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与希望

致新人  作者:大江健三郎

1

去年春天,我在京都一个寺院举行的“悼念所有战争死难者法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法会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所有的人——不分敌人还是朋友,也不分士兵还是平民——举办的。我很赞同这一做法。我不是佛教徒,所以就不写明是哪个教派的寺院举办的了。

在演讲最后,我讲到了我曾在《写给孩子们的卡拉马佐夫》这篇文章中引用的阿辽沙的“石头旁的演说”,请大家有空读读那篇文章。我是这样讲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和巴勒斯坦人民携起手来。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再通过电视和报纸获取各种信息——你们之中有人熟悉网络吧——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对你们的朋友这样说:“我认为大江先生的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把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

听你这么一讲,可能有人会嘲笑你,即使没有人嘲笑,从正面来谈论这件事也是需要勇气的。

在我们这个国家,假设我在电视上讲了上面的话,有个名叫萨义德[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大学担任多年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文学文化方面的优秀理论家,他作为巴勒斯坦人也很痛苦。拥有强大军队的以色列与主张抵抗以色列、夺回被以色列夺去的自己的东西(萨义德说的是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权利都被夺走了)的人们,这样对立的双方目前正在进行争斗,具体该如何解决,并没有明确的主张可循。他自己虽然抱有远大的理想,仍然无法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去相信他。

萨义德对于巴勒斯坦方面的“人体炸弹”一贯持反对态度。几天前,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做了“人体炸弹”。她当然死了,许多以色列市民受了伤。萨义德虽然反对这样做,但他怀着比一般人更深的痛苦说:

“可是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恐怕世界不会了解这里的情况吧。”

他就是这样满怀痛苦地寻求解决之策。不停地将此时此刻发生的情况告诉给全世界。我想要和他这个人挽起胳膊来……

在看电视的人们中,可能会有人嘲笑说,一个日本的小说家能干得了什么?的确如此,但是我认为这样拿出勇气来讲话是必要的。阿辽沙的演说中有这样的话:那个少年喊道:“我要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受苦。”少年这话可笑是可笑,然而,冷笑着说“小说家能干得了什么”,难道就正确吗?被人讥笑也无所谓,鼓起勇气,说出自己要为全世界的人受苦的孩子,我认为这才是希望之所在。

2

我是在京都那个寺院的大堂里演讲的。大堂中央供奉着佛像,这里是和尚和信徒们拜佛的地方。这地方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寺院里感受到的可怕的肃穆气氛,所以我演讲时一直很紧张。

演讲之后,还是在寺院里,换了一个能召开国际会议的大厅,和一些听了我的演讲的年轻人开了个研讨会,其中包括日本的初中、高中生,韩国和中国的留学生。我的紧张感略微松弛了一些,能够对年轻人的发言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

接下来是听众提问。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回答一位女学生——大概是大学生——的提问,她是针对我的演讲提问的,但是她对演讲存在着一些误解,我想要给她纠正一下。我在美国和德国演讲时,喜欢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时间充裕一些,因为这样的话首先可以消除误解,加深相互理解。

那个女学生讲了她自己对于纽约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进攻阿富汗,而包括日本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协助美国一事的看法。她也知道有人对因袭击造成许多死难者持批评态度。她还说日本能够帮助阿富汗今后的重建做出努力,令人高兴。

曾经强权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受到攻击后,从许多城市撤退了。过去在塔利班政权下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有了光明和希望。这些都是以前仅仅依靠口头上批判塔利班政权的人们未能做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女学生这么说,也是在对我的发言提出质疑。即我所说的,大规模的空袭和战斗是破坏性的,全世界人民难道不应该寻求除此之外的其他解决方式吗?

她的意思是,只靠写文章、演讲,怎么能够使阿富汗妇女除去那块遮住脸的黑色长袍呢?

我理解这个女孩讲的话。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以及在美国写文章、演讲的人——女学生管他们叫作“知识分子”,我也在前面的文章中对此下了自己的定义——不能起到实际作用。对于这一批评,我也同意——自己做不到的事,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只是想要不停地呼吁,能否以更加和平的方式,着眼于未来,去做每件事。

我在演讲中讲到过,萨义德认为,如果没有那个十八岁少女的“人体炸弹”的话,全世界恐怕就不会大量报道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于是那个女孩认为,萨义德和我都是肯定这件悲惨事件的能量的。于是,我做了下面的解释,告诉她事实绝不是她所理解的那样。

3

我讲了萨义德对于“人体炸弹”一直是反对的。不言而喻,这次十八岁少女的悲惨事件深深刺痛了萨义德,他心情沉痛地说,如果没有那个十八岁少女的“人体炸弹”的话,全世界的媒体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量报道巴勒斯坦存在的罪恶和不幸了。

希望你们好好回忆一下,萨义德是彻底否定被认为是纽约恐怖袭击的背后指挥者本·拉登一派的。恐怖袭击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萨义德就批判说,阿拉伯人有着许多不同的派别,其中这一派的思想行动是偏颇的,对于未来没有认真的展望。

我也认为,十八岁少女的行为动机与其他那些“人体炸弹”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本·拉登在录像中说,那些重大的“人体炸弹”实行者,都是被他们所信奉的神接走了。

而少女在遗书中则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宗教的信仰去死的。她想到了今后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应该做的事。萨义德最希望的是要那些像这个少女一样的年轻人生存下去,为了巴勒斯坦的明天而工作。他讲那些话时,心情一定是非常沉痛的……

4

回到东京后,一位在寺院里听了演讲的以色列年轻的母亲给我来了封信。信里说,你看过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学习的教科书吗?住在以色列的父母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自己和孩子回到以色列后,也将面临同样的处境。我为你和萨义德持同样的观点感到遗憾。

于是我写了一封回信,再一次解释萨义德对那件事的看法。我还在信中说,但愿自己也能感受到萨义德悲伤愤怒的心情,并针对目前我国有关巴勒斯坦的报道中,人性的情感表现消失殆尽这一点讲话,写文章。

我还有话要对那位女学生和以色列的年轻母亲——她们都是看过我的小说的研究者——以及看我这篇文章的读者再说一遍。

萨义德一直致力于周密而深入地分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国际形势,且成果卓著。此外,我还要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他一直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还因为他正在与白血病做着不懈的斗争,每年都在接受痛苦的治疗。

这位萨义德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预见能否找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解途径的情况下,仍然坚韧不拔地表述自己的愿望,对此,日本的媒体抱着冷漠的态度——尽管没有嘲笑——说他是在痴人说梦。但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令人感动。

在寺院演讲之后,我从网上看到了一篇开罗报纸上刊载的萨义德写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问题是,在这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如何从目前的危机中理性地学习些什么呢?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规划的一部分呢?

面对以色列的排外主义和好战性,我们的回答是“共存”。这不是让步,而是创造联合。通过这样做来孤立排外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原教旨主义者。

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从想要抹杀我们的种种尝试中活了下来,保存着我们的理想和社会。这些才是意义之所在。只有由此出发,怀着批判的、理性的、希望与忍耐的态度坚持下去,才能造福于我的孩子们和你的孩子们。

虽然我是考虑到年轻人的接受能力来翻译的,但里面还是有一些难懂的词汇。不过,我想你们一定能感受到萨义德对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对以色列的孩子们,以及对包括你们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孩子们的殷切期望。

萨义德曾经阅读过我的作品,在此我再谈一点儿个人的想法。

我的小说中最早翻译成外文的长篇是《个人的体验》。这是以光出生后的感受为背景写成的。年轻的父亲为怎样对待天生的残障孩子而烦恼、痛苦,甚至想要逃避到什么地方去,最终,才下决心要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下去。

在小说中,我还描写了年轻的父亲脑子里浮现出了“忍耐”这个词的场景。英语是forbearance,和萨义德的那篇随笔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是以这个词来结尾的。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决心和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因为我同样感觉到这需要依靠“忍耐”的力量。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光是我们家的中心。没有与他的共存——萨义德使用的是conexistence——就没有我的所有小说和随笔。

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忍耐,而现在我还看到了希望与之同在。相信看了我那些作品的读者,也能从我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感受到和光的共同生活带给我和我的家人的充实与喜悦了吧。

我坚信萨义德所说的,由此出发,只有怀着批判的、理性的、希望与忍耐的态度坚持下去,才能带来光明的前景。

光给我们送来了音乐。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萨义德的孩子们为了补偿父辈们的痛苦,回赠给我们的一定是美好的、令人鼓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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