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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发生在我六岁那年冬天的早晨（12月8日）。

天还黑乎乎的，我被大门的开门声吵醒了，看见有个男人站在土间叫着父亲：

“老爷，老爷。”

然后他说起话来，妈妈从灶间绕到土间，给客人端来茶盘，上面放着两个杯子和一小撮盐，在电灯下显得白花花的。那人说完话，猛地低下头深吸了口气，然后，从托盘里捏出一点盐，放在左手背上，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喝了一杯，又舔了一下，又喝了一杯。

过了一会儿，我被父亲叫到他平时做事的房间。当时父亲正在看写好的信。我以为让我去送信，可是父亲给我念了两遍信，让我记下信的内容。然后，我沿着家门前的小路往下游走，到助役家去传口信。他家是开文具店和小五金店的，兼在村公所干活。

敲开了大门后，这回我也站在土间，叫着：“老爷，老爷。”向坐在铺席上的助役传达父亲的话。

信的内容是，出了大事了。在太平洋对岸，日本和美国开仗了。我说的时候很紧张，生怕传达错了，然后我也同样从托盘上拿起了水杯——当然不是酒杯——喝了下去，使自己咚咚直跳的心平静下来。

2

现在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是通过电视或收音机还有报纸知道重大新闻的。即使六十年前，我家也有收音机，也安了电话。可是，为什么那个男人满头大汗地从下游跑来——也有可能半路上自行车爆胎——专门来向父亲传达新闻呢？再说，其他村里的大人物难道就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非要等着我这么个小孩子去传达吗？真叫人百思莫解……

听祖母说，明治维新后不久发生了农民暴动——叫作百姓起义，也可以说成是示威游行，向新政府派到我们那个地方的郡长表示抗议——“游行队伍马上就到咱村子啦”，来传话的是个还留着顶髻的小孩子。

3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不用说了，上了大学以后，还做过有关这事的噩梦。梦见我把要去传达给别人的重要的话给忘了……

在平时的生活中，每当要向人传达某个人的话时，我就非常紧张，到现在也是这样。

前些日子，我经常去参加一些大学的研讨会。在会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自己对于别人的发言表示赞成或者反对时，需要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别人的发言。大多数人的发言讲稿会复印给大家，但是遇到即席发言，我就担心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我对自己的外语听力不太有把握——休息的时候，我会去向讲话的人确认自己记录的内容。

我现在还能想起好几个这样的人，他们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们互相通信，或相邀去参加其他的研讨会。

对于那些在确认了这些发言之后准确地引用——表示自己赞成或反对——的人，我怀有信任感。相反，对于别人不正确的引用，我希望能加以纠正。当然，对方有时会露出不愉快的表情，有的人却能够成为长久的朋友，这也是参加研讨会的有趣之处。

尼日利亚剧作家、非洲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沃莱·索因卡[沃莱·索因卡（1934— ），尼日利亚作家。非洲英语文学中的重要戏剧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因卡的戏剧把欧洲现代主义的戏剧形式，与非洲尼日利亚的优珞巴族的神话、民俗、舞蹈、音乐糅合起来。索因卡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崇尚自由，反对各种奴役他人的行为。]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们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成了朋友，那时我们俩都是三十多岁，一起参加了夏威夷的一个会议。

4

除了研讨会之外，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我也很注意正确地理解、准确地传达别人的话。我认为这是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

大家都玩过“传话游戏”吧？有好几个人参加，一个接一个地将第一个人的话传达到最后一个人，最后看看“传话”走了多少样。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没有机会参加“传话游戏”，所以，总是急切地等着看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前不久，这个游戏成了某个节目的正式项目。

要问为什么我这么有兴致，因为我发现参加“传话游戏”的人的传达方式，特别是听了前面一个人的话之后，传达给下一个人时的出错方式，是可以按其特点分类的。

1. 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加上有些随意，导致出错。

2. 想要逗下一个人开心，而修改听到的话。

3. 同样是修改听到的话，却是朝着自己觉得有趣的方向改动。

第一类没有办法。如果是小孩子，只要注意听别人说话，弄清楚别人想要说什么，再传达给别人，就能够正确传达了。为了培养孩子的正确传达能力，年轻的妈妈要在会话中特别加以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教育了孩子，还会意识到自己有时也听错了别人的话。

第二类只要我们注意观察就会明白，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在放松身心的闲谈中——和家人或朋友悠闲的聊天——这一类传话是很常见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别人说话时，一般没什么太重要的事。不像学校老师那样有别于一般人的讲话，他们每天要向孩子们传达正确的信息和知识，总是端着架子讲话。

当然，老师们之间也会开玩笑，制造轻松愉快的气氛。

比起传达“真实”这个目的来，此时人们更注重的是，给自己和听自己说话的人之间制造出某种共同的气氛。

不过，对于还没有融入某个群体的人来说，常常会因为自己说的话被传话人歪曲而受到伤害。

在这种氛围的谈话中，当有人为了使谈话有意思而加以夸张、改编——这不能算是撒谎，就像讲故事似的增加趣味性——时，“不对吧，不是你讲的那样啊?”有人会用轻松的语气截住话头，纠正信息的偏离。

出于公允之心而且会讲话的人担当这一角色时，给人的感觉很平和。而有的人对别人添油加醋的讲话，表示绝对怀疑，则有时会使人感觉其个性有些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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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也没有办法。我想起了一位我二十多岁时认识的、三十多年来自己一直避免和他直接交谈的人物。他拥有社会地位和名声，原本就颇有自信，又加上在大众的支持下一路走来，所以他总是受到关注，一向随心所欲地生活，结果形成了不注意倾听别人讲话，也不正确地传达别人的话的人格。

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文人，前些天出了一本自传，里面也有我的照片。为了自传中需要附上同时代的小说家和批评家照片一事，出版社来信征求我的同意，那张照片所在页面的文章也作为参考一起寄来了。我发现那页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便在回复的明信片上写道：“登照片可以，但这上面记录的我讲话的内容不准确。”

编辑给我的回信是：

“作者说‘差不了多少吧’。”

传达别人的话时，记述得不准确，被人指出来后，还说“差不了多少吧”，而周围的人却允许其这样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此人才到达了如今的地位。而且，当这位作者一说“差不了多少吧”，对出版物负有责任的编辑，竟然也听之任之了。

没有注意倾听别人讲话的习惯和能力，加上周围又没有人要求其反省，这样的人如果处于领导地位，无论对于本人还是对于市民来说，都是件不幸的事。这样的例子在现代史上数不胜数。

此类人物直到在公正的批判下失去权力之前，只要还在位一天，就会有许多编辑丝毫不加更改地将其所说的所写的东西出版成书。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就是这样的。

6

但是，对于你们这些少男少女，我想说的是：要是不想成为像刚才我写的那样的“不幸的”领导人、“不幸的”市民，或不能保持其职业尊严的“不幸的”工作者的话，是可以训练自己的。

我以前也常常写到这个问题，就是通过正确地写文章这个方法训练自己！

说到写文章，许多人会以为就是把自己内心涌现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其实我们是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写下来的——肯定会有不少人反对——如果我接着说，仔细想一想，我们还写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大家也会赞成的吧？

我们真正的智慧是当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看书也可以算进去——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东西，使之为己所用时才产生的。

我们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当独自一个人思考时，或问题成堆，理不出清楚的头绪时，试着在自己的内心，制造出一两个和自己不同的人——或者将实际存在的人物呼唤进来——作为其中一员和他们进行对话，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的话，对于整理思绪和加深思考是很有益处的。

前面我也举过例子了，柏拉图的《枚农篇》[《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一篇。《柏拉图对话集》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枚农篇》记录了枚农与苏格拉底关于真理是否存在的对话。]和伽利略的《新科学对话》就是这样进行思考的典范。

这种思考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比起自己的思考来，更注重认真去倾听别人在说什么和怎样说。

能注意倾听，认真理解别人讲的话，才能确切地表达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还能意识到不注意倾听别人讲话，只顾说自己意见的软弱性，从而产生出说服别人的力量。

因此，我建议你们将看书得出的结论，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生动讲述，试着作为自己的文章写下来。

写完之后，还要再读一遍，把感觉模糊的地方，再和书上对照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发觉“他不是这样说的”，可以通过修改文章，来纠正自己理解的偏差。

我小时候，对大人的话并不都是认真听的。有时对方说得不对，我也不吭气，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自信完全理解对方的想法。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听外国人讲话时，也是这样，

我建议大家做一下这样的训练，把包括老师和父母在内的大人的讲话中，你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写在日记或本子上——还要改写一下——并充满自信地向别人传达。朋友说的话，以及想要对自己说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