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2日，是我和年轻人对谈的第八天。这一天，她问了我一个普鲁斯特问卷中的问题：“如果死后有来生，您觉得自己会变成什么人或物？”

我的答案源自一首诗，诗的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传说中他跳入埃特纳火山而死。我尝试用接近荷马游吟诗人的音调朗诵了这首诗。

ἤδη γάρ ποτ' ἐγὼ γενόμην κοῦρός τε κόρη τε θάμνος τ' οἰωνός τε καὶ ἔξαλος ἔλλοπος ἀχθύς.

古希腊语中，恩培多克勒的措辞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我“或许”是，而是用了我“曾经”是。我想，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条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我不害怕变成鱼。在海里，小鱼可能被大鱼吃掉，也可能被人类捕捞，被制成刺身后摆上餐桌。我不害怕这些，我觉得这件事就应该是这样的——它反而是文明的象征。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为什么不愿意在死后回到食物链的底端，去感恩，去回馈呢？鲸类死后会沉于深海，反哺海洋，鲸鱼的尸体是海洋生物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可以给许多生物提供一整年的食物。

生病后，我重看了1993年上映的影片《天劫余生》，它根据真实事件的回忆录改编而成。1972年，一支乌拉圭的橄榄球队搭乘飞机赴智利参加比赛，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失事，20多位幸存者面对冰天雪地的生存环境，竭尽全力，只求活着走出死亡之地。他们起初满心等待救援，却只能绝望地面对现实，食物日益减少，还遭遇数次雪崩。经过讨论与挣扎，他们开始尝试做一些原以为不可能做的事——分食同伴的尸体。飞机坠毁70多天后，活下来的16个人终于走出死亡之地。

前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姆伍德在遭遇鳄鱼后，坚定地认为自己在鳄鱼的眼中不过是食物。鳄鱼和其他可以夺走人类生命的生物考验了我们对生态身份的接受程度，即我们是否接受自己作为食物链的一环，而不是维持在食物链的顶端。

我们知道食物的重要性，知道食物的意义，靠吃什么样的食物表征我们的地位和人格，同时我们又极力否定食物作为食物真正的意义。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环境？不过是食物链而已。因此，普鲁姆伍德在从鳄鱼的口中逃脱后，数次强调：我们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这说明什么呢？当我们吃鹿肉的时候，鹿贡献了它的身体让我们生，而当我们或者其他动物死后，我们也贡献自己的身体，让其他生命活下去。所以人的死亡作为一个事件置于生物链中，并不是像大众想象的那样，是孤独的、充满危机的、绝对的终点。生和死是相互链接的：我的死是别人的生，别人的生恰恰是以我的死而体现的。如果这样想，我们的生命是很伟大的。

这一观点同样引发我对传统丧葬文化的反思。人死后是否被放进棺材埋入地下，从结果上看没什么差别，尸体还是会逐渐被微生物分解。在棺材和文化的包装下，把自己置于自然之外，显然是自私的行为。

除了传统的土葬、火葬，也有逝者选择将骨灰撒向大海。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会选择四株相对而立的白桦树，将木杆横在树枝上，形成一个四方的平面，然后将逝去的人置于其上，再用树枝覆盖，这是他们的风葬。在大自然中生息的民族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在族人离开世界的时刻，以一种感恩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大自然，我想这是一件充满温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