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摩西的大哥——梅纳汉姆·拉比诺维奇——用故事和可口的长角豆说服摩西和托妮娅搬到以色列地。也是他先认识了朱迪斯，并建议摩西请她来家里和农场帮工。

直到我长大了，梅纳汉姆伯伯才告诉我那个大家讳莫如深的名字——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伯伯把名字和故事都告诉了我。

“当时他们好像住在姆拉贝斯，要么就是里雄。我不太确定。”

母亲的第一位丈夫在希伯来旅当兵。一战结束，他返回以色列地，却找不到生计。

每天他都在城里的大路边找工作。这个人天性骄傲，他不会低声下气央求地主，而是像在战场一样横眉冷对。他不明白，这种眼神在和平年代只是绊脚石而已。

“人，只能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即使不能完全符合情势所需，”梅纳汉姆伯伯解释道，“他们该笑的时候哭，该扇嘴巴的时候拔枪，该讨爱人欢心的时候却嫉妒。”

那个男人总是闷闷地躺在床上。夫妻俩租了间房子，那里以前是养土耳其鸭子的鸭舍。零碎的鸭毛刺得他两眼发红，鸭屎的臭味挥之不去，仿佛刻骨铭心的屈辱。

朱迪斯建议他种些蔬菜拿到集市去卖，他于是起身，在屋后的几块园圃撒了种子。然而，即使嫩芽出土，他还是无法安宁。午后，成群的乌鸦会飞上院里的大树，它们上蹿下跳，叽叽喳喳，仿佛恶浪汹涌一般。叫声和翅膀拍打声让他绝望地冲进屋内。有时，他强打精神坐在雅孔河边，双手抱膝闭着眼，仿佛在身体里寻找安慰。

要不是朱迪斯一直照料菜地，在院子里养了几只母鸡，把地主家橘树上掉下的果子制成果酱，东缝西补勉强度日，夫妻俩和女儿早就因骄傲饿死了。

终于，男人说他要去美国，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铸造厂干一年，厂子是他在希伯来旅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的爸爸开的。

“我挣了钱就回来，”他说，“朱迪斯，你等我一年，最多两年。”

当时，朱迪斯坐在桌边给做汤用的豆子去壳，假装没听见丈夫的话。他抓住她的肩膀大叫，逼迫她听。

“即使在美国也没什么工作，”她又怒又惊，“好多人都跳楼了。”

她面前堆着两堆东西，棕色大堆的是豆子，灰色小堆的是砂石、豆皮和干虫。她的两腿间站着两岁的女儿，两眼盯着妈妈的巧手。

“别走，”朱迪斯央求，“别走。咱们过得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摸摸蓝色头巾在头上打的结，把它紧了紧。她的语气里充满悲观与恐惧。然而那个男人——那个名字我必须忘却的男人，却无动于衷。他骨子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短小的身材，模糊的身形，他的形象留在我的眼里：他在小木箱子里装了几件衣服，拿了穷小子路上吃的硬奶酪、橘子、面包和橄榄，然后告别妻女前往雅法。我母亲倚着门框，腿旁靠着女儿——我同母异父的姐姐，脸上像她父亲一样面无表情。

男人在雅法买了张便宜的甲板票，乘着满载撒马蒂橙和甜柠檬的小货船驶向英国。

那是个阴天，然而船舱里橙子散发出的阳光味道，始终萦绕着乘客，加重了他们心中的懊悔。

到了利物浦，男人换船奔赴纽约。又怕又慌的他从哈德森码头走到中央车站。身处异国他乡，他的骄傲早就化为乌有，只是徒劳地在硕大的迷宫中无助地大喊：“威尔明顿！威尔明顿！”直到有好心人为他指点卖票的窗口和站台。

列车在地下行驶了一阵，接着眼前豁然开朗。它隆隆地驶过大河，经过一片芦苇与沼泽——男人没想到在美国还有这样的地方。他坐在窗边，数着电线杆，仿佛一路撒着面包屑，以便找到回家的路。他小声念叨着经过城市的名称：纽瓦克、新不伦瑞克、特伦顿、费城……三小时后，检票员一喊“威尔明顿”，他立即冲下火车。

他一路跋涉，经过一根又一根烟囱，就是找不到朋友的铸造厂。不过，他还是边摸边问找到了哥伦布大街——朋友告诉他，自己就住在那里。他按熟记的门牌号找到了房子。

那是一座华丽的住宅，门前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其实这里住的是一位荷兰的服装商人，但男人还是觉得，犹太铸造厂主的家就应该是这样。他举手敲门。

命运让荷兰商人在那天赚了一大笔。商人心情大好，见到门口的陌生人，居然善心大发请他进屋，以黄油和豆蔻烹调的美味蒸鱼和土豆款待他。

我时常好奇，梅纳汉姆伯伯和奥代德·拉比诺维奇当时并未在场，居然会知道这么多细节。难道年幼时奥代德对我母亲如此怀恨在心，以至于将她的生活刻画得如此声情并茂？难道雅各布将故事在脑子里反复回放，以至于编造出新的版本？难道母亲死后，梅纳汉姆伯伯会那样悔恨？如果烹调土豆的佐料是酸奶油、粗盐和切莳萝，而非黄油和豆蔻，我母亲的生活会因此而不同吗？我呢？我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吗？

不管怎么说，荷兰商人和我母亲的丈夫就着月桂浆果喝白兰地，饭后还一起抽雪茄下棋。商人解释说，他的曾祖父建了那座房子，他祖父、父亲和他自己都在那里出生。“就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美国的各个城市都能找到一条哥伦布大街。“还有，我的巴勒斯坦朋友，犹太人往往不会沾手金属铸造业。”总之，商人友好而礼貌地暗示他，那个所谓希伯来旅的朋友只不过是胡说八道。

的确，这位战友只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不过是芝加哥一个缝纫铺小贩的儿子，威尔明顿他也只在地图上见过。和多数谎话精一样，他也不做功课以把谎撒圆。后来，梅纳汉姆伯伯嘲讽地说，他搬到了以色列地，自称“在约旦河谷血战中给泽夫·雅勃廷斯基[泽夫·雅勃廷斯基（1880—1940）：俄罗斯犹太人，修正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当过副官”。他在特拉维夫租了间房子，靠在美国修正主义报刊发表“加利利的拓荒者来信”为生。

荷兰商人借着酒兴，给了男人几件旧衣服和一条沉甸甸香喷喷的杂谷面包，又塞给他几处地址和几封推荐信。奔走苦求一番后，我母亲的丈夫变成了出售廉价商品百货商店的守卫。

从那以后，他青云直上，守卫变成信差，信差升成销售，没过多久又坐上了部门经理的位子。他买了棕色和白色的皮鞋，跟小酒贩变成朋友，也抽上了雪茄。原本说好去美国的铸造厂干一两年，结果却是抽烟卖货干了三年。

不过，男人并未忘记与妻子的约定。他每月都给朱迪斯写信寄钱，即使她不再回信也没中断过。信中他并未提到威尔明顿的两个爱他的女人。他了解妻子，知道她已猜到几分。但在两个女人面前，男人却没有丝毫隐瞒。他时不时会提起以色列地的妻女，说以后要回到她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