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都管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叫“怪鸟儿”。

他一个人过日子，住一幢小房子，守着无人照管的破败园子和几个空鸟笼——曾经丰富的鸟藏如今已散个精光。

雅各布的那块地曾经以茂密的橘林、葡萄园、繁盛的菜地和丰富的草料为人称道，如今则租给村里作公耕用。他的孵化箱停了工，妻子离他而去，而他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那位妻子名叫丽贝卡。据我所知，她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母亲。我从未见过丽贝卡本人，但人们都说她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

“什么村里最漂亮？！”村倌儿帕比什纠正道，“整个山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从古到今都算数一数二！”

帕比什十分欣赏女性之美，家里收藏着各种精致的艺术画集，经常净了手一页页悉心翻阅，惊叹“简直美过天上七星”。

丽贝卡就如远方闪烁的星云，深锁在帕比什和村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尽管她已离家改嫁，年迈才返回这里，还在死前让雅各布重回她身边——人们依旧在谈论她。一有俏丽的女人到访或有漂亮的孩子降生，人们总会将之与丽贝卡相比较——那个曾经在此生活，因丈夫的不忠而离开我们的美丽女人。用村倌儿帕比什的话来说：“在衰老、忧伤与黑土中凋零。”

那时的我十二岁。从开始懵懵懂懂一路跌撞，到最后痛心收场，我明白：正是自己导致了雅各布的悲剧和孤独。如果不是因为我，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我母亲肯定会接受他的追求，并与他结婚。

我仿佛躲在暗箱里，将与三位父亲和母亲相关的秘密深藏心中。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位父亲为何母亲会那样做，为何会那样选择；也没有告诉他们，躲在暗箱中观察的我，透过纷杂枝丛的掩护，看到的除了乌鸦，还有人性。

我也没提起过在学校遭受的嘲笑和鄙视。

那些小孩子笑着问：“你叫啥？”

大一点的孩子一边大声猜测谁是我真正的父亲，一边戏弄我：“你爸叫啥？”

他们惹不起拉比诺维奇和格洛伯曼，就只针对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他孤苦悲情，看着就好欺负。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让众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恨：他坐在村子大路的公交车站旁，要么对着自个儿，要么对着灰突突的木麻黄树，要么对着过往的车辆或只有他才看得到的过客念叨：“请进，请进，朋友们。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快请进。”

有时雅各布像是在迎接。他庄重地站着，仿佛在朗诵某段古话：“请进，朋友们，请进，我们今天正办婚事呢。”

我坐着奥代德·拉比诺维奇开的村里的运奶车经过时，经常会看到他坐在那儿。

“瞅瞅他那个样子，”奥代德道，“他要是匹马，老早就被一枪打死了。”

然而，我没有告诉奥代德，甚至没告诉他妹妹娜奥米，小时候我对雅各布做了怎样的坏事。

次日夜晚，我做完功课，帮摩西挤完奶，洗了澡，换上白衬衣，前往沙因菲尔德家。

推开窄小的院门，一股奇妙的饭香扑面而来。香味飘出屋外，止于围篱，在院中流连。

当雅各布打开房门，说着“请进，请进”时，那香味愈发浓烈，仿佛缠颈绕足一般，把我从院子引进屋内，让我兴奋得口水横流。

“雅各布，你在做什么呀？”

“好东西。一份装在盘子里的礼物。”

不同于格洛伯曼，雅各布的礼物既不频繁也不高调，但都十分富有情趣。我出生时，他在我的小床头上挂了一只小巧的木头金丝雀。我三岁时，他用黄纸折了小船，跟我一起放进河里。我八岁生日，他准备了一份惊喜：一个巨大的观鸟暗箱。箱子上绘着迷彩斑，钻有观察孔和通气口，还有两个手柄和一对轮子。

“你可以从这东西里观察乌鸦，它们不会察觉你的存在。但别用它观察人，那样不好。”

雅各布在箱内挂了夹子，用来夹纸笔，还留出空间放了一瓶水。

“你还有地方可以插些枝叶，这样乌鸦便不会察觉，也不会被吓跑了。”他说，“在我那儿，金丝雀在笼子里，我在外面；在你这儿，你躲在笼子里，乌鸦在外面。”

“乌鸦不会逃走的，”我说，“它们已经认识我，我也了解它们。”

雅各布笑了：“乌鸦就像人类，兴许不会逃跑，但会做戏给你看。只有你藏在暗箱里，才能观察到它们的本色习性。”

第二天，我拜托格洛伯曼用皮卡载着我和暗箱到桉树林。

林子沿东部边界延伸，过了村子的公地即是，再往远处便是屠宰场。林子密集幽暗，其中只辟出一条小道。牛贩子的牲口便是沿这条道迈向它们最终的命运。

林中的树冠上栖息着乌鸦。在那个季节，依旧可以分辨出几乎与其父母身形相若的幼鸟，它们刚开始学习飞行。老乌鸦会示范各种不同的姿态技巧，幼鸟则扎堆儿在树枝上聚集。第一年学习飞行的幼鸟往往有着乱蓬蓬的羽毛，所以很好辨别。偶尔会有一只不慎滑落树枝，慌张地在半空扑腾，勇气受挫。回到原处，他推推搡搡，直到自己旁边的同伴也掉下去，尝尝扑腾的滋味。

我坐在暗箱里，可以观察到一切，而乌鸦完全没意识到我的存在。夜晚，当格洛伯曼接我回家时，尽管四肢已酸痛无力，我内心却敞亮而愉悦。

雅各布请我在厨房宽大光滑的餐桌边坐下。白色的盘碟如满月般晶莹，旁边摆置的银盘也擦得锃亮。

“为你祝贺生日！”

他的目光捕捉着我吃饭时的表情，我既不能掩饰，也不想掩饰享受美味的喜悦。

十二岁的年纪，我已经知道自己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不过，我从未想到食物可以带来如此深切的愉悦。不只是舌头和味觉，嗓子咽喉、五脏六腑以及指尖都绽出小小的味蕾。香气充满了我的鼻腔，我的口中泛着口水。尽管我只是个孩子，当时却已确信：我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一餐。

奇怪的是，那种愉悦中居然掺杂着一丝伤感，它啃噬着充斥于我身体中的快感、香气和味道。

我想起与另一位父亲——摩西·拉比诺维奇一起吃的简单餐食。通常，他只吃些土豆、鸡蛋，喝点煲过火的鸡汤——好像生怕那些被他拧断脖子、拔掉毛、扔进锅里的鸡会活过来飞出去似的。

拉比诺维奇就是这样，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和以往一样，他现在吃饭时也一语不发。他咀嚼食物十分彻底，食糜在嘴里从一边翻到另一边。待他的餐叉上再次盛上食物，我敢肯定，他再嚼六下肯定下咽。

家里只有我和他。如今母亲已去世，娜奥米嫁到耶路撒冷，奥代德没离开村子，但也搬去别处住了。和往常一样，即使现在只剩我和摩西两个人，吃饭时依旧没人开口。吃过饭，他会煮几杯茶喝，而我会洗碗洗盘，像母亲那样，把厨房收拾干净。

整理妥当，我站起身对他说：“摩西，晚安。”——我不管任何一位父亲叫“爸爸”——然后出门回我的小屋，一个人躺下。躺在我的床上，那是母亲的床。躺在她住的牛舍里，牛舍现在变成了我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