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第三幅画是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1948年创作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见插页图4）。画中人是克里斯蒂娜·奥尔森，她是怀斯的邻居，也是他的朋友。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克里斯蒂娜在麦田中爬行，肢体动作有些变形，远处的农舍古老而灰暗，与干草和阴沉的天空遥相呼应，那是她的家，她正一动不动地望向家的方向。房屋清晰可见，但它又在构图的角落里，位于地平线上，既远又近。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身躯在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

在我看来，这幅画展现了死的过程——它捕捉了一种孤独的、不可实现的目标。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这是一种极具现实性又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不再听我的使唤。比如，对我来说，抬抬腿都是一件很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喝一杯水也是消耗，每一个动作都是。远方那个最后的归宿，我心向往之，但又很难企及，因为我已无法依靠自己抵达。

癌细胞入侵尾椎后，我基本上失去了对下肢的控制。像现在，我想跟来安宁病房看望我的学生、朋友聊聊天儿，却没法自己坐起来，只能调整病床的高度，抬高30度，好直视他们的眼睛。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我其实一直觉得，即便是癌症，对我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改变。2022年8月，刚确诊时，我也就消沉了两天。不是悲伤，不是害怕，只是不相信，因为我的身体一向很好。那时我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两天后冷静下来，我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

最令我难过的是在治疗过程中，疼痛消磨了精神，我很难再完整地看一本书，更别提爬山、徒步。我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前，我很大一部分的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

好在生病后，我的睡眠质量好了不少，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像填表、申报，现在我再也不因它们而烦恼了。

确诊的第二年开始，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我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看了三四遍《我的团长我的团》，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

2024年夏天，我也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1/8决赛，两三周后，我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没精力看了。我并不是真正的球迷，没有喜欢的球队，看比赛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这个游戏，一场人们都在认认真真玩的游戏。我看的最后一本书是《PHI：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我意识到自己似乎不再有体力看书的时候，我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