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癌以前身体非常好，很少去医院，生病后，我在住院时常常面临衣不遮体的窘境。在第一次住院时，我忽然认识到原来人的身体和我所理解的身体完全不一样，医院向我展现了一个赤裸裸的生理身体的世界，让我重新理解自己是谁。人的社会身体在病房中隐去了，曾经被社会身体遮蔽的赤裸肉身在病房中显现出来，人格、自由、行为、文化通通被排除在病房之外——我进入了一个应身隐退而报身显现的世界。

密歇根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威廉·伊恩·米勒在《解剖厌恶感》(The Anatomy of Disgust)一书中对爱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定义——爱是恶心的悬置。在病房里，我无数次看到病重的老人赤裸地躺在病床上，他们的孩子在床边为父母擦拭身体，清理排泄物——儿女们不单单是出于义务这样做，他们也真的没有感到恶心。我想这便是爱作为一种身体体验的表现：不排斥恶心的对象或恐惧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身体体验来接受。很多电影中也有类似的场景：一对夫妇早上起床后，一个人如厕，另外一个人一边洗漱一边跟爱人聊天。爱是亲密无间的，是恶心的悬置。父母对孩子的爱也是如此，我是有洁癖的，但在我成为父亲后，我从未觉得给孩子换纸尿裤是一件恶心的事。面对我的孩子，我只觉得对他有无尽的爱。

在报身与应身的相互遮蔽与揭示中理解恐惧，我们应该首先判断恐惧源自哪一层面的身体。例如，害怕某个人不喜欢我，或者害怕丢掉工作，抑或害怕钱赚得不够多……这些都是应身的恐惧。而一旦你感到报身的恐惧，前面提到的所有应身的恐惧就会在突然之间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当你生病时，被生理的病痛折磨，因看到医院里残酷的报身世界而感到恐惧时，那个人还喜不喜欢你、能不能保住工作或赚多少钱都不再重要，报身带来的恐惧威胁会直逼生命本身，最终走向对死亡的恐惧。

这时我们应该回到法身。关于法身，我一直没有讲太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最为重要，但我们总是忽视其意义。法身作为纯粹普遍性的物种身体，也是生生不息的、不死的身体。人人皆有的法身表明，我们无非是自然界中食物链的一环。这一生命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以其他生命体为食物的同时，自己也必然是其他生命体的食物。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作为普遍的法身而存在时，就不会再害怕个体的死亡。因为个体的“我”死了，作为普遍的法身却永恒存在，生命的价值由此得以实现。恐惧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所体现出的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实际上，我们不理解恐惧，原因在于我们并不理解身体。

哲学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向死而在”，但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忽略了报身的优先地位及应身的隐退。或者说，它忽视了尼采的胃，忽视了病房里赤裸的报身。一旦真的“向死”，也就是说当死作为一种确定性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何谈时间的未来与现在的筹划？应身世界的自由，我已全然失去。一旦死亡直逼而来，在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身体结构和心智结构已经被完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