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最渴望的是阳光。对一个刚战胜病魔重新站起来的男人来说，比起美味的食物和白嫩细腻的女人肉体，他更渴望什么？我想应该是阳光吧。

“你总是一脸饥饿的表情。”以前的一位老师用责怪的语气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话时，老师的眼睛不像平日里那样目光炯然，而是怔怔地望着窗外那远处的山。他的眼神孤寂，不冷不热的目光从我深陷的两颊上扫过时，我只能低下头躲避。

在街上遇到老朋友时，他们嘴里蹦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怎么这么瘦了？”而有一次正好我们都有时间，就一起到胡同口的小餐馆吃饭。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朋友当时的表情不知怎的和那老师很像。他那不解的眼神和似乎想要说什么的样子，让我感觉心里很不舒服，于是我会无聊地开着玩笑，或是评价一些最近读过的书。如果一个人只能听着自己的笑声才能发笑，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凄苦悲惨。于是，像在以前的老师面前一样，我把那段高分贝的笑声吞进肚子里，嘴里支支吾吾，然后默默地把视线移开。

我为什么常常对食物感到厌恶呢？我总想把胃里那黄黄的消化液吐个精光，再把那红红的内脏一一吐出来，只要能做到，还真想把肠子像翻袜子似的翻个个儿。像那样饿个一顿两顿，到后来饿得慌时我就暴饮暴食，能吃正常人的两三倍。擦掉额头上的汗珠撤离饭桌后，我就会感到呼吸困难，有饱腹感的同时又想作呕。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的职业、金钱和爱情，以及对大大小小日常事务的热爱和渴望，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与令我作呕的佳肴一样的存在。不知是因为懒散，还是因为容不得半点拘束和权威的性格？是因为自认为早已洞悉人世间所有的路数和终点的自满心理，还是因为把所有的食物都聚集起来也满足不了我的饥饿？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从地方国立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我第一次到首尔时曾在一家杂志社待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一位头发发白的主编在酒席上曾对我喊过：“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你的虚无主义完全是健康问题造成的！”

从那家杂志社辞职后，我又在广播电台和出版代理公司工作过。渐渐地，我成了工作狂，有时周末和晚上也加班。我曾一点一滴地攒钱存定期存款，也曾经在烧酒屋和音乐茶座吃无聊的午饭和消夜时，天花乱坠地吹着牛，笑到肚子疼，流出眼泪。但在这喧嚣之后，我又常常会被穿透内心的呕吐感和患慢性胃痉挛长期打针留下的针孔刺激臀部时的隐隐痛感折磨着。

我只能一直渴望阳光。在穿过黑暗楼层的时候，在没有路灯的胡同尽头往大门锁眼插上钥匙时，当拖着后跟磨薄的皮鞋走出地下道时，想象中的阳光不知有多耀眼。它灿烂得无法与上下班路上和跑外勤时在首尔的街头看到的阳光相提并论。

不久后的某一天，天蒙蒙亮时我做了个梦，梦中十二个太阳围绕着宽阔的江河慢慢升起。日出时的光芒应该是红色的，但那天梦到的太阳就像正午时分那样透明，射出强烈的光芒。我感到自己眼睛快瞎了，不知所措。当我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时，厚厚的玻璃窗外正下着冬雨。

闹钟指针指向早上六点。虽然狭窄的月租房里就像黄昏一样阴暗、潮湿，但那十二个太阳发出的光线余像直到前天仍旧火辣辣地刺激着我的角膜。长期酗酒后疼了几个月的太阳穴上仿佛被锋利的水果刀一样的光线狠狠地划了一道。我钻进破旧的棉被里，像牙疼的人一样咬紧牙关，反复咀嚼着那个残留的影像，一直坐等到天亮。

一个月后，我离开首尔去了济州岛。我在北济州郡一个叫细花的城镇里租房住了两个月，后来在乘坐去莞岛的轮渡回来的路上，我见到了那个男人。

*

那个男人中等个子，穿着宽松的白色西服，脸又老又皱，怎么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或许他是因为历尽沧桑才显老，但的确很难见到过中年的男人穿着白色夹克、白色裤子、白色袜子和白色皮鞋。不知是遗传还是染了色，他没有一丝白发，头上还戴着宽帽檐儿的毡帽。帽子也是白色的，没有一点污渍。

那个男人的穿着打扮带有明显的异国风情。西服的领子与流行的款式相比宽很多，领带也是20世纪70年代风行的那种又宽又华丽的款式。虽然西服是用很好的布料新做的，但不知是白色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的身材太瘦弱，他看上去又冷又寒酸。他那黝黑而消瘦的面孔与身上从头到脚的白色打扮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独自一人。与他同年龄段的中年男女们都在船舱里疯狂地唱歌跳舞，所以独自一人的他更显眼。但如果不看他的表情，也可能猜不到他是一个人。他那粗糙而褶皱的脸上唯一的亮点就是那对黑亮的眼睛。他眼神茫然，仿佛笼罩在阴影之中，那阴影就像倒映在深井水面的树荫，足以暗示他没有同伴，还有他是经过长途跋涉才来到这里的。

很明显，从济州岛到莞岛，这短暂的旅程不是他旅行的开始。他也不会是到济州岛溜达几天就回去的人。感觉他像是来自日本或更远的国家，正在回祖国的路上。他身穿过时的西服，像欣赏抽象画一样用陌生的眼神看着同一艘船上的游客。由此可以确定，他曾长时间驻足在异国他乡。

虽然他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却不像是有钱人，虽然他的表情平静而沉着，却感觉不出是个知性的人。额头和眼角的皱纹隐藏着他的过去，硕大而粗糙的手背上鼓起的青筋证明他吃过不少苦。也许他的肉体是在斗酒、劳动和激烈打斗中成长和衰老的。一切骄傲和耻辱、快乐和贫穷的过去或许都深藏在他寡言的舌根之下。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平静的表情下无法隐藏的他内心的兴奋。他的眼神正随着船舱窗外荡漾的海浪慢慢起舞。在这艘吵闹声震耳欲聋的船上唯独他最沉默，严守着内心的兴奋。

说不定他是挣了大钱还乡。年轻船员对顾客的大吼声，结束修学旅行返程的孩子们对所有东西都感到新奇而发出的阵阵欢笑声，还有船舱里传来的用母语唱出的流行歌曲，也许这些声音对他来说都像是为庆祝内心深处的欢乐而点燃的礼炮声。因为它太珍贵，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丝毫不想和别人分享的那种既安静又平和的庆典。

*

我和白衣男人在昏暗的船舱通道东侧的窗前一处宽敞地方一起并排站了足足一个小时。

地暖式船舱已被嘈杂的中年观光团占据。为了找个安静地方，我转悠了一、二层的甲板和客房通道后才发现了这个安静之处。进入昏暗的通道时，白衣男人逆光下精瘦的背影显得格外寂寥，乍一看有种宗教色彩。当我放轻脚步走到窗边把行李放到窗台边并点头表示歉意时，他没说什么话，只是轻轻地拉了一下自己的白色皮包。

在这里也能听到嘈杂的流行歌曲，但声音已减弱了许多，听起来就像从远处传来的喜宴嬉闹声一样，让这个安静的地方显得更孤寂。透过长长的通道那一边的窗户能看到西边波涛汹涌的深蓝色大海，而这一边的窗户展示着右侧的大海风景，上午的阳光灿烂夺目。此时我呆呆地看着船飞快驶过时划出的一道道白色浪花反反复复地化为泡沫又消失，脑海里想起了在济州岛细花度过的短短两个月时光。

我把包括被子在内的所有行李都邮寄到了首尔，所以前一天就穿一件薄薄的夹克熬了一夜。这天早上，我坐上了开往济州市的首班慢客车。通向济州市的国道旁樱花盛开着。在那儿我看到了顶着木盆从樱花树下经过的妇女，皱着眉头等着客车到来的一群年轻人，还有把咖啡杯和保温瓶裹在花布包袱里的茶馆妇女。樱花盛开在人们的头顶上方，春光照射在盛开的花朵和树枝上。

一路上我边走边打听去乘船码头的路，找到了国内线的候船室。但不知为什么去莞岛的轮渡只能在国际客运码头乘坐，所以我只能顶着春天的阳光多走一公里。阳光充盈了我的头脑、内脏、无数条血管和硬硬的骨头，我仿佛成了一团光走在路上。从二楼租的房间里看到的湛蓝的大海，只能听懂名词和词干的济州岛土话，偶尔见面聊天的鸡铺老板娘清脆的嗓音和干净利落的脸漫无头绪地出现在我的眼睛和耳朵里。

如果有人问我在举目无亲的地方待了两个月都干了些什么，我只能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找家便宜的餐厅一天胡乱吃两顿，不分昼夜地睡觉和漫无目的地随便走走罢了。春天的济州岛是一片黄色。虽说迎春花的颜色漂亮，但却没有油菜花透明，看着它们开成一片还能比较出它们之间色彩鲜艳度上的差异。我徘徊在开满灿烂的野生油菜花的胡同、寄生火山和海岸上。在那儿我做的只有这些。

奇怪的是，重复了将近一个月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后，我开始看到我未曾想到的一些东西。不知该怎样解释好呢。

隔着石墙的宅旁地上种植的白色葱花；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走在防波堤上的少年圆润的肩膀；月租房对面宽敞的石道上每隔五天就出来的集市；妇女们在脏兮兮的帐篷下摆着摊子，用特别亲切的口吻叫着我“小姐”；在集市入口有人烤的香甜的糖馅饼；卖剪刀、菜刀和农具等的小伙子伴着录音机中流出的欢快的通俗歌曲吹起清脆的口哨声……在有风的日子里，十二三岁的少女们开心地骑着自行车，宛如在追随着天上的云朵；佝偻着身体一整天在马路边的农田里干活的房东老奶奶和她头上的黄色头巾，这些我从未有过的种种清新的感觉，开始慢慢地通过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和皮肤进入我的体内。

就像一部分基因被换了似的，像往基因中注入了济州岛的阳光似的。在那儿我时不时就莫名其妙地笑，走路时也会无缘无故地掉泪，还会在超市、餐厅或车站和刚刚相识的妇女畅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我身体中竟然蕴藏着如此纯净而灿烂的笑容。

*

我站了一个小时，那个地方陆陆续续一共来了六个人。手里各拿着一听可乐的两名高中生走了过来，一起倚靠着船舱的墙壁目不转睛地仰望着窗户。之后又出现了不像是夫妇的一对中年男女。醉醺醺的两个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靠在宽大的窗户上，胡乱把额头和两腮在冰凉的玻璃上搓来搓去。

比起醉酒后站不直的男人，女人可能沉着些，所以刚开始只觉得男的喝醉了。但仔细一看女的也必定喝了不少，她以极其不雅的姿势倚靠着窗户。

女的看起来有四十一二岁。那女人把失去光泽的鬈发扎了一个马尾辫，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黑色筒裤，披着起毛的黑色开衫。脸上似乎没有化妆，下巴和两腮都有点胖，但看脸型，我觉得她年轻时应该算是个美女。但是我那么仔细观察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看到了她的耳边戴的黑色发夹上好像缠着像花一样的白色飘带。

*

大家都默默无语。轮渡轻轻摇摆着在海上行驶。大海的涛声和海鸥的叫声都隔着厚厚的玻璃，无法听到，只能听到通道另一边疯狂的歌声。

打破沉默的是一直呆呆地望着船舱的两个少年。

“你们是春川高中的学生吧。”开船不久我上了甲板，看到很久不见的内陆人就觉得很亲切，随便抓住一个少年就问起是哪个学校的。其中一名身材矮小却看上去很精神的少年用很清楚的标准语回答，他们是春川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刚结束四天三宿的修学旅行正在回家的路上。接着他开始向我不停地发问：“您从哪儿来？”“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来济州岛多长时间了？”

可是，坐在这边的两个家伙和他们的同龄人相比看似很腼腆。叫朋友时也不装模作样，不大声叫唤，也不为了表现男子气概而用一些脏话。在他们脸上夹杂着早熟和孩子特有的害羞：有的时候就像已厌倦了苦难人生的大人表情，有的时候脸上露出不懂事的孩童般天真的笑容。

“大海好可怕……什么都没有。”

戴眼镜的男孩悄悄地跟那个平头男孩说。

“我喜欢那样。”

平头男孩边挺直他瘦弱的肩膀边回答道。虽然说话底气十足，但生怕被周围人听到，因此把声音压得很低。

“那样有什么好的？”

“我觉得，人活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

平头男孩歪着嘴边笑边用幼稚的语调说道，嘴里露出了一颗银牙。

“……那我也喜欢那样。”

*

这时，醉酒的中年妇女对着醉酒的中年男人喊了一声：“那个，不是蝴蝶吗？”

不光是那个醉汉，连两个男孩和我、白衣男人也都朝那女人所指的方向望了过去。那里只有船尾在惊涛骇浪之中溅起的白色水花，不可能有什么蝴蝶，白色水泡也不可能是花丛。

“真是的，这茫茫大海上怎么可能有蝴蝶呢？”喝醉的中年男人应了声。

“不是，我明明看见了……我敢保证……”女人自言自语，眯着眼笑了。那女人傻笑时像丢了魂似的，看上去很滑稽。中年男人像哄哭着的女人一样，轻轻地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女人的表情依然像丢了魂似的，重复道：“不是啊，明明在那儿来着……”这时，女人似笑非笑的嘴角咧了一下。

随后，女人立刻蹲下吐了起来。自己快站不稳的醉酒男人惊慌失措地拍了几下女人的后背说要到同伴那里拿点纸过来，便起身扶着墙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女人捂住自己的嘴，表情显得非常痛苦。男孩们和我都没有带手纸或手帕，只能袖手旁观。这时白衣男人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手帕。深灰色的手帕上绣着白色的水珠图案，显得非常华丽。中年男人指了指女人脸上又黄又红的呕吐物，把手帕递了过去。女人站了起来，一只手遮住嘴，另一只手接过手帕。但是谁能想到，女人却一头栽进了白衣男人的怀抱里，把胃里剩下的污物一下子都吐了出来。

“呵呵……”

不知那是什么表情。在他脸上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情。不是淡淡的微笑，而是一丝颤动从他脸上掠过，如果不细看还以为依旧是十分平淡的表情。不能确切地说是怜悯、困惑还是仁慈，除了用非常落寞来形容，我找不出别的词了。

“该怎么办啊？这白衣服……”

女人一边擦着嘴角一边喊了出来，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帮白衣男人将瘫在地上的女人扶起来，让她倚靠在墙上。那个女人比想象的要沉得多。

“怎么办……这么白的衣服，怎么办……”

像在跟什么东西抗衡，那个女人一直发着抖重复着那句话：

“完了……都被我弄糟了……”

白衣男人让抽泣的女人往后仰头，张开肩膀，待她平静下来以后再用手帕擦了她的脸。在我搀扶女人时，白衣男人默默地擦掉了自己身上的呕吐物。他的动作从容而娴熟，给人印象经历了很多事。

等那个醉汉拿着弄湿了的卷纸回来时，女人已经清理好身上的污物。

“怎么回事啊？干吗……喝那么多。”

自己也醉得差不多的男人用手使劲搓着自己的额头，埋怨起女人来。

“我把那白衣服……怎么办啊……弄糟了……”

女人哭喊着，好像没有比这更让她绝望的事了。

这时，白衣男人将额头靠着冰凉的窗玻璃站着，就像刚才醉汉所做的那样。“真是对不起啊。”醉汉向他说道，声音含混不清。这声音着实让白衣男人吓了一跳，他急忙转过头来。

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次我所看到的那个男人脸上的兴奋和淡淡的微笑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苍老和疲惫。

“没关系。”

白衣男人回答，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该死……天啊，把这么白的衣服……我的天啊。我真该死……”

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响了。

也许白衣男人在想他身上被弄脏的西服会让女人更加难受，索性背起自己的白色皮包，朝着通向甲板的门大步走了过去。

有时候背影能带给我们更多信息，能把用表情和动作隐藏的东西一一呈现出来。我看到了男人为了尽快离开，向前低垂着精瘦的肩膀迈着大步走。他的步伐坚定而果断，但显得有些孤独。

“……我真该死……真是作孽啊……”

当中年男人用湿手纸擦去女人脸上的汗水、泪水和呕吐物混合的污渍时，我又看了看那女人头上戴着的白色粗布飘带。

无论是戴三天，戴四十九天还是戴一年，女人们头上的白色带子总是洁净的。那是因为她们早上梳头的时候总是会换戴新的粗布飘带。那些都会被留下来，在脱孝的时候跟丧服一起烧掉。也许在那女人半开柜的抽屉里整齐地叠放着很多这样的粗布带子，也许以后可能还会越变越多。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会突然想起生殡努尔[济州岛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是当地的葬礼习俗。]。

在济州岛细花的时候，房东奶奶曾讲过生殡努尔的故事。“生殡努尔”是济州岛方言里的一个词，也被叫作松殡幕。老奶奶一米四左右的个子，又白又密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济州岛四三事件时，我爱人死在枪下，我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孩子……”她能以这句话为开头说上一两个小时她自己的往事。她像个男人，坚强而冷静，但有一次突然边流泪边叹息着说：“我是个以泪洗面活过来的人。”说到这儿的时候，她沉默了一下，用双手像洗脸似的把顺着褶皱的脸淌下来的泪水擦了擦。关于她的流浪经历，她用了我勉强能听懂一半的方言健朗地说道：“我头上顶一个行商包裹……走遍了朝鲜半岛的天南地北……”

一次，我跟着老奶奶一起去农协市场，她把待修的电视机拿到经营修理店的亲戚家后，执意要从胡同走捷径，于是我跟着她走进了太阳暴晒下的一条胡同。她边走边对我说：“这堵墙就是四三事件时人们站成一排被枪杀的地方……他们把人们赶到那朴树下……”她用手指着说道，“一点儿也没变，别人都说变了……五十年过去了，不变的依然还是不会变的……”她咂了咂嘴，然后告诉我什么是“生殡努尔”。在济州岛通常是五日葬，但夏季是三日葬。如果丧主出海或出门在外就会是七日葬。但在那期间没有吉日的话，就会建造一座像在陆地上的草坟一样的“生殡努尔”。那时是非常重视时日的，而且选一个吉日也是非常困难的。

“先在地上铺上卵石，再把棺材放上去。四周再围上松针，防止老鼠或昆虫进去……为了防雨，上面再用草帘子盖上。”

在丈夫死去整整八年后的那年四月，老奶奶为了患肺病死去的二十一岁大儿子的葬礼，在离这个胡同不远的树林里建造了一个“生殡努尔”。她在那儿闻着年轻的儿子尸体腐败的气味，等待着吉日的到来。

“他怎么那么没有福气，死了后连一个吉日都没有……”

我从她那只能听懂大概的方言中听到“生殡努尔”这一生词时，感觉它意味着挖开红土埋葬活生生的生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说完，老奶奶咂了一下毫无血色的嘴唇。我看见，她褶皱的眼角边上布满着老年斑。

*

每当平头男孩抬头时，长满粉刺的、长长的额头上就会出现深深的皱纹。他低声地对伙伴说道：

“你昨天喝得挺多啊。”

“是啊。怎么喝都不醉。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吧。”

戴眼镜的男孩回答，脸蛋白白胖胖的。

“可我醉了。”

“喝醉的感觉怎样啊？”

“口渴。”

“就口渴吗？”

“劲儿也变大了，不用多大的劲儿就能把推拉门关得哐当响。”

“就这些吗？”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我的掌控之下呢。”

“……蠢货。喝完酒，我只想睡呢。”

两个少年一边互相拍着肩膀一边笑。他们笑了一会儿，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瞥了一眼那对中年男女。中年男女并排坐在之前少年们坐过的位子上，脸朝着不同方向，各自沉浸在某种思绪中。他们面无表情，两眼无神，眼睛像是嵌在眼眶里的玻璃珠子，身体像是被掏空的空壳。我开始感觉到一股寒气，于是紧紧抱着双臂站在那些少年的旁边。船在海上摇晃，看似同行人的四个身影也随之安静地摇摆起来。那个白衣男人离开后留下的空位，仿佛亲人缺席似的让人感觉空落落的。

平头男孩看了看表，心不在焉地说了声“走吧”。戴着眼镜的男孩似乎也厌倦了这些大人所制造的枯燥气氛，带头朝着通往二楼船舱的楼梯走去。第一步迈得虽然气势磅礴，但接下来的步子还是跟来时一样拘谨。平头男孩两手插进牛仔裤兜紧随其后，也许是因为肩膀瘦小，多少显得有点忧郁。

“……我们也该走了……可能都在等我们呢。”

醉酒的男人对女人说。

“去哪儿？”

女人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似的，用明亮的嗓音，瞪着大眼睛问道。

我静静地望了会儿渐渐消失在楼梯上的少年幼稚的背影，再望了会儿表情茫然睁着眼沉浸在睡梦中还未醒来的一男一女，也打开通道的门向甲板走去。

*

茫茫无际的海上终于出现了第一座岛，听说它叫青山岛。船在岛与岛之间行驶，我抬头望了望蔚蓝色的天空，春天的多岛海是那样美丽。

“是一只白蝴蝶。”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一对琴瑟和谐的夫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特别亲密的时候，但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吵架。就算有，也只是一次。在我七岁时，睡梦中听到过低声的吵架声。

父亲去世后，母亲戴上了白色飘带发夹。当时只有八岁的我，还天真地以为父亲变成了一只白蝴蝶落在了母亲头上。父亲是个安静的人，甚至像是无味无色的空气一样，时常让我感觉不到他在家里。他像折起翅膀安静避雨的蝴蝶。他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大发雷霆过。

一年后，妈妈把一直以来收藏的几百个白色飘带发夹拿出来和丧服一起烧掉了。看到那些飘带在炽烈的火焰中摇摆，感觉就像一群扑向火焰的白蝴蝶，我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

在我大学毕业前夕，母亲去世了。我照着镜子一边往头上戴着白色飘带发夹一边想象着母亲变成一只蝴蝶折起翅膀落在了我的头上。等一下，当时我确实这样想过吗？难道是我忘记了？当时母亲被诊断出胃癌，虽然进了手术室，但没有做完手术，只是把切口处缝合后就出来了。没想到母亲病情竟恶化到了这种地步。一直以来，母亲仅仅靠餐后服两片淡绿色的消化药挺过来的。

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十九天，我烧掉了白色飘带。那些粗布飘带瞬间变成火星，随后消失了。后来我想，它们会不会也变成蝴蝶落在某个人的头上呢？突然，我心中萌生了想尽快生个女儿的强烈愿望，不管有多辛苦都想生一个，希望她像母亲一样，有着月牙般美丽的脸庞。

离岸边不远了，越来越多的人从船舱里走到了甲板上。看到甲板上开始混乱起来，年轻的船员们手里拿着喇叭筒，把乘客引向船舱的通道里。看来马上就要投锚了。从船舱里走出来的人站成长长的一排等待着开门。

船终于停了。我站得比较靠前，很快就下了船。第一只脚踏上陆地以后，我回头看了看。仍然还有很多乘客顺着倾斜度极高的楼梯踏上宽阔的莞岛港码头，而旁边正忙着卸载货物。

走向出口的路上我看到了那个白衣男人。

身穿白色西服的男人正拥抱着头上扎了小辫子的两个女孩。这时我突然感到轮渡吐出的声音和此起彼伏的喊叫声，还有远近各处传来的各种船只的鸣笛声仿佛一下子在他们头上停住了。

不知那两个年幼的女孩跑得有多快，许久，后面才跟来一个胖胖的男人，像是她们的监护人。他迈着小碎步走来与白衣男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白衣男人两只胳膊分别搂着一个女孩的脖子，一边跟胖男人说话，一边等待着货物卸下来。他的行李数下来还真不少，有旅行包和木头箱子，还有用布包着的包裹。

其中一个女孩差不多有小学六年级，另一个有初中二年级那样大，看起来像一对姐妹。两个女孩身穿干净又朴素的方格子花纹连衣裙，脚上穿着折起的白色棉袜。少女们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白衣男人也抿着嘴笑着，好像长时间的孤苦使得欢笑不能穿透凝固在脸上的角质一样，起了皱纹的脸上一直不安地抽搐着。说来也奇怪，下船以后的那个男人现在看上去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五岁。

他们又夹又抱地拿起了行李向出口走去。结束了修学旅行而归来的学生队伍像汹涌的潮水般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个女孩总是在抬头问些什么，然后又害羞地笑。那个胖男人好像在说明着什么似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比画着。他的妻子没出现。

*

我在上岸后最初遇到的是一个正在晒鳗鱼的渔村女子。当我问她去长途汽车站的路时，三十出头的女人挽起袖子指着远方说：“那里，往那里一直走……”她的嗓音如同火车笛声一样爽快。

在济州岛几乎看不到杜鹃花。开春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离开的时候还是冬天，一转眼春光照耀着大地。四十年前的春天，济州岛细花房东奶奶的年轻儿子被平放在松叶草帘子下的那天，天空有今天这样晴朗吗？沿着右手边的大海行走的时候，带着腥味的海风曾几次刮掉我的帽子，而当我拾起帽子时，就看见了路旁开着的白苦菜花。

我买好车票，在附近书店买了份报纸。然后，当我走进一家位于汽车站旁的餐厅时，又偶然见到了船上醉酒的中年妇女。七八名客人聚在昏暗的餐厅正中的长桌周围，他们之中自然有那对中年男女。长时间的沉默过后，隐约传来他们之间的几句对话：

“肯定想死掉算了。”

“就算为了孩子们也得活着啊。”

“是啊……活着的人总得活着啊。”

无论是什么样的漫长旅行，一同度过一段时间后围坐在餐厅里的一行人一般都不怎么说话。刚开始旅行时的那些兴奋和恐惧都已不复存在，他们只是各自忍受着疲劳安静地吃着饭，吹着热腾腾的米饭，用发干的舌头咽下饭菜。他们一边呼吸着撒了阿司匹林般的空气，一边感受着饭粒在干涩的嘴里滚动时的生硬感。就像很久以来一直就是这么挺过来的一样，没有一个人想用夸张的大笑、牢骚或者别的什么来试图转换气氛。只有拿起筷子又放下的声音、喝汤的声音、嚼辣萝卜块儿和小萝卜泡菜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只是轻轻地响着。

背对着那些人，我也咽下了干涩的饭粒。这次我并未感到恶心。我看着阳光。阳光打在码头上抱着少女的那男人的白色西服上。

那一瞬间没感觉到这个场景有多绚丽。但在这昏暗的餐厅里默默吃饭的时候，阳光渐渐变亮，最终是那么耀眼，甚至无法辨认出那个男人和少女。十二个太阳合起来的光能有那么亮吗？世上最亮的光难道只存在于人们无法再次目睹的记忆中吗？

那一行人吃完饭便慢腾腾地穿好衣服付完饭钱离开了。跟随他们的那个女人也离开了，走时她随手拨开了遮阳篷，看她迈出的步子，醉意显然已消退很多。看着女人的背影，我往空碗里倒了凉水，像凋谢的花瓣一样，几粒发白的饭粒浮到水面上。

——刊载于《HiTEL文学馆》1996年夏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