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时，奥代徳总是看她不顺眼。他拿她打趣，故意惹她，在她死后态度也没改变。可我还是很喜欢奥代徳，跟他在一起也很舒服。他开车带我去看娜奥米，又送我回家，给娜奥米送去包裹、信件和交给“头号骗子”的观察报告，还不停地跟我讲他父亲、我母亲和他妹妹的事。有时也说到黛娜——他曾经的妻子。

“我三十七岁半时跟黛娜结婚，三十八岁时离婚。萨义德，够夸张吧？”

黛娜的丈夫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阵亡，奥代徳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她。

“每个人都有那种朋友：他们自己的婚姻乱七八糟，所以要把其他人也拖下水。”

我还记得黛娜，她比奥代徳小八岁，但比他高一英寸半。尽管长得不算漂亮，但头发泛起的蓝色光泽和古铜色的肌肤赋予她忧郁而躁动的气质，足以吸引有心人的目光。

婚礼后数月的某天夜里，奥代徳出门跑车，突然觉得心里莫名地痛苦不安，甚至不敢再往前开。他把车停在公路边，琢磨了几分钟，继续往前开。没走多远他再次停下，终于下定决心掉头回村。

他在村务大厅门口关掉发动机，车子像一只巨大的铁貂，静静地沿着斜坡滑下，最后停在家门口。一辆奇怪的、满是灰尘的“无敌”牌摩托车停在树下，发动机还热着，机油味也很浓。奥代徳下了车，往窗子里望去：黛娜正骑在某个人身上，身体纤瘦健美，特有的暗色皮肤闪闪发光。

奥代徳觉得浑身的关节肌肉瘫软无力。他踉踉跄跄回到卡车上，打着火，把车开到村中心。他下了车，打开奶罐下面巨大的阀门，把自己锁在驾驶室里，手放在喇叭绳上。

一股牛奶喷薄而出，白色的恶流溢满大街。小公牛被奶香味激醒，还以为是美梦成真。卡车的鸣笛声和小牛的叫声惊醒了整个村庄。

“那是我这辈子最精彩的时刻，”奥代徳告诉我，“比冲进屋里杀了他们俩痛快得多。那次我花了很多钱，又是赔牛奶，又是闹离婚打官司什么的。不过我跟你说，萨义德，那叫一个痛快！”

“想不想拉喇叭？”他又问，他总是这样问我。

那还用说！我伸出手拉下绳子。露气凝聚的草窠里，蟾蜍在回应。夜空中的残月陪伴着我们，它推开流云柔缓的拥抱，在温存的间隙中透射。

那个时段，奥代徳的车载广播由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尖声咆哮转回到希伯来语的频道。不过我也不需要广播。周围的各个角落都指示着时间，我再次寻找着指示纪年与季节的短针，以及标示着时辰的长针。树叶的色调表明已入晚秋。低洼处黎明的寒意已潜入隐蔽的水坑。东侧的天边开始现出苍白，五点差十分。

妈妈告诉过我：“萨义德，你不需要手表。看看，这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了。”

村里每一位农民都能根据秋日无声的闪电和春天绽放田间的花朵判断月份，而我则懂得根据乌鸦老巢的色调和雏鸟换毛的阶段判断时间。

“村子就像一个挂满钟表的大房间。”我写信给身在耶路撒冷的娜奥米，提醒她不要忘记。

她回信说她只有一个钟表——社区恪尽职守的送奶工。每天清晨，他都在六点十五分准时推着满载牛奶罐的小车出现，分秒不差。一边往前走，他还一边吆喝，两个拉长萎靡的音节在狭窄的楼梯间回响着：“牛——奶——”

就在几周前，我写信对娜奥米讲述破败的村务大厅——时光变迁的一个有力佐证。干枯的常春藤依然附在墙上，残缺的七脚吊灯装饰着屋顶，鸽子在礼堂的角落里安家筑巢。

燕子从通风口飞入哺育幼鸟，老放映室里散发着猫头鹰的屎臭。这不是长短针齐全的钟表，也不是沙漏，而是一台分层的时钟，以干巴巴的分泌物、阳台廊柱上的锈斑以及地上隆起的一处处尘土的厚度度量时间。隆起之下，蚁狮幼虫正挖掘着光滑的、漏斗状的死亡陷阱。

入口处都钉着木板，但破坏闯入的痕迹随处可见。当我刚刚进来，等待眼睛适应阴暗时，一股隐隐令人作呕的人粪味扑鼻而来，丑恶无所遁形。我顿觉无力，于是坐在一把脏兮兮的椅子上。黑暗中，木头刺耳的嘎吱声惊得四下里响起一阵翅膀扇动声。

有一回，我还让村倌儿帕比什吃了一惊。他也时常来村务大厅，踩着鸽子屎四处溜达，嘴里念念叨叨，嘟嘟囔囔，说的都是关于昔日的心碎和身体的疼痛。就在几年前，这里上演了最后一次演出。正如我信中对娜奥米所言，村倌儿帕比什“献上了他最精彩的一次表演”。从城里来了个剧团，年轻的女演员美貌远近闻名，山谷里的年轻小伙纷纷来到村里，想一睹为快。那种动人的美丽激不起爱与欲望，但却令人渴望丰收或死亡。她出现在舞台上，如女神般俯视众生。女神善心大发，让崇拜者在一小时之内得以一睹芳容。

村倌儿帕比什拖着苍老笨重的身躯突然起身，气愤地大声嚷嚷：“多年前，我们已经见识过丽贝卡·沙因菲尔德的美貌了。演电视的姑娘，她可比你漂亮多了！”说完转身就走。

帕比什生村里人的气，因为他们没有拯救村务大厅。他生雅各布的气，“因为他爱上了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逼得丽贝卡带着所有的美丽离开村子，分毫没有剩下。留下我们在丑陋的泥沼中挣扎”。

雅克比夫妇的旧家——即后来白化病的房舍——如今也是一片废墟。风雨已毁掉了屋顶，露水与蠕虫也侵蚀了挡板，剩下的不是被太阳蒸烤，就是被泥土吸收。人们眼见着屋舍逐渐萎缩，到头来只剩下疯长的海葵证明它曾经的存在。

不过，白化病为他的金丝雀所建的鸟舍倒依然挺立。再也没人来填食槽、灌水槽，笼门屋门总是大敞着。金丝雀来去自如，雅各布也没再来回顾过往。

“早晨和傍晚的时间总是过得最慢。”我说。

“交替之时要减速，”奥代徳笑着说，“不然世界要翻车。”

我们离进村的拐弯处越来越近。奥代徳连续挂挡减速，双脚在巨大的踏板间跳动转换，卡车闷声抖动着。

“好了，我们到家了。”他拐了个大圈，把车开上狭窄的进村路。

这条路以前是土路。夏天车压马踩、尘土飞扬，冬天则污泥遍地、泥泞难行，后来铺上了山里运来的碎石。之后拓宽时又重铺了一下，继而成了一英里左右的又窄又直的柏油路，道路两侧还种了木麻黄树固沙。

十字路口的一侧有个公交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锡顶雨棚，外加顶着标牌的铁杆。水泥凳上坐着雅各布·沙因菲尔德——一具瘦小萎缩的爱之木乃伊。他身穿蓝色长裤和白色棉布衬衫。树荫下依然停着他的出租车，司机在后座呼呼大睡。

奥代徳刹住卡车，关掉发动机，寂静来袭。他把脑袋伸出车窗外大喊：“怎么了，沙因菲尔德？”

“请进，请进，朋友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快请进。”说话的雅各布好像婚礼上的新郎官一样满脸热情。

“新娘子去哪儿了？”奥代徳喊道。

然而，雅各布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掠过，望向别处。

“瞧瞧他，”奥代徳重复着他的诊断，“他要是匹马，早就被人一枪打死了。”

一辆绿色小车从路上驶过。

“请进，请进……”雅各布对着车子说，“请进，我们这儿今天办喜事哪。”

他笑着点头致意，眼睛盯着马路来回看，再也不理会我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