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如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之夜，他晚上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1871）正月初一日，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

同治十年（1871）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

七月一日，他说：

七月二日：

七月三日：

四日：

然而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63页。]。但他还是于八月十三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十月十四日，他乘坐江南机器总局制造的“恬吉轮”（即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的演习操练，次日乘船回到南京。

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军工进展迅速，感觉非常欣慰，但同时长途操劳也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解，竟湿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十一月三日，因腹泻甚至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裤已先污”[《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96页。]。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麟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江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

早在同治三年（1864）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中说，“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非调理得宜，恐成偏废之症”。[《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页。]

用中医的话来讲，这是小中风。

到了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日，也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劳累再次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06页。]

进入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三日，症状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余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30页。]

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很严重，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女儿说：

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省三的人，然后阅《通鉴》二百二十卷。傍夕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

二十六日，情况更为严重。当天河道总督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

在路上，他已经感觉头脑昏迷，想和轿边的卫士说话，许久说不出来。到了官厅，想和梅小岩说话，也好半天说不出来。在那里等了很久，河道总督还不到，他只好先回家。回到家里，想和儿子纪泽说话，也说不出来。

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日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

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女儿说：

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世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四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二月初一日，去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

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

何璟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