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雅各布第三次请我上门。在这十二年中，我在耶路撒冷读了两年大学，其余十年在拉比诺维奇的牛舍中度过。

摩西将农场留给了我，对此奥代德毫不介意。比起奶牛，他更喜欢卡车，之后还依旧时不时载着我去看娜奥米。

漫长的夜车旅途中，我不再打瞌睡，而是竖起耳朵，听奥代德嚷嚷着讲述那些回忆、希望和梦想，那份坦率出乎我意料。他总时不时问：“萨义德，你会写下来，对吧？”我喜欢搭他的车，听他说话，所以才一直没告诉他：他所要求的，我不打算做。

摩西决定削减工作量。他把地租给村里的合作种植户，只给自己留下几头奶牛和一栏准备日后割肉的小牛。我戴上母亲的旧围裙，头系蓝巾，和她一样在牛舍、厨房、家中和院中忙碌。

我没有弃那些乌鸦于不顾。在耶路撒冷时，一位红发教授——就是娜奥米口中的“头号骗子”——看出了我对实验室的厌恶和对观鸟的热情，对我攀爬、冒险和观察的能力很是赏识。我退学返乡数月后，一日，他出现在我家门前，让我到山谷里替他完成些后续工作，主要研究乌鸦在人类社会中的栖息过程及其对当地小鸣禽造成的危害。

那时候，村里人已经对我无可奈何。眼看着我每日盯着乌鸦，想想我的名字，想想我如何不合群，再想想我的母亲，林林总总的印象搅在一起，咀嚼过后，他们对我的性格也就有了定论。在那样一个以生育与耕作为头等要务的社群中，我无疑是个异类。

总之，在1963年，我仍在耶路撒冷研究动物学。这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没有任何影响。特拉桑塔的实验室和“俄国大院”[俄国大院（the Russian Compound）：耶路撒冷城区名，为城中心最古老城区之一。]都让我感到厌倦。窗外茂密的松林中，乌鸦在聚集、孵蛋。我多么渴望能爬到树上窥视它们的窝巢，而不是观察显微镜下的标本。

“我不喜欢那些显微镜，”我告诉娜奥米，“想知道的一切明明都可以用肉眼观察。”

“那你喜欢什么？”娜奥米问。

“我喜欢你，娜奥米，”我说，“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喜欢上了你。我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我刚出生，而你已经十六岁，一睁眼我就看到你。我看着你，对你倾诉。”

“那你现在在等什么，萨义德？”

“等你到我名字的这个岁数。”

娜奥米笑了：“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了，在等我老到生不了孩子。你一直都怕这个，怕你会有儿子，有孙子，怕死亡天使降临。真是个傻瓜！”

娜奥米和梅尔有一个儿子，他在我十岁那年出生。我已经说过，我不想提他：尤其是因为他的出生与母亲的死期离得太近；并且，他与母亲的故事也没有任何联系。

在耶路撒冷待了几个月，我已将当地的鸦群了解得差不多。我时常去拜访“月林”和麻风病院的乌鸦群，也会去看看德国殖民公墓的那一大群和“以色列之家”[以色列之家（Beth Israel）：耶路撒冷中部犹太社区名。]的一小撮儿。我从“回想摩西”[回想摩西（Yemin Moshe）：耶路撒冷老街区名。]窥视，观察边界另一边亚美尼亚区的乌鸦集会。

第二年年末，我舍弃了这些趣味和那枯燥的研究，离开冰冷的耶路撒冷，回到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