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母亲去世约一年半后，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第一次请我吃饭。

他来到牛舍，肩膀下垂，前额的伤疤明晰可见，孤独令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生日快乐，萨义德。”他的手搭在我肩头，“明天请来我家吃晚餐。”说罢便转身离开。

那年我刚好十二岁，摩西·拉比诺维奇为我开了生日派对。

他笑着说：“萨义德，如果你是个姑娘，今天就给你办成人礼[成人礼：在犹太家庭，女子年满十二岁时会举行生日庆祝仪式，称为Bat-Mitzvah，象征步入成年。男子成人礼于十三岁时举行，称为Bar-Mitzvah。]了。”这倒新鲜，拉比诺维奇讲话很少假设“如果”。

摩西的长子奥代德已经在村里当上了卡车司机，他送了我一枚马克柴油车标志性的镀银斗牛犬模型。女儿娜奥米特地从耶路撒冷赶来，还带给我一本《老银斑》，里面有很多乌鸦的图片，每个种类都标有名称。娜奥米见了我，又是亲吻，又是流泪，又是抚摸，又是拥抱，我既羞怯又受用，一脸难为情。

接着，那辆绿色的皮卡出现了，依旧是撞在粗大的桉树桩上，之前撞击留下的大块痕迹还清晰可见。又一个父亲出现了——牛贩子格洛伯曼。

“一个好父亲绝不会错过孩子的生日。”格洛伯曼这个父亲的确尽职尽责。

他带来上等牛排，还给了我一些钱。

每逢年节纪念——生日、假日、学年末尾、每季初雨、冬至夏至——格洛伯曼都少不了要给钱。甚至是母亲的忌日，他都会往我手里塞几个子儿。其他人对此都看不顺眼，但也都见怪不怪。这里人都知道，格洛伯曼是个贪得无厌的大老粗。据村里人说，英国人前脚刚把德国圣殿骑士从瓦尔德海姆附近驱逐，格洛伯曼后脚便开着皮卡出现，撬门溜进被遗弃的房屋，将德国人留下的水晶和陶瓷餐具洗劫一空。

“等我们套车过去，”——说故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啥都没剩下。”

一次我听到村倌儿帕比什为这事骂格洛伯曼。他骂“强盗”，我能听懂；“赃物”，我能猜个大概；“坐实”，我就不明白了。

“那是偷！是抢！”帕比什骂道。

“偷？我可没偷，”格洛伯曼笑道，“我只是拿而已。”

“‘拿’？什么叫你只是‘拿’？”

“有的拖着拿，有的拽着拿。‘偷’？我可不偷。我什么都没偷。”格洛伯曼嚷嚷着。尽管他已去世多年，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他当时的笑声。

“我来告诉你送礼物和送钱的差别，”他高声嚷嚷着，好让所有人都听见，“送礼物走的是脑子，送钱走的是心。就这么简单。”

他合上我的手指把钱握住，说：“我父亲就是这么教我的，我也这样教你，就当你自己也生在肉案上一样。”

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个从不离身的扁壶，我立即分辨出母亲钟爱的格拉巴酒[格拉巴酒：白兰地的一种，用酒渣酿造而成。]的味道。格洛伯曼瓶口对嘴一阵猛灌，又往火上浇了一点酒，一边烤牛排一边高唱道：

摩西·拉比诺维奇——三位父亲中最强壮、最年长的一位——将我抱起一次次抛向空中，又一次次用短粗的手臂将我接住。当娜奥米高喊“抛个高，长大个”，我第十三次被抛在空中时，只见一大群鸟儿飞过村庄上空，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

我喊道：“快看，夏天居然有白头翁！”

乍一看，那疾翔的鸟群的确像是错会时节的白头翁。然而，拜拉比诺维奇健壮的臂膀所赐，我很快便看清，那只是山里泛起的蝗虫。那年是1952年。

摩西的脸上泛起愁容，娜奥米也慌了神。格洛伯曼又开始念叨：“人算不如天算。”

没过五分钟，山外传来阿拉伯农舍与田间的闷鼓声，妇女的尖叫、挥舞长棍的声响、嘈杂空洞的油罐声夹杂其中，驱赶敌人。

格洛伯曼一边小口啜酒，一边给摩西拿肉吃。晚上，年轻人都擎着火把，背起包袱，带着铁锹和笤帚下地打虫，我的第三位父亲——雅各布·沙因菲尔德露了面。他的手搭在我肩头，说要请我吃晚餐。

“那些礼物都不算什么。钱会花光，衣服会穿破，玩具会坏，但一顿美餐的记忆却能永存。记忆中的美味不会像其他礼物那样容易被淡忘。食物很快会被身体代谢，但记忆却没那么容易消失。”

雅各布这样说着，声音也如格洛伯曼一样洪亮，足以让众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