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的时候，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问题。

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严密，曾国藩不断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无法跟上来。同治三年（1864）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长达十一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三成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的士卒只好靠稀粥度日。

同治三年（1864）二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勇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十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43～744页。]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赍未尽，我食先匮”。湘军纪律开始一天天坏起来，九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39页。]。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嘱”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蒇此一篑之功”[《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8页。]。从此曾国荃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赵烈文对曾国荃部的纪律混乱实在看不下去。有一次，他因为陈湜部扣留城内放出妇女一事去找曾国荃，要求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不提如何处理陈湜，只对他诉苦，说：“欠饷过多，勇丁多食糜粥，各统领营官俱愧见之，无颜更绳以法。目下食米将尽，采办无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又言夜梦登山至顶，顾视无返路，进退不可，疑非吉兆。言次神色忧沮。”纪律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勾起了曾国荃的满腹忧伤，能言善辩的赵烈文也感到“无言可以慰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42页。]

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掘，四处求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上一次争饷，以曾国藩忍让告终，但是这一次曾国藩不能再忍了。因为南京的争夺正在关键，而军饷供应已达极为困难的境地。以前所争，不过三四万两，这次却数额甚巨，影响全局。曾国藩决定不再客气，上奏折对沈葆桢进行坚决反击。他在奏折中首先点明，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可能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

过去，和春等人领导的江南大营也曾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但是最后一着不慎，功败垂成。如今，如果军饷不继，导致哗变，全局将不可收拾，因此他才不得不争江西的厘金。

接下来，曾国藩又直揭沈葆桢的老底，历数他的错谬之处。他说，不论是从官场规则还是个人情分来看，沈葆桢的这些做法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公事看，总督和巡抚的分工不同，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因此本为筹集军饷而兴的厘金自然应该归总督支配：

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

以私情论，官场上的举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一副恩主的臭架子，导致两人成仇。但是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一直特别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么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客气。而沈葆桢却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他实在不能再忍：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咨抄件，让沈葆桢那些倨傲无理的言辞公之天下。

也就是说，除了这两次争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市德卖好、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尚意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了。

这封奏折文字稍嫌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一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谁知朝廷的回复大出他的意料。

太国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奕䜣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了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

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计划要对湘军集团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竭力将权力收归中央。现在，湘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暴露，为朝廷施展政治手段提供了空间。

因此，在曾国藩和沈葆桢的矛盾中，中央选择了偏袒沈葆桢。这是一枚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重要棋子。沈葆桢截留这些财源本来没有道理，朝廷却判定江西的这些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两家各分一半：

从表面上看，清朝政府左右为难，只好做和事佬，实际上这次斗争的结果，还是以沈葆桢的胜利而告终。

曾国藩对此感觉非常意外，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朝廷怀疑他权力太大的抑制措施。他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说：

这一天他罕见地与儿子纪泽谈到出处进退之道，为大功告成之后的仕途选择做准备。他说，争饷一事导致他愁肠九回，与沈葆桢的争执如果不胜，则怕缺饷导致功败垂成；如果获胜，则自己手握重权太久，已经导致朝廷和各省怀疑我擅权贪利，此时更加令各处怀疑自己过于专权霸道。反复思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病请退，回家休息二三年。如果太平天国战争顺利结果，他终老于山林之中，不再复出，那么对公家，对个人都是幸事。

朝廷虽然偏袒沈葆桢，但曾国藩说金陵如果饷银不继恐怕决裂的话，对朝廷当然也不是没有震慑作用。所以数日之后，朝廷又发来一道公文，将李泰国所购轮船的退款五十万两拨归曾国藩使用。“以金陵功在垂成，而饷需短绌，竭力筹济，以期迅速蒇事。着即照所请，将该衙门总税务司赫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五十万有奇，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国藩军营充饷。”[《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00页。]

五十万两轮船退款中二十一万两尚存上海、九江等关，可以立刻提取。此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三十万串，乏饷问题才基本解决[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了将来功成身退的想法，为将来裁撤湘军埋下了伏笔。

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曾沈二人至此也彻底决裂，形同陌路，多年不通音信。直至1867年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才又有了偶尔的联系，但书信疏淡，门面敷衍而已。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常常生气，身体越来越差，“肝病已深”[《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86页。]。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词气戆激”。

曾国藩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样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了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87页。]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62页。]。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所能为者至小。

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89～190页。]

也就是说，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此外，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会否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急着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比如：“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6页。]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48页。]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己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76页。]

曾国藩、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但是朝廷却忍不住了。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袖手旁观。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

曾国荃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一次次抗旨。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这番话，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曾国荃的压力因此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