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踪着母亲回到英国后很快离开情报部门的踪迹。她切断了所有的联系，然后毫不张扬地搬去了萨福克，蕾切尔和我则在偏远的学校里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母亲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们身边没母亲，可现在她回到英国了我们身边还是没母亲，她正在忙着变回一个籍籍无名的老百姓，清除着她的各种假名。

我看到过她离开情报机关后的备忘录，里面警告她维奥拉的名字又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突然冒了出来，这很有可能说明那些正在搜寻她的人还没有放弃。她在回复中拒绝了“从伦敦派遣人员”对她进行保护的提议，决定找个她职业圈外的人来照顾安全，但不是她的安全，而是她儿子的安全，当时她把儿子带在了身边。因此，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说服了当地的蔬菜种植者山姆·马拉凯特到我家来做客并给了我一份工作。没有一个来自我母亲以前世界中的人受邀进入我们身边的环境。

我毫不怀疑，有人依旧在搜寻一个叫罗斯·威廉姆斯的人，我对自己得到的保护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她死后我才发现，她一直就在自己孩子们的身边——即便是位于遥远的威尔士风景中的蕾切尔——布下了各种担任警戒的猫头鹰。于是阿瑟·麦卡什换成了山姆·马拉凯特，一个从不携带武器的蔬菜种植者，除非你把他的三叉手铲或是修建树篱的工具也看作武器。

我记得曾有一次问起过母亲，是什么让她一开始喜欢上马拉凯特先生的，因为她显然对他很有好感。她当时正跪在花园里侍弄她的旱金莲，一听这话直起了身子，眼睛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远方：“非要我说，那就是他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说了句‘我想我闻到了无烟火药’。也许正是这句话中那个随便的、出乎意料的词让我感到很是快乐。或者说一下来了劲头。这正是我非常熟悉的那部分知识。”

但对我，那个十八九岁的人来说，山姆·马拉凯特能让我想到的只是他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我从来不会想象他跟放火或是无烟火药有半点关联。他是我遇到过的性情最随和、最稳重的人。作为每周三的一项乐子，我们在上工去的路上会买上一份由明特牧师自己私印的四页小报。明特牧师把自己看作是当地的基尔沃特[这里指的应当是罗伯特·弗朗西斯·基尔沃特(1840—1879)，英国牧师，以其描写英国乡村生活的日记而著名，这些写于1870年代的日记在他死后五十余年才获出版。]。此公为社区所作的贡献仅限于每周一次向大约二十人的教众进行一次布道。但他还办了这么一份有意思的报纸。他的布道和报纸能把当地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露痕迹地融进某个带道德意蕴的圣经故事。像什么某人在面包铺里晕过去啦，亚当森路拐角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啦，糖果店里被人偷走了一盒水果味的软糖啦，收音机里对“干”这个词的不当使用啦[这里提到的词是lay，这个词在俚语里有表示性交的“干”“搞”的意思。]——这些事情都有办法进入他的布道演讲，然后又登上《明特观点》，该报总是能将可爱的生活升华到精神上的感悟。

在《明特观点》上，来自火星的进攻之类的重大事件是入不了编者法眼的。这一点即便是在1939年到1945年间也一直是该报的办报方针，当时它记录的大多是当地人的爆料，诸如胜利菜园[1943年时，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为了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掀掉白宫外面的草坪，开辟了著名的“胜利菜园”，并随即在全国掀起了自己种菜的热潮。这里应该指的就是英国各家自辟的菜园。]里出现了兔子等等。周四，凌晨12:01，一位警官在进行晚间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在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中突感“情绪激动”。周日，下午4:00，一位女司机被一名扛着梯子的男子挥手拦下。等到了礼拜天布道的时候，未经允许借别人的梯子或是一个小学童拿手电筒晃邻居家的猫，“试图用手电筒的摇晃和转圈将其催眠”，已经被赋予了深远的圣经含义，那只被催了眠的猫很容易就和圣保罗挂上了钩，他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晃了眼[圣经故事中，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强光出现，令他从受惊的马上摔了下来。他在那个瞬间产生了顿悟，感觉到主在召唤他，他要洗心革面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买了《明特观点》小报，用不怀好意的腔调把一小段一小段文字大声读出来，一边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转着眼珠子。马拉凯特先生作为镇上的蔬菜种植者，觉得自己的死肯定会跟喂饱五千个人的事联系到一起[这里指的是新约中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的著名故事。]。没有人读《明特观点》比我们读得更仔细。只有母亲是例外，这很令人感到奇怪。每次周三马拉凯特先生开车把我送回家，她总是将他请到家里喝茶，吃鱼泥三明治。她从他手里拿过《明特观点》，就走到旁边的桌子自顾自看报去了。她看的时候没有笑声，我现在明白了，母亲寻找的不是荒唐的精神隐喻，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提到周围出现了陌生人。她平时往往只见到马拉凯特先生一个人，或者偶尔还有邮递员。她甚至还坚持家里不能养宠物。其结果就是，屋子外头住着野猫，屋子里头住着老鼠。

经常转学的学校生活不仅让我变得老练圆滑，还让我变得不爱求人，不喜欢跟人直面相对。我躲避困厄。我回避与人争论，就仿佛自己和鸟类以及某些鱼类那样眼睛里长了瞬膜，能让它们静静地、几乎是不失礼貌地和在场的伙伴们分隔开。我和母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好私密和独处。没有人争吵的房间和没有人坐的桌子对我们两个都很具吸引力。

我们只有在穿衣服的习惯上存在一点不同。经常从一个地方旅行去另一个地方让我对自己的衣着整洁承担起了责任。诸如自己熨衣服这样的事情能让我获得控制感。即便是要跟马拉凯特先生去田里干活儿，我也会把要穿的衣服事先洗干净熨好。而母亲则会把衬衫放到灌丛上晾干，然后直接就往身上穿了。不过就算心里会瞧不上我这么不嫌事儿多，她嘴上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根本就没注意到。不过当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在她那瘦削的、眼神明亮的脸庞下面，是一件她觉得晚上穿穿已经够好的、没有熨过的衬衣。

她让自己身边布满了安静，很少听收音机，除了是像《可爱的祸根》[德国女作家玛丽·韦伯的爱情小说，出版于1926年。]或《洛莉·魏乐思》[英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汤森德·华纳创作的讽刺幻想小说，出版于1926年。]等改编的广播剧，这些经典她读起来会像十几岁的少年。她从不听新闻。她从不听政治评论。她生活的世界跟二十年前她父母生活在白漆屋时没什么两样。这种真空般的安静只是更加凸显出了我俩之间的距离。在我跟母亲很少几次毫无顾忌的争吵中的某次，我抱怨我们被抛弃了，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哪里，奥利弗还在你们身边待过一阵呢。她随时都告诉我最新的情况。”

“等等——奥利弗？你认识奥利弗·劳伦斯？”

她缩了回去，仿佛感觉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

“那个人种学家？你认识她？”

“她可不仅仅是个人种学家，斯蒂奇!”

“那她还是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

“还有谁？你还认识谁？”

“我跟你们保持着联系。”

“太好了。你保持着联系。为了你自己!我真是太高兴了。你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我们。你们俩都是。”

“我有工作要做。我有我的责任。”

“可就是对我们不负责任!蕾切尔恨你恨得甚至都不肯跟我说话了。就因为我在这儿跟你住一起，她连我也恨上了。”

“是啊，我一直都在受到诅咒，被我自己的女儿。”

我抄起面前的盘子，恶狠狠地低手朝着一面墙上扔去，仿佛这能够终结我们的对话，没成想那盘子划了一道向上的弧线，打中了碗橱的边缘后碎了，其中一片碎片朝她溅了过去，划破了她的前额，就在眼睛上面一点点的地方。接下来是碎片落地的声音。我们一时都僵在了那里，血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我朝她走去，她伸出手来不让我靠近，仿佛在表示鄙视。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都没伸手到额头上去摸一下伤口。只是依然伸出手掌来对着我，不让我靠近，不让我试图去照料她，好像这根本算不得什么。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也正是在这同一个厨房，我亲眼目睹过她手臂上那一道道伤口。

“你去了哪儿？好歹跟我说上一点儿啊!”

“那天晚上，我跟你和蕾切尔一起，就在这白漆屋，我们一起听着轰炸机从我们头顶飞过，自从那天晚上起，一切就都改变了。我想要参与其中。为了保护你们。我以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你跟谁在一起？你是怎么认识奥利弗的？”

“你喜欢她，是吧？算了，反正她不只是一个人种学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她跟一组气象学家在一起，乘着分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的滑翔机。那些科学家一整个星期都在记录风速和气流，奥利弗也在那儿，在天上，预报即将到来的天气情况和降雨概率，以确定或推迟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她还参与到了别的事情当中。不过就说这些吧。”

她的手依然举起着，仿佛是在给出证明，有些事她不想做。然后她转过身去，弯下腰，在洗涤槽里把脸上的血洗去。

她开始留书给我看，主要是她在跟父亲结婚前读大学时看过的小说。“哦，他很爱读书……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走到一起的……刚开始的时候。”家里有很多法语版的平装本巴尔扎克小说，我知道这些是她的最爱。对于外面世界的风云诡谲她似乎再也没有兴趣了。只有像巴尔扎克小说中拉斯蒂涅这样的虚构人物才能引起她的兴趣。我觉得我也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尽管她或许觉得自己应当要对我施加某些影响。我觉得她其实并不怎么需要我的爱。

下象棋是她提议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隐喻，隐喻我们之间那种暗中较劲的状态，我耸耸肩同意了。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她在制定规则和行棋谨慎方面实在堪称是好得出奇的老师。在没有确定我理解刚刚被教的东西前她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如果我的反应中表现出不耐烦，她就重新开始——点点头假装懂了可蒙不了她。没完没了，简直没劲透了。我想要到外面的田地里去。到了晚上，刚一闭上眼，那些战略啊着法啊就在黑暗中向我涌来，害我睡也睡不着。

学完了最初的课程后我们就开始下了，她赢我赢得毫不留情，赢完还要复盘，把要了我命的那几步重新摆上，告诉我怎样做其实可以躲过威胁的。突然之间，有五十七种方法可以走入一个空间，弄得我好像一只抽搐着耳朵的猫，正在进入一条未知的小巷。我们下棋的时候她一直在说话，要么是为了让我分心，要么是为了说一些关于集中注意力的至关重要的话。她这么做所依从的榜样是发生在1858年的一场著名的胜局，该场比赛被称作“歌剧之战”，因为它的确是发生在一个歌剧院的私人包厢里，当时下面正在演出贝利尼的《诺玛》。音乐正是母亲所喜欢的，而那位传奇式的美国棋手也是一位歌剧爱好者。他时不时地瞄上一眼舞台上的剧情，一边跟一位法国伯爵和一位德国公爵下着棋。这两个人一直大声讨论着应对美国棋手的下法。母亲在这里要突出的是棋手受到的干扰。舞台上，教士们收受了贿赂并被谋杀，几个主要人物最终将被架到火堆上烧死，而与此同时那位美国棋手和歌剧爱好者依然能专注于自己的战略和着法，没有被辉煌的音乐扰乱心智。母亲一说到无与伦比的专注力，就会用这个例子。

有天晚上，一场大雷雨压到了我们山谷的头顶。我俩在暖房里隔桌而坐，气定神闲。身边钠灯一盏。母亲刚把棋子摆好，雷雨就轰隆隆地砸了下来。闪电和雷声轮番肆虐，我们在薄薄的玻璃顶篷下孤苦无助。外面，就如同贝利尼的歌剧；里面，植物的气息令人醺醺欲醉，还有两根电热棒在竭力发散着热量。我们在钠灯那如豆的晕黄中行棋落子。纵然身边有许多分心的东西，我依然与母亲战了个旗鼓相当。她穿着蓝色羊毛衫，抽着烟，几乎不看我一眼。那年八月下了好几场大雷雨，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光澄澈，清新怡人，宛如新世纪。每当我们坐下来，展开又一局小小的意志的较量，对着头顶暴雨的炮火和怒闪的电光，她总是轻声一句，专注。在闪电划过的那一刹那，我发现她随手走出了一步漏着。此时我看到了一步显而易见该走的棋，但且慢，我又看到一步不该走的错招，或许反倒更妙。我立刻把这步下了出来，她看在了眼里。四周全是声响，可此时我们已经把心思全然放到了倾听上。一道闪电照亮暖房，我看到了她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惊奇？抑或是欣喜？

终于，母与子。

***

如果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一切都没个定数，那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便只会过一天算一天，甚而可说是过一刻算一刻的。你不会费心劳神，想着必须或应该记住他们。你能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想着要依靠过去，要重建我对过去回忆的解读。我在回忆行为的时候经常前后不一致。我把青春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平衡不同的印象，好让自己能撑下去。直到十八九岁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告终结，也就是罗斯·威廉姆斯坐在人工制热的暖房里，跟她儿子，两个孩子里唯一答应跟她住一起的那个带着恶性竞争的意味下象棋。有时候她穿一件晨衣，露着纤弱的脖颈。有时候她会穿那件蓝色的羊毛衫。她会把领口拉上来遮住半张脸，那样我就只能看到她多疑的双眼、黄褐色的头发。

“防御就是进攻。”她不止一次这样说，“好的军事指挥官首先应该知道撤退的艺术。怎样打进去很重要，接下来就是怎样全身而退。赫拉克勒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但他最后穿着一件带毒的衣服惨死在了家里，起因是他之前的一件英雄业绩。[赫拉克勒斯打败了俄卡利亚国王欧律托斯，将他的女儿伊俄勒俘虏回家乡，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得伊阿尼拉以为丈夫变心了，就把涅索斯的毒血制成的血膏涂抹在丈夫献祭时要穿的衣服上，以为可以挽回丈夫对自己的爱，不料因此而害死了丈夫，她自己也为了抵罪而拔刀自尽。详见希腊神话。]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就拿你的两只象来说吧，为了保证它们的安全，你甚至牺牲了你的皇后。不——不行!喏，你是那样下的，而我会这么下。再小的错误也会得到来自对手的惩罚。看，只要三步，你就被将死了。”在她要开始跳马之前，她倾过身子来，用手蓬了蓬我的头发。

我都不记得母亲上次触碰我是什么时候了。我参加那些比赛的时候，母亲到底是会对我加以指导，还是粗暴地训上我一顿，我都没有明确的印象了。有时候她看上去有点患得患失，像十几年前的女人，没有三头六臂。这感觉有点像舞台上的场景。那些夜晚中的某样东西让我不由得把注意力都放到了半明半暗中坐在桌子对面的她身上——尽管我知道她就是让我分心的事物。我看见她的双手那么敏捷，而她的双眼又是如何只对我的所思所想感兴趣。对我们俩来说，这世上没有别人了。

那局棋下完，在休息前，我知道她还得再过几小时才会睡，她又在棋盘上摆起了棋。“这是我背下来的第一局棋，纳撒尼尔，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歌剧院里下的那盘棋。”她站在棋盘旁边，两手互下，一手执白，一手执黑。有一两次她停了下来，让我给出下法的建议。“不，得这么下!”她会说，语气中没有对我所选着法的气恼，而是充满着对大师着法的钦佩。“你看，他把象走到了这儿。”她的两只手越动越快，直到最后黑棋被完全击败。

我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要想知道母亲是怎样的人和她的真实生活，我就必须得在某种程度上爱她。这很难。比如我注意到，她不喜欢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要是我留在家里，她就尽量不出门，就好像怀疑我一有机会就会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给翻个遍似的。这样的人居然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有一次跟她挑明了这点，她显得无比尴尬，于是我不等她为自己辩护就鸣金收兵，跟她道歉了事。我到后来会发现，在战争的舞台上她很擅长演戏，但我觉得她当时的反应绝不是在表演。她唯一一次流露出真性情是在给我看照片的时候，那几张照片是她父母保存在卧室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的。有当时十七岁的母亲一脸严肃的学生相站在我们家椴树下的照片，还有几张照片上她跟意志坚强的母亲以及一个高个儿男人在一起，有时那人肩上还蹲了只鹦鹉。此人在好些照片中都有亮相，能让人看到眼熟。在后面他又出现的五六张照片里，他跟年纪稍稍又大了些的我母亲以及外公外婆在维也纳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我能看到酒吧的名字印在桌上的大烟灰缸上，旁边有十来只空的玻璃酒杯。不过除此之外，白漆屋里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透露母亲成年后的生活了。如果我是忒勒马科斯[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独子，其名字的意义为“远离战争”。奥德修斯征战未归，当地的无赖们以向其母亲求婚为名上门纠缠，忒勒马科斯劝说无效，遂在雅典娜的建议下出门寻父，在找到阔别多年的父亲后，和父亲一起回乡，射杀了所有的求婚者。下文中“我”是在把母亲比作忒勒马科斯失踪的父亲。]，我既找不到母亲作为那位失踪家长的活动的证明，也找不到她在那颜色跟葡萄酒一样深的海洋上漂泊的证据。

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各自悠游度日，彼此不碍对方的眼。每天早上我都乐得出门上工，即便是周六也不想待在家里。后来有一天晚上，吃完我们常吃的清淡晚餐后，我注意到母亲有一点坐立不安。虽然外面一整天都是乌云低垂，眼看着就要下雨的样子，但她显然还是很想出门。

“我说，愿意陪我走走吗？”

我不想去，也能推掉，但想想还是决定去，为此见到了母亲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再跟你说说歌剧院的那场比赛。”她说，“带上外套吧。要下雨的。我们可不想碰到点雨就回来的。”她锁上了门，我们朝着西面的某座小丘踱去。

她当时是几岁呢？也许是四十吧？我当时十八了。她结婚结得早，这是当时的习惯，也是风尚，尽管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语言，她有次跟我说过她本来想拿个法律学位的。但她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里养育两个孩子。她当时三十刚出头，还很年轻，等战争打起来后，她就干起了发报的特工工作。此刻她正穿着黄色的雨衣大步走在我身边。

“他的名字叫保罗·墨菲，那一天是1858年的10月21日……”

“好吧，保罗·墨菲。”我附和道，就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她要发过网来的二发[二发的英语是second serve，是一个网球术语，每个选手在每个球上有两次发球机会，一发不成功才会用到二发，通常因为担心双误，即两次发球都失败而失分，二发的球不如一发那么凶狠。但这个词也有“第二遍上菜”的意思，暗示我觉得母亲可能要把一个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

“好吧。”母亲脸上透出了笑意，“我就只跟你讲这一次。他出生在新奥尔良，一个神童。十二岁那年他打败了一位正好旅行经过匈牙利的大师。父母想要他当律师，他放弃了，投身了国际象棋。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比赛就是在巴黎的意大利歌剧院里下的那盘，对手是布伦斯维克公爵和伊索阿德伯爵——他们能被人记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给击败了。”一缕会心的微笑爬上了我的脸。这些个劳什子贵族头衔哪!我还记得艾格尼斯曾给那几条在米尔山吃掉她晚餐的狗当中的一条起名叫“三明治伯爵”。

“但下这盘棋时的情景和地点也是让他们变得如此有名的原因，这有点像是某部奥匈帝国小说或是某部如《斯卡拉穆许》[源自意大利的一个舞台小丑形象，后来在意大利和法国围绕这个形象衍生出了很多文学和戏剧作品，1952年乔治·西德尼还导演了一部以此为名的经典影片。]那样的冒险作品的场景。三位棋手坐在布伦斯维克公爵的私人包厢里，位置几乎就在舞台的上方。只要探出身子，他们甚至能亲吻到女主角。当天是贝利尼的《诺玛，或杀婴记》的开演之夜。

“墨菲之前没看过《诺玛》，很想好好看看这场演出，因为他很喜欢音乐。他当时是背对着舞台坐的，所以他把棋下得很快，然后下完一步就掉过头去看向舞台。或许这就是令棋局成为杰作的原因，每一步下得都有如画笔在天空中画就的素描，几乎没有触到过地面上的现实。他的两位对手总是要经过一番相互争论才犹犹豫豫地走上一步。墨菲则在他们走完后扭过头来，瞄一眼棋盘，朝前走一步兵或跳一步马，随即又回身接着看戏。如果当时有能按停的比赛钟，那么他在整盘棋上所花的时间或许连一分钟都不到。神作，至今堪称神作，都觉得是最令人难忘的棋局之一。他执的是白棋[国际象棋的规则是执白先行，先行对进攻略微有利。]。

“所以棋局是以菲利道尔防御开始的，这对黑棋来说是一个被动的开局。墨菲刚开始的时候对吃黑棋不感兴趣，他更想做的是集中子力尽快将军，这样他就能回过头去看歌剧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两位对手对理论着法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响，吵到了观众和扮演高级女祭司诺玛的女主演罗西娜·彭珂女士，她不停地朝公爵的包厢怒目而视。墨菲把王后和象调动了出来，共同控制住了棋盘的中央，把黑棋逼入了很局促的防守位置。”

母亲在黑暗中转过头来望着我：“你在听棋盘上的内容吗？”

“在听。”我说。

“黑棋很快就有点左支右绌了。这时到了歌剧的幕间休息。所有的一切都在舞台上发生——浪漫的爱情，嫉妒，谋杀的愿望，著名的咏叹调。诺玛被抛弃了，于是决定杀了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观众们也一直在看着布伦斯维克公爵的包厢!

“第二幕中情节继续。黑棋的棋子都没能发挥作用，困守在国王的旁边，马也被墨菲的象给看死了。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

“此时，墨菲又把一只车放到中路，投入了进攻。在进行了一番匪夷所思的弃子后，他把黑棋挤压到了更加绝望无助的位置。接下来他又用了最时髦的弃后的着法，就是前几天晚上我给你看过的，这种着法能很快导向将军。等歌剧的高潮到来时，就是执政官和诺玛决定在葬礼的柴堆上一起赴死，墨菲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音乐上，让他的对手陷入绝境。”

“哇哦!”我叹了一声。

“请不要说‘哇哦’。你在美国只待了区区几个月而已。”

“这是个很有表现力的词。”

“以菲利道尔防御开局，就好像墨菲在来看歌剧的路上突破了一种伟大的哲学境界。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刻意为之的。然而它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几乎到了一百年以后，那在《诺玛》舞台演出的阴影中走出的一步依然被认为是天才非凡。”

“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从国际象棋上金盆洗手了，成了一名律师，但干得不怎么样，便索性靠着家里的钱悠游度日，直到四十多岁后去世。他后来再也没有下过棋，但他有过了自己的辉煌一刻，还配着杰出的音乐。”

我们相望着，深深沉浸在了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还能感到天上在下雨，听着听着就忘了。我们站在一片杂树林的入口处，下方的远处是我们亮着灯的白漆屋。我能感受得到，她在这里要比待在那安全的温暖之中更开心。这里，不再有家的束缚后，她的身上焕发出了我很少见到的活力与轻盈。我们行走在林木的寒影中。她一点儿都不想回去，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阵，几乎什么话都没说，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中。我想，这肯定就是她在与她共事的人眼中的样子，在她那些无声的战争期间，在那些无人知晓的竞逐中。

***

母亲从马拉凯特先生那里听说，有个陌生人搬进了离白漆屋几英里外的一栋房子，人们问他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她沿着卢姆伯格树林走了一路，又穿过了圣詹姆斯村西南边那些有绿水围绕的农庄，终于来到了能看得见那人房子的地方。当时刚刚入夜。她等到那房子里所有的灯火都熄灭，然后又等了一小时。最后她摸黑回了家。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离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看到那房子里还是没什么动静。一直等到快近黄昏了，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才终于出现。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他绕着那个以前的小飞机场转圈子。他并没有目的地，她看得出来，只是在漫步，可她还是跟着他直到他回家。她再次等候在同一块地里，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他房里的灯几乎全都熄灭。她想办法来到离那房子近一点的地方，又改了主意，掉头回家，同样是摸黑走了一路。

第二天她跟邮递员聊天套话：“你给他送邮件的时候跟他聊过天吗？”

“其实没怎么聊。他是个很少见的人。甚至都不到门边来。”

“他拿的什么邮件？多吗？”

“这个啊，他不让我跟旁人说。”

“你还当真啦？”她几乎要笑话他了。

“嗯，经常是书。有一两次是从加勒比寄来的包裹。”

“还有什么吗？”

“好像就是书，其他我吃不准。”

“他养狗吗？”

“没养。”

“有意思。”

“您养吗？”

“不养。”

这场谈话没给她带来多少有用的信息，于是她终止了聊天，把邮递员弄得反倒有点意犹未尽。后来，在官方的协助下，她弄清楚了寄给陌生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往外寄出的又是什么。同时搞清楚的是此人来自加勒比地区，他的祖父祖母在英国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里当契约劳工。后来发现此人算是个作家，貌似还相当有名，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里指的应当是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1932—2018，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与石黑一雄和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她学会了陌生人名字的发音后又暗自念了好几遍，仿佛当它是一种稀有的进口花朵。

***

“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罗斯把这样一句话写在她某本备用的日记本上，我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就好像在她家中这样私密的地方，甚至是在一本秘密的笔记本里，她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地才敢把某种可能性给揭示出来。也许她都跟自己像念经一般地叨叨过很多遍。他来的时候，会是一副英国人的样子……

过去——母亲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绝不仅仅停留在过去。所以在那本私密的笔记本里，在她家里，在她自己的国家中，她知道自己依然是个攻击目标。她肯定认为，那是一个决意要报复的人，为了能不受怀疑地深入萨福克来到她身边，而会采取的伪装。对动机进行推测的唯一线索是，他或许来自欧洲的某个地区，她曾在那里工作过，并在那里作出了一些未必正当的战争决定。“你觉得谁会有朝一日来找你？”我要是了解到此事的话，就该早点这样问她，“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我想她会说：“我的罪可多着呢。”

她有一次向我坦承说，我们那个影子般的父亲在构筑防备过去的堤坝和防火墙上远胜世上的任何人。

“他现在在哪儿呢？”我问她。

“亚洲，也许吧？”这回答颇为闪烁，“他是个被毁了的人。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她上下交叠地搓着手，像是在擦桌子。自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父亲登上了那架阿弗罗都铎飞机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被偷换了的孩子发现了自己的血脉。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再也不可能像我对镖手和蛾子那么深了。他们俩就好像是父亲不在的时候我读的一本书，他们才是我学习的人。我渴望和他们一起不停地冒险，或者甚至渴望跟一家餐馆里的一个姑娘谈一场恋爱，那姑娘或许会淡出我的生活，除非我采取行动，坚持到底。因为那就是命运。

有那么几天，我尝试着侵入其他的档案，想发现一些我父亲的存在。但没有他以任何职务存在的证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要么是那里没有他的记录，要么是他的身份享有更高的密级。这里是一个越往高处走越厉害的地方，这栋七层建筑里的高层已经渐渐消失进了雾霭，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切断了与日常世界的联系。我隐隐觉得，如果父亲还存在于世界的某处，那么这里就是还能找到他的地方。不是在大英帝国某个遥远的区域，监视着日本军队投降，然后因为酷热、蚊虫以及在亚洲随处可见的战后生活的乱象而陷入疯狂。也许那些全都是掩人耳目的虚构，就像他所谓在远东得到的升职，意在遮掩我想象他在做的事情，那渐渐逼近的真相——那个含糊朦胧、如烟似雾的男人，从未被提及，而且看来甚至不存在于文字之中。

我回忆起父亲在离开前曾有几次让我陪他去城里的办公室，给我看大地图，那上面有他做过生意的各个地点，沿海的各个港口，还有隐秘的海岛帝国。我在想，这些办公室是不是也在战时充当过情报部门的中心。那栋办公楼在哪里呢？他曾在那里跟我解释他的公司如何从各个殖民地进口来茶叶和橡胶，那里还有一幅能开灯照亮的地图，以俯瞰的视角，展示了他的领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地形。也许就在我唯一所知的这个地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相似的秘密活动。在小时候带我去过的那个办公室里他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这一类的设施里，楼层的高度意味着权力。现在那栋大楼最能让我联想起的就是标准剧院，我们几个就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和充满蒸汽的厨房里干活儿，从来都不许我们到更高的楼层去，只能在门口和阶梯口像鱼一样被人挑来挑去，确保没人能去往比宴会厅更高的楼层，后来也只有套上了奴性十足的制服才有可能。难道我小时候就已经跟随着父亲进到过那些藏在云中的高层办公室了吗？

有一次，几乎像是个玩笑或是小测试，我把父亲可能的命运列了一张表，寄给了蕾切尔。

在柔佛州[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西部的最南端。]被人掐死。

在去苏丹的船上被人掐死。

永久性擅离职守。

永久性卧底，但依然活跃。

退休后住进温布尔登某家医院内，罹患了妄想症，一直被附近一家兽医院里传来的声音弄得狂躁不安。

依旧待在联合利华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

我一直也没有收到她的回复。

我的记忆中有那么多没贴标签的碎片。在外公外婆的卧室里，我看到过母亲做学生时的正式照片，而父亲的照片却一张也没有。即便在她去世后，我在白漆屋里匆匆地走来走去，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让我弄明白她的生和死，即便在这过程中，我也没发现父亲的任何照片证据。我所知道的只是，他那一时代的政治地图辽阔而又临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离得我们很近，还是已经永远消失在了某一处远方。随着地图上那些线的延伸，他可能生活在许多地方，也可能死在任何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