩这几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咸丰头脑中的“刺头”印象。自从登基以来，还没有人像曾国藩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硬顶撞他，如此坚决地拒绝他的命令。只因湖南鞭长莫及，他对这支湘军本来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这才没有对曾国藩追究到底。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反感与日俱增。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但损折了好友的性命，也送了自己座师的老命。

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是吴文镕。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由于有“剿贼”经验，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湖北形势危急之际，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时，吴文镕是主考官之一。所以按当时惯例，曾国藩要称吴文镕为“座师”。两人关系一向亲近，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多次记录。吴文镕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专门送别，并赋长诗以志怀。

吴文镕到达武昌之时，全城已经逃徙一空，官兵仓皇无计，人心涣散。吴文镕临危不乱，传集僚属，誓以死守。他当日就住在保安门城楼之上，示与守城官兵共生死之意，当时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师爷，也无亲兵夫役。他在城楼上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集。太平军看到城守严密，不得不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

此时的湖北巡抚是崇纶，满洲正黄旗人，为人工于结纳，善于钻营，所以升得很快。但此人贪生怕死，当太平军围困武汉之时，他急于保命，要求自己带队出兵，实际是想借机出城逃跑，吴文镕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戏，拒绝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对吴恨之入骨。

不久太平军再次逼近省城。吴文镕与曾国藩反复飞递书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现在太平军势盛，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所以劝吴文镕死守武昌，约定明年初，待湘军水师建成，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夹击太平军。

可是，崇纶却千方百计地想把吴文镕逼死。他上疏咸丰，弹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90页。]。说太平军本来人数不多，势力不大，但是吴文镕不敢出兵，借口说非要等湖南广东等地派来大兵才肯一起出“剿”，这显然是贪生怕死。还说什么“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

咸丰皇帝本来就没有主意，又急于求成，于是也催吴文镕出战。

曾国藩闻之，心急如焚，马上给吴文镕写信说，千万不要出武昌，即使因此受到处分，也不必害怕：“窃念吾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就是说让他顶住皇帝的压力，守好省城，等自己明年初练好兵，再与之会合，与太平军决一死战。曾国藩十分担忧座师早早出城，因而信尾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5页。]

但是吴文镕没有曾国藩的定力。在政敌和皇帝的交迫之下，吴文镕愤懑无比地说：“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吴文镕不得不再次写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回信说“每念吾师孤军在外，恨不得奋飞至前也”[《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59页。]，但他现在“专望广东之九万金来，为起行之资”。可是广东起运的西洋炮至今未到，因此“尚不能起行”，为此“焦灼难状”[《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吴文镕毕竟不是咸丰，他是个明大理的人。他在重围之中又一次给曾国藩去信，反劝曾国藩稳重，不要因为自己这里危急而轻易出兵。他说：

就是说，我如今为崇纶所逼，不得不以一死报国，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你所练水师各军，必要等到稍有把握，然后才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恐怕你要是失败了，就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我是万无生理之人，你是大有希望之人，所以我们选择报国的方式，自必不同。

曾国藩读到信，泪如雨下。

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军不敌，吴文镕投塘自杀。

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

江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江、吴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庐州、武昌也迭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

可以说，在湘军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尝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2页。]

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蚊子背起大山，蜈蚣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

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7页。]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