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死亡天使降临，见到一个叫萨义德的孩子，肯定立马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继而转向别处。”

我依旧对她赐予我的名字深信不疑。如今我长大成人，确信有朝一日我会为人祖父，让自己名副其实。死亡天使会找上门来，因为被骗而气急败坏。他完全失去了耐性，二话不说叫出我应有的名字，把我的灵魂抽了个彻底。

我依然记得幼年那些小巧清晰的照片。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醒来发现她仰面躺着。当时正值盛夏，她身上的被单滑落，两臂张开，前胸裸露着。她脸上的严肃消失，连鼻梁的曲线都变得柔和。

我起身帮她遮盖。当被单罩住她的身体，她伸展腰身，睡梦中绽放出微笑，仿佛裸露的身躯上有海浪掠过。我再次轻抖被单，让它落在她身上，直到她发出一声轻叹。我再次拎起被单，她的眼睛突然睁开。那眼神严厉而清澈，一如她的声音：“行了，萨义德，赶紧睡觉。”

“可我想让你盖舒服点。”

我还记得母亲如何抓住我的胳膊带我回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回去躺下。我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谁都没睡着。

我还记得三岁半时，我抱怨只有自己看不懂梅纳汉姆伯伯春季写的字条，于是雅各布便教我读书写字。

我还记得格洛伯曼将切薄撒了盐的美味生肉片拿给我嘬。

我也记得跟摩西一起玩“大笨熊”，记得我第一次从桉树上摔下去。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活不成了，我自己也不例外。我睁开眼睛，寻找着上帝和天使，母亲对我说：“起来吧，萨义德，你啥事儿也没有。”

她的故事渗透我的记忆，与之融为一体。比如，那头母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老死，可我却能清楚地记得她如何机灵地从马的眼皮底下偷大麦：看到马儿塞了满嘴大麦，那母驴就冲过去咬他脖子。马儿试图反击，大麦从嘴里掉下，母驴见了赶紧下嘴。

“这个我也记得，”娜奥米道，“我还记得跟她一起吃石榴：一开始是坐在石头上，后来坐在父亲砌成的小路上。我还记得，她让我去抓鸽子，然后由她把鸽子弄死。朱迪斯用两根指头猛拉鸽颈，直到‘咔嚓’一声，每当这时，她都情不自禁地咬住下唇。”

我们正站在耶路撒冷德国殖民地公墓附近，乌鸦集会的那棵树旁。娜奥米笑着要跟我比爬树：“你摔下来比我强，我爬上去可比你厉害。”

她又说：“我得去看看梅尔的母亲。萨义德，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她住得不远。”

娜奥米称自己的婆婆为“梅尔的母亲”或“克雷巴诺夫太太”，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兴许我五岁那年，娜奥米和梅尔结婚时，有人告诉过我，可是后来我又忘了。她家的花园里有一丛十分艳丽的蔷薇，还种着纤细的扁桃树和茂盛的忍冬花。

这丛蔷薇十分独特：它挺拔如树，荆棘像猫爪。如此高大坚挺，几乎用不着打理浇水。而且，蔷薇丛香气浓烈，路过的人们都无不震撼，小虫也乐得在它幽深的根丛中流连。

克雷巴诺夫太太骄傲地告诉我们，即便是战争中被封锁的年月，各家的花儿都在枯萎凋零，只有她的那一丛蔷薇常开不败。

这位太太是个寡妇。即便上了年纪，她的面部依然保有迟暮美人的曲线，等待着绽放光彩。

“我记得你，”她道，“你是那个帮工的儿子。你就是梅尔婚礼上的那个小男孩，对吧？”

“我也在那婚礼上，”娜奥米说，“你难道不记得我吗？”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对吧？”克雷巴诺夫太太问我。

“我叫萨义德。”

“你今年多大？”

那时我二十三岁。

“你这个岁数的人叫萨义德，肯定是谎话连篇。”克雷巴诺夫太太宣判道，“告诉我，你和你母亲是不是之前跟牛一起住在牛舍里？”

“差不多吧。也不是真的跟牛同处一室，不过我们住的房子以前的确是个牛舍。”

“真有意思！记得当时听说后，我还把这事讲给丈夫的亲戚们。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却跟奶牛住在一起。”

门廊上传来一阵奇怪的金属敲击声，回声甚至比敲击声更加响亮。

“那是鸟儿们在啄水箱。如今也就只有它们会来看我。”梅尔的母亲嘟囔着。

我向窗外看去。门廊上立着个大水箱，那是耶路撒冷当地人应急的储水装置。克雷巴诺夫太太在水箱顶撒了面包屑，引来小麻雀在锡顶上啄食。生活在冰冷无情的吝啬城市，能在这里找到吃的，小麻雀们当然很感激，而克雷巴诺夫太太看到它们圆圆的眼睛里的谢意也十分欣慰。她告诉我们，那回声能告诉她水箱里的水量还剩多少。

偶尔，会听到一阵更加响亮、有力的啄食声。老人知道，那一定是从柏树上飞来的乌鸦。它吓走了小麻雀，抢走它们的食物。

凡是个头大过她的手的黑色动物，克雷巴诺夫太太一概不喜欢。她立马冲上门廊，右手擎着一把笤帚，一边驱赶偷食的小贼，一边义愤填膺地大喊着：“走开！去！走开！”

她满脸通红地回到屋里，到厨房给我们沏茶，顺便稍做镇定。娜奥米小声告诉我：她婆婆撵狗说希伯来语，赶羊说阿拉伯语，轰猫说意第绪语。她不知道乌鸦属于哪个国家，也不知它们操哪国语言，于是驱赶的时候就把各种语言混起来说。

她的热茶甘甜而美味。喝过之后，我们起身告辞。

奥代德告诉我：“让娜奥米去耶路撒冷简直就是把鲜花从土里揪出来，然后扔到路上让车碾。”

梅尔与娜奥米成婚多年，奥代德的怒气一点也没消。打我小时候起，他就经常用村里的卡车拉着我去耶路撒冷看他们。我摸黑跑到奶厂，既瞌睡又兴奋。奥代德允许我爬到奶罐上检查盖子是否盖好，出发时还特准我拉动他左肩上面的绳子，鸣笛开道。

我往往会在车上睡着。当奥代德在黎明到达耶路撒冷的特努瓦营销合作社，并在场院门前换挡时，我才会醒来。娜奥米已经在那里挥手，奥代德以车笛声回应，而值班主任则丢下咖啡跑出来大喊：“拜托，小点僧！别响喇叭了！这才早上五点，耶路撒冷的人还米醒呢！”这时，维特金镇的司机艾瑟瑞尔吼道：“山姆深呀，山姆深，你自己才该小点僧呢！”[小点僧、米醒、山姆深，都是表示说话人发音不标准，如把“shut up”说成“sut up”。]

车子猛一撒气停了下来。奥代德跳下车拥抱妹妹，又马上转身取下车上的包裹，那是朱迪斯给她准备的。包裹总是用奶粉盒的棕色包装纸包好，外面还用绳子系紧，里面有水果、蔬菜、应季的石榴、酸奶油、奶酪、鸡蛋，还有一封信。

“这是家里给你带的。拿着，这是给你一个人的，明白吗？就你一个人吃，一口都不给他！你笑什么？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当初我要是赶上他来家求婚，最后肯定到不了这步田地，”奥代德道，“我绝不会让他把娜奥米接走，她也不会离开。要是我在的话，他连院门都别想进。那个下三烂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像胡狼一样盯着笼里的小鸡不放。我就纳闷了，你那厉害的母亲大人怎么就没看出来？怎么没当场把他扔出去？”

两三天过后，我坐车回村。每一次，当卡车驶出米列克谷，我一定会醒来，目睹自己深爱的山谷在眼前豁然展现。奥代德又开始讲述曾经驶经此处的火车，还有阿拉伯人放进村子地里的那些野牲口。“我们冲出去，挥着鞭子把它们赶走。”他又说起英国人以前的防空哨，说起施维利警长，还有田野中被毁坏的石头烟囱的故事。那是意大利战俘营的遗迹，营地里总是传来歌声，看守们从来不站岗，身上总是一股油烟味儿。

“你会把这些都写下来，对吧，萨义德？”他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