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没有对母亲去世的报道。罗斯·威廉姆斯的死没有在她曾属于的更广阔的世界里激起多少反响。在简短的讣告里，只说她是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也没有提到她的葬礼在何处举行。不幸的是，《明特观点》倒是提到了她的死。

蕾切尔没有出席她的葬礼。我在向亲友告知母亲死讯的时候想联系到她，但电报发出后没有收到回音。尽管如此，从小镇外边来参加葬礼的人还是多到惊人，我估计这些人都是早年与母亲共事过的。这么多年来她住址保密，但这些朋友还都在。

她没有葬在旁边的村子里，而是葬在了十五英里之外威弗尼区的贝纳克教区。她的葬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母亲并不信教，但她喜欢那个教堂办葬礼的简朴，谁在那里办过的肯定知道。

这是一场于下午举办的葬礼。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是因为从伦敦来的人可以在利物浦街赶早上九点的火车过来，葬礼结束后又可以坐傍晚的火车回去。我看着聚集在她墓前的那堆人，心里不禁猜测，这一切到底是谁筹划的呢？是谁为她选了墓碑上的那句话：“我在行过危险与黑暗时，没有失却过战士的气概”[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给友人的书信。]。我问马拉凯特夫妇，他们说自己并不知情，不过马拉凯特太太觉得葬礼办得简洁高效，回味悠长。人群里没有记者，自己开车来的都把车停在离墓地几百码外的地方，以免惹人注意。我对母亲所能表现出的悲伤肯定让人觉得我们关系冷漠。我是前一天刚在大学里得到的消息，那些不知名的哀悼者肯定觉得站在墓边的那个十八岁大男孩无父无母，漂泊无依。葬礼结束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真的走到我跟前，无声地握了握我的手，仿佛这样才算是足够的慰问，然后才继续若有所思地慢慢步出了墓园。

我跟谁也没有说话。另外一位先生走到我身边说：“你母亲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现在想想这么做很粗鲁，不过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墓穴，看着她那窄窄的棺材很吻合地嵌在大地里。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做棺材的和不管哪个订了棺材的，他们肯定知道罗斯·威廉姆斯究竟瘦到了何等地步。还知道她肯定会喜欢黑樱桃木的棺材，知道葬礼上说的那些话不会吓到她或者在别人耳朵里听来是对她的讽刺，甚至也是那人选了墓碑上布莱克的那句话。所以我那会儿正在端详着脚下三四英尺的地方，脑子里想着这些东西，这时我听到了那个男人平静的甚至带点害羞的声音对我说：“你母亲是一个杰出的人。”等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有点礼貌时，那个高个儿男人却出于对我当时不知为何不想被打扰的状态的尊重，已然走开了，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没来得及向他致谢。

又过了一会儿，教堂墓地里空了下来，只剩下了我和马拉凯特夫妇。前来吊唁的从伦敦来的人和不多的几个村民都走了。马拉凯特夫妇在等我。从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们，只跟山姆通过电话。我走了过去，他对着我来了这么个举动。他敞开了那件大大的、带着潮气的獾皮外套——双手还插在外套口袋里——然后把我兜到了衣服里，贴着他那温暖的身体，紧靠着他的心口。我认识他以来，他是那种很少会碰我的人。他很少会问我在干些什么，尽管我知道他对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颇感好奇，就好像我依然不谙世事一样。那天晚上我在他们家过夜，从客房的窗户望下去能看到他们家带围墙的花园。第二天他开车送我去白漆屋。我原本想走着去的，但他说他有话要同我讲。就在那时，他跟我讲了母亲是怎么死的。

村子里没别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母亲是在头天晚上死的，马拉凯特先生到了第二天大约中午时分才发现了她。很显然，她是一下子死去的。他抱着罗斯·威廉姆斯——他叫起了她的全名，就好像突然间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荡然无存了——进了客厅。然后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她有一次给他的，说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就请他打这个号码。甚至在他打给我之前。

电话线那头的声音问了他姓名，确认了他在哪里。声音请他再次确认她死了。然后告诉他等着。一段时间没声音。声音回来了，叫他什么也不要做，只要离开那里就行了。要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和他刚才做的事情保持沉默。山姆·马拉凯特把手伸进口袋，把她两年前给他的那张字条递给了我，上面写着要他打的号码。字迹不算正式，却挺认真，没有什么感情，不过我觉得它那清晰和准确中蕴含着一种无声的情绪，甚至是恐惧。他把我送到能俯瞰我家房子的那片丘陵隆起处后把我放了下来。“你可以从这儿走回去。”他说。然后我就朝着母亲的家走去。

我走进屋中的寂静。我放了些食物到屋外给野猫。然后在走进厨房前，先把平底锅“梆”地敲出一声响来，像她以前一直做的那样，以避开那些声名狼藉的老鼠。

有人来过了，这是当然的。沙发上没有马拉凯特先生把她放下的印子。任何能提供线索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猜想对她的死进行了迅速而高效的调查，如果有过任何政府进行的报复，那么肯定什么也看不到了。没有人会通知我。房子里不会留下任何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东西。除非是她偶然间给我留下过什么东西，等着我去发现，再结合她或许某次提到过的只言片语来理解。“马拉凯特先生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不过马拉凯特先生要更无辜。”她说过这样的话。只是那个词不是“无辜”，而是“善良”。到底是哪个呢？是“善良”吧，我想。不知何故这很重要。这里面是大有不同的。

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做。我在花园里转圈子，几乎像是巧合，我听到一只围着房子飞的杜鹃鸟正在发出中规中矩的鸣叫。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杜鹃从东边来带来的是安慰，从西边来带来的是运气，从北边来带来的是悲伤，从南边来带来的是死亡。我抬头找了一阵，循声而去，走进了暖房，这里应该就是她死去的地方。暖房的嵌板不管之前被砸成了什么样，现在反正都修好了。我努力回忆着，过去母亲很少允许我一个人独自待在家里。她总是会盯着我，看我捡起什么东西，或是对什么感兴趣。现在我已经从她的注视下解脱了，那些房间给了我一种更有力量的感觉。外面的天渐渐暗了下来。我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德国的平装书，想看看她有没有在书上面写过名字，但她的脚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会留下足印的。有一本讲风流浪子卡萨诺瓦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之后的书，是一个名叫施尼茨勒的作家写的[这里指的是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写的《卡萨诺瓦还乡记》。]。我把这本书带到楼上，爬上了床。

我做这些事肯定是在晚上八点左右，接下来我很快就被吸引到了卡萨诺瓦试图在中年时重回威尼斯那新奇而又扼要的故事中，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几天里，很适合中篇小说的简短篇幅。我聚精会神地读着，心中出人意料却又自然而然地生出对卡萨诺瓦的恻隐之心来。书是用德文写的，我读着读着就忘记了时间。当故事以卡萨诺瓦上床睡觉而结束时，我也睡着了，床头灯开着，那本小书依然在我手上。

我从自己一直睡的那张床上醒来，关掉了床头灯，发现自己置身在凌晨三点的黑暗中。我觉得自己需要换一种思路在屋子里走一走，用施尼茨勒那种更偏向欧洲大陆式的眼光。而且，现在也正是我母亲平时一直都还醒着的时间。

我拿着手电筒慢慢地在每个房间里走着，见到橱柜和梳妆台抽屉都拉开看一下。我首先搜查的是自己的卧室。在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这里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墙上已经看不到任何那时的东西了。然后我来到外公外婆的卧室，这里停留在了他们的时代里，自从他们在车祸中去世后一直都保持着原样。第三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那也是她的，床窄窄的，像她的棺材。房间里摆着一张她从外婆那里继承来的摄政时期的胡桃木书桌，她经常半夜里坐在桌前，清除着而不是记录着她的过去。家中很少用到的那部电话也摆放在这里。马拉凯特先生必须进到这个房间里来，才能拨打她给他的那个号码——也许在伦敦，也许在别处。

在那张胡桃木的书桌里，我的确找到了点东西，那是一张带相框的蕾切尔的照片，相框用母亲某件皱巴巴的衬衣包着，那张照片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我对着照片研究了一会儿，发现这肯定是在母亲离开我们，不知晓我们动态期间照的。我在想这是谁照的呢？蛾子吗？在我们没有注意到她的时候，她有多关注我们呢？这张照片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蕾切尔的穿着更像个成人，仪态举止也是成人的，而不是她当时所处的十几岁的年纪。我从来没见到过她穿成那个样子。

到结束夜间搜查为止，我没有再找到什么新东西，连忘在我卧室橱柜顶上的东西也没有。我第一次于假期跑来这里住的时候，她显然是在全部洗刷过一遍后才提出让我住这个屋的。我唯一找到的只是我姐姐那张加了相框的、被藏起来的照片，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有一年没见到她了。此时大约早晨五点，我完全醒了，决定下楼。顺着楼梯我走进了一片冰冷的寂静中，当我踏上楼梯底端的木地板时，那片地板在漆黑中夜莺般响了起来。

无论谁听到突然冒出来的响亮的“吱嘎”声都会被惊醒，一年前我半夜下楼的时候就把母亲给吵醒了。当时我只是饿了，想去找点奶酪和牛奶，踩出惊天大动静后刚转过身来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楼梯顶端，手里还拿了样我吃不大准是什么的东西。见到是我后，她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了背后。在接下来的几个片刻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她盯着我，虽然不紧张了但稍稍有点瞧不上的样子——那“吱嘎”“吱嘎”的声音都会揭示出我在黑暗中的位置。那片地板上只有靠边的地方有窄窄的一道踩在上面没有声音。但现在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在吱嘎声中穿过走廊，直到进到她那个铺着地毯的带壁炉的小客厅里，夜莺警报才告停止。

我坐了下来。我的思维跳跃得很奇怪，此时想的不是罗斯的去世会令姐姐和我失去什么，我想的是她之前更早的那次离我们而去，反倒是那次令我们感到失去得更多。我想到了她开开心心地给我们重新起名字的事儿。非要管我叫纳撒尼尔的是父亲，但这么一个词对母亲来说太长了，所以我就成了她的“斯蒂奇”，就像蕾切尔变成了“瑞恩”一样。瑞恩到底在哪里呢？即便是对她那些成年人朋友，母亲也很喜欢给他们起更好听的名字，而不叫他们受洗时取的名字。她奉行拿来主义，喜欢把人们的出生地点或者甚至是她初次见到他们的地名拿来给朋友起名字。“那是奇斯威克。”她会这样称呼一个她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操着地方口音的女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总是会跟我们分享这种零零碎碎、好玩又长知识的小片段。而当她与我们挥手作别，就此消失后，这一切也都被她给带走了。我想到了她坐在书桌前清除自己的过去，而此时，当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待在白漆屋，才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她活生生的声音。她年轻时拥有的机智与聪慧，她后来所踏入并瞒着我们的秘密生活，现在已然消逝了。

她把这所房子删削成了一条嶙峋的通道。她的卧室、厨房、带壁炉的小客厅和两边都是书的通往暖房的过道。这些就是她放置最后几年生命的地方。这个家曾经满是乡村的邻居和绕膝的孙辈，却被砍得只剩下了骨头。所以在葬礼后逗留于此的两天里，我所见到的属于外公外婆的痕迹多过了母亲的。我的确在一个橱柜里见到了几张写过字的纸。一张上面是她对家里那只老鼠的一段奇怪的遐想，那老鼠就像是家里一个赖着不肯走的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习惯了。一张上面是她的花园的比例图，也许是马拉凯特先生画的。还有一张是一直在重画的黑海沿岸国家的地图。但大部分的橱柜都是空的，就像有谁清除掉了她生活过的基本证据。

我站在她的书架前，对于一个独自住在乡下，除了马拉凯特提醒说有风暴警报外很少听收音机的人，书架里的书显得有点少。她那时肯定已经厌倦了其他的声音，除了她在小说中发现的那些。那些小说的情节或许会跌宕起伏、信马由缰，但到了最后两三章不知怎的三下五除二就回归到了该有的结尾。在这所精简到极致的寂静的房子里没有会嘀嘀嗒嗒响的钟。她卧室里的电话从来也没响过。唯一明显的因而也是会让人吃一惊的声响源，就是那片夜莺地板。她告诉我，这片地板给她带来安慰，带来安全。除此之外，寂静。放假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在隔壁房间里的叹气声，或是合上书的声音。

她有多少次会回到那放平装书的书架前，在那里她可以跟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菲力希·加多和伏脱冷待在一起。“伏脱冷现在在哪儿？”她有一次刚从睡梦中醒来，曾经睡眼惺忪地这样问我，也许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跟谁说话。阿瑟·柯南·道尔说他从来不读巴尔扎克，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要想确认任何一个主要角色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场简直太难了。但母亲对《人间喜剧》了如指掌，于是我开始想，不知在哪本书里她会找到自己那未被记录下来的生活的一个版本。她曾对散布在这些小说中的谁的职业生涯进行过追索，直到她对自己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她应该会知道，《苏镇舞会》是《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唯一没有出场的一篇，但在那本书里他也时时被人提及。一念之下，我从书架上把这本抽了下来，匆匆翻了一遍，然后发现在第122页和第123页之间夹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我看着像是一座白垩山，画在一张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地图上没有地名。一张或许没有任何意义的纸片。

我重新回到楼上，打开了依旧放在外公外婆房里那个装照片的牛皮纸信封。不过里面的照片比过去少了。没有了之前一个夏天她给我看过的比较戏谑的、天真无邪的几张。我又见到了母亲严肃而又年轻的脸，站在从厨房延伸出来的欧椴树荫下——但那之后的照片，我最喜欢的几张，却不见了。所以那些照片也许并不天真无邪。就是罗斯和外公外婆以及那个从其他照片里看熟的高个儿男人一起照的几张——我尤其记得其中一张，在维也纳有着外国装饰风格的卡萨诺瓦滑稽剧酒吧里，母亲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坐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身边有这几个成年人陪着，一位热情的小提琴演奏者弯着身子凑向她。甚至还有另外几张，好像慢速摄影一样，大约是在一小时后拍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挤作一团，大笑不已。

“那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是我们家邻居，他们家是搭茅屋的匠人。”罗斯在给我看那些现在已经不见了的照片时曾这样告诉过我。我当时指着这个外人问她是谁。“他就是那个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男孩。”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不过现在，当然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那个出现在母亲的葬礼上，有着害羞的、平静的声音，站在她的墓旁想跟我说话的人。他比当时老了些，但我还是从那些零星的照片上把他给认了出来，他跟照片里一样的身高和仪态。我曾有一两次在我们大楼的走廊里见过他，他是办公室里的一个传奇，等在只有专人能使用的蓝色的电梯里，去往不知具体几层的高层，那里望出去的景色对在大楼里工作的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只能靠想象的。

我在白漆屋待的最后一晚，也就是葬礼过后的第二晚，我走进母亲的房间，来到她那张没铺床单的窄窄的床上，躺在了黑暗中，像她肯定做过的那样，望着眼前的天花板。“跟我说说他吧。”我说。

“谁？”

“那个你跟我撒了谎的人。那个你说你不记得名字的男人。那个在你的葬礼上跟我说话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