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找到的宝是一批关于罗斯在战时担任无线电报务员的早期活动记录，最初以格罗夫纳屋酒店屋顶的火警观察员的名义开始工作，后来又来到了奇克桑兹女修道院，在那里她截获了加密的德国无线电讯号，把它们发往布莱切利园，在名为“伦敦的欺骗者们”的军情六处指挥下进行破译。她还数次前往多佛，借助沿岸那些巨型的天线，辨认出具体某些德国发报员在发送摩斯密码时富有个人特色的节奏——能够辨认出发报员按键方式的绝活是她为人称道的技能之一。

只有到了后来的档案，那些埋藏得更深、更加难以理解的档案中，我才渐渐弄明白，她在战后也曾到海外工作过。举个例子，她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了对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爆炸案的调查中，在其他一些涉及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报告的片段中也有出现。有一份报告里说，她跟一个小组曾经短时期以那不勒斯附近为据点活动，当时往这个小组里派遣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该报告直截了当的说法，是要给一个依然在秘密活动的小组“松松线脚”。她的小组有两人被抓或被杀。报告里提到一笔，说小组里可能有人叛变。

但大多数时间里，我能找到的只是她护照上那些模糊的印戳里的城市名，和她使用过的那些化名，日期则有的被抹掉了，有的用笔涂画掉了，本来我想弄清楚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何时去的，这下也只能作罢了。我意识到，她手臂上那些伤口是我拥有的唯一物证。

我和阿瑟·麦卡什又邂逅了一次。他之前出国去了，在一番谨慎的对话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从来不问我在那儿干的什么，我也同样没有问过他此前在哪里就职。现在我对我们楼里的社交礼仪已经谙熟于胸了，知道我们那天在晚餐时说的话得绕过所有敏感的话题。然而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要说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而要提到的信息也无伤大雅，便把心中的想法大声脱口而出了，说不知道蛾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麦卡什摆摆手表示不予作答。我们所在的餐馆和办公的地方离了好远，然而他还是马上朝四下里巡视了一圈。“我不能谈这个，纳撒尼尔。”

我们提到的那段岁月发生在卢维涅花园，那里离白厅这片政府的地界很远，可麦卡什仍然觉得他不能谈论一个我觉得和政府机密毫无关系的人。可这件事对于蕾切尔和我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我不想就此放弃或改变话题，心里为我们不得不变成彬彬有礼的陌生人而感到窝火。带着些许的戏弄之意，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一个经常到我们家来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我说，我需要跟他取得联系。我现在在萨福克也有一群蜜蜂，需要一些建议。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沉默。

“他只不过是个养蜜蜂的!我有个蜂后死了，需要换掉。你这样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也许吧。”麦卡什耸了耸肩，“我就不该来跟你吃这顿饭，这顿晚餐。”这时侍者来上菜了，他把自己的叉子放到更靠近盘子的地方，不说话了，等看到侍者离去后才重新开始。

“我的确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纳撒尼尔……你母亲离开机构的时候，她之所以清除掉了所有的痕迹，其实就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能追踪到你和蕾切尔了。而且在你身边是有监护人的，一直都有。我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每周到卢维涅花园来两三次，就是为了照看你们。我就是那个带你们的母亲——在她短暂逗留国内期间——来布罗姆利那家俱乐部看你跳舞的人，这样她才能见到你，至少是远远的。而且你必须知道，那些跟她一起共事的人，即使战争说起来算是结束了，那些人，比如费伦和康纳利，都还是我们关键的保护人和帮手。”

阿瑟·麦卡什的手势，我称其为“英国式的紧张”。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移动水杯、移动叉子、移动空的烟灰缸、移动装黄油的碟子，每样都移动了好几次。这让我了解到，他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很显然，移动这些障碍物能帮助他让自己慢下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希望他知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他是一个尽职的官员，讲究公事公办。

“她和你们俩保持距离，是怕你们会和她产生关联，有人会通过她来伤害到你们。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她很少待在伦敦，但当时刚刚被召回。”

“我父亲呢？”我平静地问道。

他几乎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只是做了一个暗示着命运的不屑一顾的手势。

他买了单，我们在门口握手作别。他说再见的时候加重了语气，仿佛这是永别，我们俩再也不可能像这样见面了。好几年前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他向我走过来，距离近得都让我有点不自在，还在自助餐馆里给我买了一杯茶。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同事。现在他步履匆匆地离开我，仿佛能摆脱我令他如释重负。我依旧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有很长时间我们都在绕着对方打转转。这个男人对他救了我们的英勇行为心甘情愿地保持沉默，就是那天晚上母亲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她摸着我的肩膀，用我过去的小名叫我：“喂，斯蒂奇。”然后她快步朝他走去，解开他沾了血的衬衫，问起他血的事。

这是谁的血？

是我的，不是蕾切尔的。

在麦卡什白得晃眼的白衬衫下面永远都会有那几道伤疤，会让人想起他保护我和我姐姐的时候。可现在我知道了，是他一直在跟母亲报告我们的消息，他是母亲设在卢维涅花园的秘密照相机。就像蛾子，如蕾切尔所说的那样，他对我们的照顾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我回想起有一个周末，蛾子和我站在蜿蜒曲折的水池边，一起看着蕾切尔大步跨进水里，走向某个她想要捞起的东西。她挽起裙子，裸露的双腿紧连着水中倒映的身体。她想捞的是一张纸吗？还是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当我眼睛扫到蛾子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紧紧地盯着蕾切尔，不只是随便看着她这个人，而是带了一种对她的永久关注。我回想起那天下午沃尔特——现在起就让我们叫他沃尔特吧——紧紧盯着任何一个靠近我们的人，好像觉得会有什么安全隐患。肯定有许多日子——所有那些我不跟他们在一起而在跟镖手忙活的时候——蛾子的眼睛都是这样充满保护地盯着蕾切尔。

现在我知道了，阿瑟·麦卡什也是一个监护人，每周过来两三次，来留心我们的情况。在晚餐结束他离我远去时，我对他的感觉还停留在我十五岁时。他依然是那个孤家寡人，刚从牛津大学出来，带着那首声名狼藉的五行打油诗，始终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就算我开口问他上学时的生活，我敢肯定他会跟我说他们学校围巾的颜色，或是他们那也许以某个英国探险家命名的宿舍楼。事实上，有时候卢维涅花园仍然让我觉得像是个业余剧团，一个名叫阿瑟·麦卡什的家伙冒冒失失地冲上台来，说几句尴尬的对白，说完后他就下台走进——走进什么了呢？这个角色就是为他而写的，一个小角色，照着这个剧本演下去他最终就瘫坐在了巴克剧院后台的沙发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衬衫，也浸透了他的裤腰。这个时刻必须加以保密，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但是那天晚上的戏剧性画面一直不停复现在我脑海里：母亲朝他走去，将一把椅子拖到身边，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她美丽的脖颈和脸弯了下来，在他脸颊上短暂地亲吻了一下。

“我能帮你吗，阿瑟？”我听见她说，“有个医生快来了……”

“我没事，罗斯。”她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动手解开他的衬衣，把它从裤子里拽了出来，看他身上的刀伤有多严重，把棉布围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擦拭涌出的血，把手伸向花瓶。

“他没刺我。”

“是砍伤，我看到了。蕾切尔现在在哪儿？”

“她没事，”他说，“她跟诺曼·马歇尔在一起。”

“诺曼·马歇尔是谁？”

“他就是镖手。”我在屋子的另一头说道。她再次回过头来，仿佛诧异于我居然会知道她不知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