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周的周二，市政厅就会放场电影。奥代徳会从海法带回扁圆的胶片盒子。有时他会凑到母亲跟前，两眼低垂道：“是个美国片。”

母亲不常去市政厅，可一有美国电影，我们俩一准儿去看。我们并排注视着银幕上美国的街道、房舍、道路和树木，一起想象着她的小女儿置身画面中的样子。

女儿在母亲的记忆中不断成长。朱迪斯眼见她越长越高，越变越聪明，看她渐渐改变发型和外貌，胸前渐渐丰满坚挺。初潮来袭，朱迪斯跟她一起尖叫。一夜，她甚至梦到女儿和一个男人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可怕的是，孩子长得像极了那个该死的男人——那个男人的名字我当时不被允许提及，现在则不能记起。

从市政厅回家的路上，朱迪斯一言不发。回到家里，她抿了口酒，重重叹了口气——她自己根本没意识到那声音有多响亮，多尖利。她躺在床上，听到“如果”“要是”和“要是不”三兄弟的舞步声，听到沉睡天使的笑声和摩西夜间的脚步声：从厨房橱柜到衣橱，一扇扇门被打开，再到床缝、地板，最后到小屋和土地接缝的墙根处。他随后来到院里，轻轻敲打仓库的墙面，挪动麻袋，拎起一捆捆干草。摩西没进牛舍，那样可能会失礼。他又往孵化场瞥了一眼，继而返回仓库。那时候，他相信辫子可以自己四下躲藏，甚至还有几分狡猾。

他反复四处寻找观察。从床架到儿时的裙子，再到冷水中死亡的气泡，他瞪着眼睛在黑暗中找了个遍。

在小屋和牛舍之间有一条水泥小路，那是在我出生前，摩西·拉比诺维奇为朱迪斯砌的。时光流逝，路面已是青苔斑驳，路缝中也生出螺丝豆苗。然而，我依然对那条小路记得一清二楚，即使现在我已不在那儿，因为曾经我每日都从路上走过。

娜奥米告诉我：“那条小道是我爸爸为你妈妈修的，从屋子通到牛舍。不错的礼物，对吧？你真该看看竣工时她的表情。爸爸对她说：‘朱迪斯，这是为你修的。’要换作格洛伯曼，这个时候肯定会深鞠一躬，并对她说：‘朱迪斯小姐再也不会在泥里弄脏脚了，就这样！’如果是沙因菲尔德，肯定会二话不说躺在泥里，让朱迪斯踩着他经过。而我爸爸实实在在为她砌了一条小道，不耍任何花样。”

朱迪斯进村第三年的夏末，一日，拉比诺维奇拉回水泥、沙土、碎石和模具，打了框，插了铁桩，一格一格浇灌水泥，在小屋和牛舍之间砌出一条水泥道。然后他抹平、洒水。水泥一干，他便邀请朱迪斯上路走走。

母亲一时间满心欢喜。她一只手将裙边微微提起，另一只手牵着娜奥米，两个人蹦蹦跳跳踏上新路。

“那年冬天，我们不再被小屋和牛舍间的大泥潭所困扰。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

“你都没有为妈妈修路。”奥代徳对父亲说。

整整两年他都沿小道外侧而行，拒绝踏上一步。到后来放弃并停止这么做时，他已经踩出一条孤苦伶仃的窄路，它控诉着，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逾越节前，托妮娅·拉比诺维奇的石榴树生出许多幼叶，红得十分耀眼。六月的南风中，圆润的红色果实渐渐膨胀，装扮着树冠。

朱迪斯用报纸做了许多圆锥帽，跟娜奥米一起把它们罩在幼小的果实上。八月夏日将尽，两个人坐在新修的小路上吃着石榴。

第一批石榴在犹太新年前后可以吃了，粉红色的石榴粒又大又饱满。住棚节[住棚节：犹太民族节日，又称收藏节，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之前的四十年帐篷生活而设立。]过后，朱迪斯采摘了那些发黑发酸的果实，用过滤牛奶的白布榨滤出果汁，教娜奥米如何用果汁酿酒。

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勾勒出娜奥米和朱迪斯坐在灰色水泥地上的画面，两个人都戴着蓝头巾，双膝赤裸着。朱迪斯已经故去，而当年的小女孩也已长大成人。桉树树顶飘下的细小枝叶依旧扎着她们结实的赤脚，那树桩现在还站在那儿，木麻黄树上掉下的小刺猬也时不时地来捣乱。

朱迪斯拿起一个石榴，用小刀的木柄轻轻敲打它，然后把顶端切去。她把周围的皮扒了扒，在表皮割了几圈，然后用手指把果实掰开。

“千万别用刀切石榴，诺米尔，”她嘱咐道，“接触了金属，石榴会变得难吃。”

朱迪斯用拇指的指肚把石榴粒弄松，然后拨到另一只手里，再送进口中。

“这是我妈妈的石榴树。”奥代徳抗议道。

“那你也一起吃嘛。”娜奥米说。

“一粒也不能漏掉。”朱迪斯提醒她。几年后，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和她坐在同一条小道上吃石榴时，妈妈也是这么提醒我的。“一粒也别掉，掉了就算输。”

即使到现在，她的提醒依旧不绝于耳，虽然如今我已不再吃石榴。冬日里，石榴树被知更鸟盘踞，它们春天依旧开出红花，秋天依旧果实累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责任感，我每年依旧用圆锥帽罩住果实，只是成熟后不再采摘。

夏天过去，鸟儿和风拨掉了圆锥帽，果蝇抵不住甜美的诱惑，嗡嗡徘徊在果皮爆开的果实上方，告诉我秋天到了。

接着，绽开的表皮下果实变得干硬，如同除去裹尸布的木乃伊。发黑的果皮是冬日到来的标志，里面果粒破碎，在冬风中如同尸首的烂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