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第四次为我做饭是在1981年，就在他去世几周后。

他走得平静而直接。灵魂并非从他肋骨间逃亡而出，也没有像麻叶一样燃尽熄灭，更不是生撕活剥般离开肉体，而是在从容中渐渐抽离。司机发现他衣着整齐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说，雅各布的表情很安详，身体冰冷，但依然柔软。他的表情与姿态中既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

司机告诉我：“我自己也不年轻了。希望我也能走得像他一样。”

雅各布去世时我在耶路撒冷，当时正躺在娜奥米和梅尔家的客房，尚未入睡。电话声突然响起，打断了夫妻俩的谈话。他们俩总是在晚上聊天，我总是仔细倾听，然而却从未从那低沉愤怒的声流中捕捉到任何内容。

那里已不再是我儿时造访的那个住宅区的狭小公寓。如今，他们住在宽敞美观的石屋里。起先，娜奥米和梅尔睡在一个房间，挤一张单人床；然后变成同房双人床，后来又同房不同床。如今，夫妻俩各睡各的房间，各睡各的双人床。这也是记录流逝时光的办法之一。

出于惯性，我躺在床上，眼睛注视着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门。再也没有三角形光线从那儿照进，也再没有走廊上玉体的金色剪影。

每次雅各布说起河边洗衣的年轻姑娘，总会不无骄傲地将其形容为“爱的永恒画面”。我也思考着自己的永恒图画——那个暗夜中的身影，湿润的面颊，纤细的腰身，光亮的肌肤。我渴望回到那个房间，用一声口哨将时间召回，再次目睹那黑暗中光彩照人的裸体。然而，那一刻却再也不会回来。

然而，纯真却早已离我而去，她的肉体也不再年轻。总之，世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修复。想象好过修复，虚构强于想象，而这三者都比不过回忆。

梅尔拿起听筒。“喂？”我听到他说，“他在。”紧接着他喊道：“萨义德，找你的。请你告诉打电话的人，无论他是谁，现在是凌晨四点。”

“我在耶路撒冷特努瓦这边，”奥代徳在电话另一头说，“雅各布去世了，我觉得该跟你说一声。”

“什么时候？”胸腹中那刀刺般的剧痛让我猝不及防。

“昨天早上。”

“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打电话？”

“‘他们’是谁？又该打给谁？”尖锐反问后，他接着又说，“他们已经把他下葬了。昨天下午。”

“你什么时候回村子？”

“你在出城的地方等我，我半个小时就好。”

一路上我只想着一件事——那个只有我和妈妈知道的秘密，那个她拒绝雅各布求爱的最终理由。自从她死后，我一直试图鼓起勇气向雅各布坦白。我在走路时无声地动嘴演练着那些对话，我把悄悄话说给早已钻不进去的观鸟暗箱，我张大嘴巴，撕心裂肺地对着远处的树林大喊，可就是没能对雅各布说出实情。

奥代徳感受到了我的悔恨和焦虑，回村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我突然大声说：“其实这样更好。如果我告诉他，估计他很早就不在了。”即便这样，奥代徳也假装发动机的轰鸣吞没了我的忏悔，并没有做出回应。

几天后，我被叫到海法某律师的办公室，并且被告知：雅各布将提翁橡树街的那栋漂亮的大房子连同它的花园、厨房和里面的一切都留给了我。

律师问我：“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把它租出去。”

“我会很乐意租下它。”

“你可以在十天后搬进去。”

律师目光低垂，清了清嗓子，“厨房的墙上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他说得很难为情，“如果你能让它继续挂在那儿，我将不胜感激。”

“你认识她？”我问。

“格林夫人？很可惜，没在她年轻时，而在她暮年时，我才与她相识。我曾是他们夫妇俩的律师。多年前格林夫人去世时，是我找到沙因菲尔德先生，把夫人留给他的房子钥匙交给他。沙因菲尔德告诉我，自己是格林夫人的第一位丈夫。坦白说我很吃惊。如今，房子由你继承，拉比诺维奇先生。我问个私人问题，希望你别介意：你跟这一家是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拉比诺维奇先生睡在新家里。

同往常一样，他到黎明才渐渐睡去，一个梦也没做。

第二天，有人大声敲门。

“谁？”拉比诺维奇先生问。

“商店来的。”

一个满身香叶和香肠味的年轻人走进来。他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一进门便径直走进厨房，把几个包裹放进冰箱，收纳好水果和蔬菜，把瓶瓶罐罐归到该放的位置。

“不用付钱。”年轻人将商店的名片放在桌上，还留下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封好的白信封。

到了门口，他回过头，深吸一口气对我说：“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请节哀顺变。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先生是个大好人，对吃的很有研究。他虽然叫不上酒的名字，但在他手下，煎锅会微笑，菜刀会跳舞。我们老板有时会来这附近，就为了在他做饭时闻闻附近的香味。然后他回到店里会说：能卖东西给雅各布·沙因菲尔德先生是我们的荣幸，他可以同时用三口铜锅烹饪。老板还让我转告您，如果您继续住在这里，我们也会很乐意为您服务。”

年轻人一口气全部说完，然后转身离去。

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开始四处搜寻翻看。

信封里装着第四餐的食谱。

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妈妈的蓝头巾。

她美丽的结婚礼服已经从盒子里取出，挂在衣橱里。洁白的布料光滑、清新，没有丝毫异味。

萨义德·拉比诺维奇先生取出礼服摊在床上，在舒服的安乐椅上坐下来，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