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一个满脸痘坑、梳着大背头的男人走进了法律援助中心。他要给刚被批捕的妻子申请法律援助，但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自然会指派，很少有家属主动申请的。

男子叫刘江，辩解说自己家里确实有难处，隔天就带着填好的表格到所里找我。我看了一眼，他妻子涉嫌贪污公款九百多万元，他目前无业，唯一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我答应他，去法律援助中心值班时就把表格交上去。他却赖着不肯走：“家里太困难，求你帮帮我啊。”

我俩这么相互耗着，来到走廊，遇到我们律所主任的弟弟，我打了声招呼。等主任的弟弟走后，刘江突然跟我说：“刚刚那个人是我们家亲戚。”我不太相信有亲属关系的人擦肩而过时能认不出对方。刘江跟我说，他的父母都是聋哑人，儿时家里揭不开锅，父母就会带上他去一个舅爷家拿干粮，讨一点钱来过生活。而这个舅爷的儿子就是我们律所主任的弟弟。

我说真是亲戚的话，出于礼貌也该打个招呼，把他送去主任弟弟办公室门口，我就先走了。半个小时过后，我接到主任弟弟电话，这人确实是他们家亲戚，而且这案子要我汇报给主任一趟。我答应一定尽快安排会见。

第二天我把表格交给司法局领导，询问这种情况能否安排法律援助，顺便隐晦表达了当事人与我们主任这不远不近的亲属关系。我还给刘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法律援助的事情应该问题不大，让他放心就好。真没想到，曾经那个情商极低的我，经过几年的锤炼，现在竟然也懂一些人情世故了。

而这个刘江，这个口口声声说家里困难，打不起官司只能申请法律援助的男人，无名指却戴着一线品牌的戒指——不下两万块钱，脖子上的羽毛吊坠更是价值不菲。

刘江的妻子，名叫林红，第一次出现在会见室和我见面时，落落大方。

“请问您是谁给我请的律师？”

我告诉她，暂时走的是法律援助程序，说完摊开本子，让林红详细讲述一下案件的经过。

林红说，她记不清楚家里从哪一年开始就入不敷出了，最后夫妻俩决定把从已故公婆那继承来的小房子给卖了。两个人在家算了一宿，至少要把未来十五到二十年的房租先存起来，但是剩下钱的钱还债也就刚刚够。

尽管林红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俩卖掉唯一的住房，要拿出养老金帮他俩把外债先还了，但是被林红严词拒绝了。她说：“直觉告诉我，如果母亲帮我把钱还上，那么刘江就会像蚂蟥一样叮上我母亲，直到把老太太的血吸干净为止。”林红跟刘江生活了十几年，太了解刘江的脾气秉性了。

搬进出租房之后，林红松了一口气，虽然房子没了，但是未来十几二十年都不用为房租发愁，她在动物园上班，旱涝保收，每个月的工资足以支撑她和儿子的生活。刘江也破天荒地连续上班半年多，每个月甚至还有一些余钱。这个家在破产之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快到年底的时候，刘江提出要贷款买一台车，这势必要动用未来的房租，刘江保证：“相信我，我每个月工资的剩余肯定够还车贷的，我们得把日子过得兴旺起来，未来我们还要用公积金共同买房。”这是自结婚以来刘江第一次主动与林红规划未来。林红没想太多，直接把卡给了刘江。

过了几天，当刘江把车开到林红面前的时候，她直接傻眼了，眼前这台商务车与她想象的代步小车差得太多了。林红查了一下卡里的余额，突然就明白了，刘江这种人怎么会改变呢。

过完年，刘江马上说自己身体不行了，每天早上起床时都要拼尽全力。“他不是真的得了什么绝症，这是他不想上班的前奏。”看到我的脸上写满对刘江的担忧，林红赶紧给我解释。刘江装病两个多月，给自己买了许多营养品，还买了辆自行车。从此刘江的生活就是开着商务车拉上装备，到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骑自行车，他说这样才能保养好身体。

林红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了，反正动物园不会拖欠工资，而且上班要穿统一的工作服，平时不需要买衣服。她把能攒的钱都攒了下来，将来儿子上大学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林红从那以后也放弃了自己的丈夫，她告诉我，这个男人最长的工作只坚持了一年多，平均两个多月就要离职，不嫖不赌，但把所有钱都用在吃喝保养上，香水、护肤品用得比她都勤快。

林红刚嫁进来的时候，虽然觉得刘江家庭条件过于一般，但是公婆退休后仍在做保洁工，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她不知道的是，两位老人家这一生因为生理缺陷苦苦挣扎，他们曾经放下尊严向亲戚乞讨，只为了抚养刘江长大成家，好不容易才留下那套能够容纳一家三口的小房子。

往后口述的内容，我越听越诧异，很难想象，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居然会促使林红协同他人贪污九百多万元人民币。

林红的节俭被她的搭档程姐看在眼里。

程姐被查出患有癌症的时候，刘江再一次让小家庭面临破产。程姐想活着，而她眼前能寄托希望的人就是林红。“程姐先是送了我一支大品牌的口红，我涂上去的时候觉得自己人生的前四十年都白活了。”林红回忆着，说涂上口红显得气色极好，和过去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程姐抓住这个机会，又送了一套高档护肤品给林红，督促林红：“女人在这个年龄再不抓紧保养，以后可就来不及了。”虽然林红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礼物，但她真的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后来程姐送她一条大几千块钱丝巾的时候，两个人顺理成章地谈起心，到最后程姐坦白自己得了癌症，治疗费用家庭承受不起，她却想活着。

程姐提出想挪用一点公款治病的时候，林红甚至都没有深思熟虑就答应假装不知道，她说：“活在痛苦里的人，很容易理解别人的痛苦。”从林红进入动物园工作以来，就没有被查过账，所以她觉得程姐只要很快把钱还上，那就不会被发现。

程姐为了活下去，不仅挪用了公款去治病，还用公款买了很多补品，她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放疗和化疗。她每次都会把买来的补品分一些给林红，理由都是林红活得像个苦行僧，现在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大概半年以后，程姐不仅没有把挪用的钱还上来，还变本加厉，只是从未被发现。林红也感觉到自己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诱惑。“当我第一次把钱拿出来买好看的裙子和包包，我看着容光焕发的自己，突然间这种感觉战胜了理智，我不想去想以后会怎么样。”

林红刚开始只是偷拿了点钱买服饰，她觉得这点钱在程姐挪用的公款数额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一直没有被发现，林红胆子越来越大，她开始拿这些钱去护肤、去吃喝，最后竟然发展到拿公款去买彩票、去赌球。她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中大奖，那么就永远不会东窗事发。

她们过了三年这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计较后果了，只想享受。“但我知道，我终将有一天会自食恶果。”那一天就是新上任的领导准备查账时。那天晚上下班，林红和程姐在办公室里相对无言地坐着，最后很有默契地关灯锁门，一起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做笔录的时候我有一种解脱感，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林红以为自己在看守所里会生不如死，毕竟由奢入俭难，没想到她也适应了，只是每天期盼能有个律师能来见见面，让自己对刑期有个了解。

在和我的谈话里，她有表现出，希望刘江能来帮自己的意思。我敲打她道：“你期待刘江能管你，是因为刘江也获益了对吧？”我相信林红知道刘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抱有期待，那么就不单单是出于夫妻情谊的考虑了。

林红笑而不答，嘱咐我跟她母亲和儿子联系一下，一定要老母亲放心，她现在还算过得可以，却并未对刘江有任何嘱托。

我跟刘江约在所里见面，恰好被主任撞见了，她应该是对刘江的事情并不知情，倒是她弟弟第一时间出现，把她拉到会议室里：“这个就是大姐家的那个二小子，老婆出了点事儿。”主任好像还在记忆中搜寻到底是哪个大姐家的二小子。

刘江还有些不明所以，我小声地告诉他这位是我们主任，也就是他的亲戚。

“五姨啊，我是刘江啊，我小时候总跟我妈去你家，那时候你还没结婚呢我记着。”刘江热情地迎上去握住主任的手，没大没小，在那回忆主任婚前的风姿绰约。后来才说起人话，讲到主任家曾经对他们这户穷亲戚是如何帮扶的。“五姨啊你那时候就好，每次都往我兜里塞几块钱，我那时候真是又穷又要面子。”刘江说得热泪盈眶，实际上肢体动作又很警惕，第一时间把自己右手大拇指上的戒指遮盖住了。

“小刘你明早把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办。”听到主任这么说，刘江膝盖弯曲，仿佛马上就要跪下去给主任磕头。

主任走了之后，刘江不停地重复着说太好了：“我要是争取到主任处理这个案子，是不是我老婆的事就更乐观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刘江，这几百万的贪污案，能乐观到哪里去？

刘江硬赖在会议室里不肯走，全方位地打听我们律所的情况，打听主任的家庭情况。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刘江亢奋的心情：“我要怎么报答我五姨？我明天就来所里给你们打扫卫生。”我赶紧求他放弃这个可怕的想法，所里保洁阿姨马上就要退休了，每天兢兢业业，他就不要来横插一杠子了。

刘江走的时候还兴奋得一直碎碎念，谋划着怎么才能抱紧主任的大腿。虽然我不太喜欢他这副德行，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毕竟他的背后是主任。

刘江在等电梯的时候，把脖子上的几条项链和手腕上的镯子都揣进口袋里，扳指也拽出来握在手心里，只剩一件看似朴素的黑色短袖。但他脚上那双颜色扎眼的限量版球鞋却是没办法很好地隐藏起来。

“小刘你聪明起来真是了不得。”

主任听说我已经想办法帮林红申请了法律援助，把递到我面前的咖啡杯又收了回去，我的手尴尬地接了个寂寞。我试图解释一下为什么给林红申请法律援助，主任摆摆手拒绝了我，我窘迫得想深呼吸一下。“马上打电话，如果林红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规定，那就不要破格给她指派法律援助的律师。”主任把咖啡杯放在我面前，示意我坐下说话。

我跟主任汇报了一下案件的大体情况，但是目前尚不能阅卷，这一切仅限于林红的口述。主任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一些重要信息，突然冷不丁冒出句：“这几年的新闻里总能看到动物园里的各种动物健康状况不佳。”

“这个案子还是你来做，我也参与进来。”主任嘱咐我要按照正常代理案件的频率去会见，及时与检察官法官沟通以便了解案件进展。我保证一定尽心尽力。

虽然获得了与主任合作的机会，但我还是有一丝丝的失落感。如果这个案件走法律援助程序，我至少不至于搭个车马费，但是现在来看，我恐怕要赔钱做案子了，我不相信抱紧主任大腿的刘江能舍得支付律师费，哪怕远远低于正常价格。

就在这个时候，刘江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箱子进了主任的办公室，进门之后直接把东西放在了主任的办公桌上：“五姨，这是我家里原来有的一个紫檀大佛摆件，我也没有什么钱，这个就请你不要嫌弃，先收下。”不等主任开口，刘江把一个做工精美的佛爷从箱子里抱了出来，喋喋不休地跟主任讲述这个摆件的来历，生怕主任不收。

主任看了一眼，把办公桌后面的那扇门打开，示意林江搬进去。我一直对那个小屋子充满了好奇，主任送我的丝巾、笔记本等等都是她从那个基本不开灯的小黑屋子里拿出来的。

我惆怅地走出主任的办公室，强迫自己接受这种现状，接受偶像也会有污点。

主任是一个摸爬滚打了三十几年的老律师，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律师事务所，本来就是站在当地行业食物链的顶端。更何况，她当年是把孩子拴在家里桌腿上，自己出来接案，帮当事人带孩子，才走到了今天的位置，她得到的必定会比我们多。我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她必须是出淤泥而不染，一心一意地帮助别人而不能得到任何馈赠呢。

我强迫自己不要失落，但还是想不通，主任已经那么有钱了，还要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却要一个我这样不敢失去任何机会的小律师来自负盈亏。我只能说服自己，既然要珍惜在主任面前表现的机会，就放下其他心思，好好地做案子，跟主任学学她是如何推动案件的。

而在主任办公室还卑躬屈膝的刘江，转过身就挺直了腰板：“小刘，这几天有时间的话还是得麻烦你再去见一下林红。”刘江希望我告诉林红，他找了个一顶一的律师，让她尽管放心。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刘江，他似乎有些心虚：“我可以送你去，我也没付律师费，不好意思让你搭钱的。”

我欣然应允。

林红算是一个省心的当事人，她能接受自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刘江却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属，他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五姨，你帮帮我，刘律师说我老婆不能取保候审，我昨天一宿没睡。”刘江抚着胸口，好像随时都会猝死一样。他的油头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这个金额的案件，怎么也不可能取保候审啊？”我也委屈，总不能因为当事人家属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我就要撒谎吧，我白了刘江一眼，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告小状。

“小刘，你去检察院提交一份《变更羁押措施申请书》。”主任没有细问我做了什么，而是直接下达命令，让我去做一件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主任转过头去跟刘江解释什么是《变更羁押措施申请书》，我则回去写文书，临走前“稳准狠”地把鞋跟踩在刘江影子的太阳穴附近，心情舒畅了很多。

我把所有理由都罗列在申请书中，但交上去之后还是没有得到回复，而且就连林红本人都觉得刘江这个要求就是在痴人说梦：“他这辈子就没有过务实的时候。”

刘江见没有消息，竟然带着儿子来找主任。我被召唤进办公室的时候，桌子上堆着玉镯和一些其他的首饰，一个长得颇像林红的男孩子，与刘江隔着一张椅子坐在那，一直低着头。刘江见我进来，依然在那儿诉苦：“五姨，孩子实在是想妈妈。虽然从小我就带他，但我怎么也不可能取代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五姨，求你可怜可怜孩子。”

我看了一眼那个男孩，他的脸上出现一抹红晕，这个情况确实很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觉得窘迫，他正被父亲当成一件达到目的的工具。或许这场景，刘江童年时在主任家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他并不觉得伤自尊，但是对于他儿子来说，确实难以接受。

主任看了我一眼，我在那个男孩边上坐下说：“你妈妈让我告诉你，她希望你调整心态，好好学习，争取做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她觉得很对不起你。”男孩抬头看着我，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得知男孩马上就要高考了，主任不由分说地让司机赶紧送他回学校，嘱咐他高考过后一定过来找她，男孩一边抹眼泪一边跟着司机下楼。

主任第一次对刘江露出不悦：“你为老婆奔波我能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再打扰孩子学习了。”刘江赶忙解释这是孩子自己要来的，这孩子想妈妈的心谁也阻拦不了。我真想给他一巴掌，怎么就他那张嘴叭叭的最会说呢。主任也听得不耐烦，挥挥手让他先去忙，只是最后也没忘了收下他带来的首饰。

每隔半个月左右，刘江就会开上商务车带我去看守所会见林红。每次刘江都会根据是否与主任见面而决定穿着打扮，主任不在的话，他脖子上长长短短的能挂好几条项链。

路上刘江永远在哭穷，从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起，最终归结到林红给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小刘，你说我老婆取保不成功是不是因为我没给你们主任交律师费，我知道人家接案子费用高。”刘江总觉得如果主任真心帮她，那么他老婆现在早就逍遥法外了。

“你可以给主任拿一点律师费，就算主任不收，你也尽可以放心了不是。”我知道刘江只会哭穷，他的钱除了给自己潇洒怎么可能有别的用途。果然刘江哭丧着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哭穷，还给我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必需的开支，孩子的生活费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他自己营养品的费用也赫然在列。我帮刘江想了个办法，提议他把车卖了，这样不仅没有了加油保养的费用，手里还有一点存款。

“那不行啊刘律师，本来这个车就不咋值钱，卖了车我出门怎么办？”刘江听闻我提议让他卖车，急得脸都红了。在他的世界里，坐公交车是万万不可能的。我环视了一下刘江的车，还有几套刚干洗完的衣服，一些户外健身器材。我很好奇这样一个花销不低且没有进项的家庭到底是怎么维持运转的。

“林红刚出事的时候，我几个朋友都给我拿了点钱，哎呀我家孩子学习好啊，我那些朋友都舍不得孩子。”刘江说，家里条件最好那几年，跟他一起组团骑自行车的哥们儿家里条件都不错，听闻他家突遭变故，朋友们出钱出力，有的还要帮忙出律师费。

说到律师费，刘江的话戛然而止，有些心虚地看了看窗外。现在刘江已经不太跟朋友们一起玩耍了，因为要在朋友面前表现出专心照顾孩子的好父亲形象。

每次我进看守所，刘江都会嘱咐我告诉林红省着点花钱，家里实在是没那个条件了。

但由奢入俭难，林红从未省着点花钱，她在看守所里的每一项固定支出都不能缩减，想尽一切办法搞到好的护肤品和洗发水，换季也要存两件颜色鲜艳的衣服，这些事情她不要求自己的母亲去做，而是让刘江必须几天之内给办好。刘江牢骚一大堆，最后也会照办。

林红数次让我嘱咐她儿子尽量去姥姥家度过周末，她觉得刘江自私且爱玩儿，根本没办法照顾好正在上高中的儿子。“虽然会增加我妈的负担，但是我相信她愿意把钱花在照顾我儿子上，而不是给我家填窟窿。”林红此时无比庆幸当初没有把母亲的钱用来还债。

林红的母亲每次跟我通话都是从头哭到尾，她早就把外孙接到自己家，每个周末给孩子做好吃的，只希望这样能弥补一下家庭给孩子造成的创伤。“我外孙是真的可怜，这个破烂的家庭最终都要压在他肩上。”

我大概能理解她话里的意思，不管孩子将来如何优秀，那个极度自私会享受的父亲肯定不会放弃吸血，而林红出狱之后已届退休年龄，却享受不到任何退休待遇。

案件到了法院之后，刘江急匆匆来所里找我，手里拎着一个礼品袋，在会客室里，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化妆品套盒推到我面前：“小刘，你帮了我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我看了一眼这个礼盒，笑而不语，我不相信刘江会突然懂得人情世故。见我一直推辞不收，刘江说：“小刘律师你不收我心里不踏实啊，我也不敢提要求啊。”

刘江的要求是让我跟法官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林红的刑期调整到三四年这个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儿，这不是想让我去说服法官枉法裁判吗？

因为我一直态度坚决，刘江收起礼盒去了主任的办公室。“五姨，咱们那个法官您熟悉吗？”刘江声称他有个朋友认为林红这个罪名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判个三四年，这样到了监狱再办个假释，人很快就能出来。主任被这一番天方夜谭震惊了，我以为主任会言辞犀利地骂他一顿，但是主任却一反常态：“我会尽全力。”刘江感激不尽，把我没收的化妆品套盒又转送给了主任，主任也不推辞，看都没看就收进了仓库。

我开始期待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听所里的前辈们说本案的审判长曾经也是我们所的律师，只不过后来转行当了法官，主审法官曾经在我们所实习过，我倒是想看看凭着这番关系主任是不是真的能把林红的刑期砍掉一半。

我阅卷后把所有材料都打印了出来给了主任一份，但我几次进主任的办公室，发现那些材料都没翻动过，我越发觉得这个案件主任许是要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不然不会这么胸有成竹。

开庭前一天，主任让我把开庭发问的清单以及辩护词给她看一看，虽然不知道主任想怎么发挥，但我还是认真地做了工作。

“确定犯罪数额的证据确实充分吗？”主任一说，我豁然开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本案最关键的问题：两个犯罪嫌疑人贪污的款项到底是多少钱？本案没有进行审计，有很多钱是银行流水查不到的，只是通过口供确定的，但是两位被告人的口供还有相互不符的情况。我想加上一句按照《刑法》的规定，证据不足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主任让我把这句话去掉，“就让法官作为一个考量情节吧，不要让公诉人觉得这是我们认罪态度不好。”

开庭那天，我跟在主任后边走进法庭，早已就位的审判长看到主任的出现很吃惊，主任主动跟公诉人和法官握手，说自己年龄大了，很少出庭，如果因为听力和反应力跟不上，大家不要介意：“毕竟还是要让老律师有饭吃嘛！”

主任脱下外套，我想帮她挂到椅背上却被拒绝了，开庭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表意见，但还是像我们新手律师一样认真记录开庭过程，重要问题予以标记。

开庭后刘江没事就搬点东西过来找主任，顺便打探一下主任把这个案件办到什么程度了。

孩子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后，刘江带着儿子又来了，孩子一脸无奈地坐在主任办公室，听着父亲不停地吹嘘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到了中午，主任喊上我一起吃饭：“我要宴请这位高考成绩优异的孩子。”

下午我去会见林红，孩子也跟着去了，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全程与父亲无交流，刘江却不舍得放弃继续哭穷的机会，完全忽视了儿子一直扭头看向窗外。

9月初，法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判决书，我放下手头的活儿冲到法院，我确实对刑期充满了好奇。最终结果是有期徒刑十一年半，这个刑期很正常。“判决书拿回来。”主任最后嘱咐我让她来告诉刘江判决的情况。刘江又把儿子带来了，如果刑期达到他的预期，他已经做好了跟儿子一起下跪感谢主任的准备。

看到判决书上的刑期，刘江直接傻眼了：“你这也没给我办啊？”他站起来把判决书扔到桌子上，强行压抑住怒气。主任对刘江的质问并未回应，而是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刘江儿子的手里：“这个钱你收好，是你上大学的费用，谁也不可以动。”接着主任给刘江算了一笔账，他拿来的每一件东西，都让主任找人卖掉了——从文玩到化妆品，每一笔账单都清清楚楚，最后主任还往里面加了一万块钱，是给孩子的上学费用。

“我当了近四十年的律师，案子量刑是否合理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你的无理要求去跟你朋友商谈吧。”接着，主任帮刘江回忆了曾经他父母是如何将他拉扯大，到亲戚家求助的。“你父母带着你去讨要是因为他们是特殊人群，生活确实艰辛，你有手有脚却把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数次带到我的办公室，你这个爹当得合格吗？”刘江毫不动容，倒是他的儿子抬头望向主任，眼泪流了下来。“你多次表达自己揭不开锅了，但是出行全部靠车。”刘江还想解释，却被主任制止，“作为亲戚，我不收你的律师费，但你给的所有礼物我做主了，都给孩子存着上学。”

主任礼貌地送走刘江，然后带着我去了财务室，从自己账上划了五万元给我，说自家亲戚的案子，不会让我免费帮忙的。

我好奇的是，看得出来主任很喜欢刘江的儿子，那次帮忙过后，她却没主动联系过对方一次。我心里猜想，或许是不想再有第二个刘江了，有时，不计较的帮助或许对求助者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而主任自己倒是挺无所谓地反问我，如果再拨通电话回去，两边的态度就一定是平等的吗，对方心里会好受吗？后来我办了不少的案子，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也习惯了删掉当事人。或许这样对他们来说，生活会轻松一些。

我把判决书送给林红的时候，她说不上诉了，尽早去监狱，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吧。之前听闻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林红哭了一个多小时，那是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她第一次哭。林红说自己不配跟儿子说爱不爱，但她一定会跟刘江过到最后，不允许刘江吸儿子的血。

“我绝对不会跟刘江离婚。”

林红为了孩子，从此把自己圈禁在婚姻里一块狭小的地方，不快乐，但也绝不踏出一步。我总在回想，当林红发现刘江本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她离开？如果那时她要离开又该做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她觉得自己被亏欠了，那九百多万就像是对自己疯狂的补偿，疯狂之后，再宿命一般地低头认罪。

我时常想起我去面试的时候，主任因为我专业特殊，才选择留下我，毕竟很少有人学法医却来当律师吧。后来，她不想留下我的原因是我个性太强，她没有直接否定我，说我不适合做个律师，而是委婉地说我这个性格适合自己当主任。那时的我不仅年轻还低情商，把这句话当成了一种激励，所以当初很勇敢地出走离开了她，最后一步步成立自己的律所。每一步虽然艰难，却很坚定，因为业界标杆式的人物曾经那么看好我。

过了些年，我带着我的编辑小旋风和一些朋友去见过一次主任，他们惊奇地发现我乖得跟小绵羊一样。这种敬畏源自跟主任学习那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当我写下这些话的同时，主任在医院发来微信，她的律师职业生涯就此谢幕，因为身体原因，年过古稀的她只能安心休养。我想告诉她，我毕生的理想，就是能像她一样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