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约十年，在我退役之后，雅各布第二次向我发出邀请。

我在军队里没立下什么丰功伟业。每一次训练，我都因名字而惹祸上身。对于死亡的免疫并没将我打造成英勇的斗士，反倒让我变成个慵懒好斗、藐视权威的家伙。

入伍的前一夜，雅各布躺在乌鸦聚集的大树旁苦等，想跟我一起去母亲的坟上。

“别烦我，沙因菲尔德。”我说。

那时的我已经长大，能分辨出痛苦与受伤的神情。然而我还不够成熟，不懂得退让和道歉。

雅各布不由得向后一躲，仿佛脸上挨了我一巴掌。他继而道：“萨义德，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告诉那些军官你名字的意义。他们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派你到境外去做各种危险的事。”

我笑着说他想得太多，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名字的意义我没对任何人说起过，甚至在那场令我毫发无伤的交通意外之后也没说。当时我睡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车子翻了，我再次逃过一劫。开车的是个大肚子灰头发的预备役军官，出发前还把孙女的照片拿给我们看。他死于车祸，而我被抛进附近的水沟，有惊无险。

作为新兵，我展现出打靶射击的天赋。之前还真不知道我还有这种本领。我被送去接受狙击手的训练，结业后留下来做了教官。

训练基地的规模并不大，白色的营房整齐划一。四周桉林环绕，浓烈的香气勾起阵阵回忆，令人伤感。树冠上乌鸦的弃巢已经发黑。当我问起为什么鸟儿都离开这里，一个教官问我：“如果你是一只鸟，会愿意留在狙击手基地附近吗？”

日复一日，我每天堵着耳朵，在麻木与孤寂中不断射杀着纸板做成的敌人，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连几个小时，我不停瞄准，无休止地让子弹射穿同一个孔洞。我不停地写信，一些寄给身在耶路撒冷的娜奥米，一些我自己留着。我能正着写，还会镜像书写。因为这个特殊的本领，格洛伯曼曾说，也许我的父亲不是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另有其人。我最喜欢的还是娜奥米的丈夫梅尔说的“转行书写法”，又叫“牛耕书写法”：一行由左向右顺着写，下一行就由右向左反着来，每行交替，就像老牛耕地一样，延续着之前的脉络。我在这方面下了好大的工夫，直到娜奥米受够了站在镜子跟前读我的信，对着我大吐苦水。

她从耶路撒冷给我寄来包裹，有好笑的图画，有好吃的罂粟籽蛋糕，还会述说关于她丈夫和儿子的无聊琐事。

雅各布也给我写信——不是很经常，而且信都很短。他的字迹歪歪扭扭，还常有错别字，跟他讲话的风格差不多。格洛伯曼还是寄钱，每张汇款单上的银行经理签字旁，都有格洛伯曼的签名和一两句话。摩西没有寄过东西，但周六晚上要回营地时，他都会送我到奶厂。如今我的个头已经超过了他。分别时，他会拥抱我，用他粗壮的熊掌和我握手，随后我登上奥代徳的卡车离开。

1961年，我将狙击用的毛瑟枪和瞄准镜交还军械库，退伍返回村子。我拒绝格洛伯曼的建议，没有跟着他学贩牛。

“萨义德，这可是个好营生，”他告诉我，“而且向来都是老子传儿子。我能把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你，你会成为一个厉害的牛贩子，跟生在肉案上的没差别。”

我很喜欢格洛伯曼，不过生在牛舍的地上我已经知足，生在肉案上也算不得什么显赫家世。但格洛伯曼是位慷慨的父亲，而且十分健谈。他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和道理。偶尔有机会，我会陪上他一两天，帮帮工，听听故事。

我告诉他：“要是妈妈知道我跟你进了屠宰场，一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当时我们坐着他的绿色皮卡，行驶在山谷的土路上。格洛伯曼正跟我分享人生的经验哲理。

“萨义德，快看，”他说，“这里曾经是关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就在这小山附近。他们有自己的厨房，原来的烤炉烟囱如今就剩下那么几块红砖了。他们成天唱歌、跳舞、做好吃的，烟囱里飘出这世上最鲜美的味道。围栏上有个洞，大家都知道。那些战俘悄悄地钻进钻出，不让守卫察觉。”

“有机会你可以问沙因菲尔德。他比我更了解那些意大利人。”

他的语气里带着狡猾。我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在试探我，所以没有回应。

卡车打了个转，倚仗的只有那个行将报废的老减震器。可怜车上的奶牛被晃得东摇西撞。牛贩子开起车来真让人心惊肉跳，动不动就七拐八拐，撞石头撞树是家常便饭，路上避之不及的动物也常做了屈死鬼。奥代徳前些年教过牛贩子开车，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坐他的车可得小心。格洛伯曼纯粹是拿变速杆当搅油棍子使。”

牛贩子问我在军队是不是碰上“各式各样的小妞儿”。

“我对小妞儿没兴趣。”我说。

“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女人。以前老家人怎么说的来着？鲁宾娶潮女，西蒙娶泼妇，李维家娶回个贤内助。也许是时候给你找个细皮嫩肉的厉害女人了。她用两腿把你勾住，一笑让你心肝儿乱颤。将来等你懂了，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现在就看你何时走运遇上这样的女人了。”

“如果不走运呢？”

“这世上歪瓜裂枣多的是，”格洛伯曼说，“我跟你说过，每个人都会找到合适的女人。”

格洛伯曼嗜血恋财，在某些问题上很自以为是——在吃饭跟调情上更是如此。

“他们都错了！美丽的女人要么聪明绝顶，要么愚蠢到家。漂亮的女人都聪明，漂亮的男人都没脑子。”

他笑着看看我，我也对他笑笑，而老皮卡就在此时冲进了附近的果园，撞烂了一棵苹果树。

格洛伯曼悠悠地咒骂了几句，熄了火。四周归于沉寂，他开口道：“还有，每个女人都有秘密，只有懂肉的行家才有识别的眼力和手艺。萨义德，你现在二十二岁，也该学学了。要是你早听话，跟着我贩肉而不是弄什么牛奶，这些东西你老早就会了。外行看女人都看不出门道，尽看些嘴啊眼啊，胆子大点的会看女人走路时怎么扭屁股，或者干活时奶子怎么晃。生在肉案上的行家，则会看女人背后的尾骨，每个女人那里都有一小撮肉。只要你一有机会——跟她跳舞什么的，记得拍拍那儿，啪—啪—，像这样。”

他伸出一只巧手，在我身后拍拍示范。

“就这儿。男人那里什么都没有，女人的那块小包会让你知道她身上其他的凸起，比如胸前的那道安乐窝。那里一定酥软挺拔，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温柔乡。如果那里没肉，整个身体肯定也干巴晦气，一准儿的。”

他起身检查车子有没有撞坏。

“这车的保险杠结实得跟牛头一样。”牛贩子一脸骄傲。

格洛伯曼的世界黑白分明，一切都有板有眼，界限清晰，绝不拖泥带水。

“萨义德，我再教你一样：如果女人上唇有些细毛，又不至于黑乎乎地跟小胡子似的，就说明这是个贴心的女人，双峰上一定有块浓密的树荫。”

他从口袋里掏出张钞票，钉在撞烂的苹果树干上。

“这样就行了。省得人家说格洛伯曼耍无赖，砸了东西不给钱。我跟你说的都懂了吗？这样她还没脱衣服，该知道的你就已经都知道了，她自己的妈都不一定知道哩。”

卡车重新回到土路上，车身不时剐蹭着两侧的枝条。我们驾车驶入桉树林。这条小径上曾经留下牛贩子和他牲口的足印。原本只能走一头牲口的小径，如今已经拓宽，可以跑皮卡，路上只留下轮胎的印记。

“贼已经守在那儿了。”牛贩子道。我们的卡车驶出林子，屠夫已在屠宰场的门口等候。“萨义德，你别吭声，好好学着点。那家伙狡诈得很，你以为他那点本事跟谁学的？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跟他老子学的。我也是从我爸那里学会了以后应该提防什么人。在那种人的肉铺，一旦来个循规蹈矩的呆子，想买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肉食，那家伙的爹就把手从身后伸进裤子里摸屁股，就这样。顾客问：‘这肉洁净吗？’他爹就摇头晃屁股地说：‘当然洁净啦。’要是你过后质问他为什么撒谎，他立马脱下裤子对着你转圈儿，没有半点儿不好意思，还说：‘这够不够洁净？你自己摸摸看。’”

格洛伯曼十分满意地见到我笑得前仰后合，随即停下皮卡把牲口赶下车。

“一会儿你会听到一模一样的话，”他咬牙切齿地低声道，“这家伙用鼻孔说话。这也算是个标志，萨义德，你记住：凡是用鼻孔说话的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人，肯定的。但我们老老实实做生意，对吧？记住，别跟他们交心，尤其别泄露我们的进价。”

那个屠户说起话来鼻子嗡嗡直响，他看了看奶牛，让她走了几步，然后拍拍脊柱，摸了摸牛屁股和脖子上的结节。格洛伯曼在我们村买牛时也这样。

“这坨烂肉你要价多少？”说着，两个人勾起腕子，议价开始。

“七十镑？[镑：英国、埃及等国的本位货币。]”格洛伯曼大叫着，狠狠拍了一下屠户的手。

“三十五！”屠户哼了一声，也与格洛伯曼击掌。

“六十八！”格洛伯曼又是一击。

“四十！”屠夫狠抽。

“六十五！”牛贩子猛地一掴。

拍掌声十分响亮，双方你来我往，都疼得一脸苦相。

“四十三个半！”

“六十四！”

“四十六！”

突然，两个人都不说话。他们死盯着彼此，手拍得通红，恨不得赶紧了事。

“Benemones Parnussa？”格洛伯曼问。

“Benemones Parnussa。”屠户赞同。

两人松开手，摩挲着自己红肿的掌面。

“好吧，”屠户道，“就让你赚七镑吧，你这个小偷！”

“五十九。”格洛伯曼道。

屠户给了钱，格洛伯曼卸下牛绳，照老样子挂在肩上，对我说：“他一叫‘个半’，我就知道这笔买卖会Benemones Parnussa。”说着我们动身离开。

“你看懂怎么回事了吗？”他边走边问，“知道Benemones Parnussa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牛贩子朝我点点头：“记住。Benemones Parnussa的意思是好营生。如果我们谈不拢价钱，他会说我应该在这头牛身上赚多少钱。如果我说进价五十二，然后他说Benemones Parnussa，七镑，那么他就得付我五十九。”

“那为什么不说你花了五十五？”

“不行，撒谎是忌讳。”

“撒谎是忌讳？你要这样教我吗？你爸也是这么教你的？”

“卖肉、卖鱼、卖马，干这些营生算不得大本事，但都是由老子传给儿子，一代代延续。你要想干这行，就要知道，我们做事是有规矩的。平时什么都可以扯谎：重量、肉质，甚至年龄。我们给牲口注水、喂盐、断粮、增肥，让牲口拉肚子，往他们腿上扎钉子，用摸过屁股的手割肉。但Benemones Parnussa一出口，就必须实话实说，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