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到了“欢乐咖啡屋”后，发现生意好得很，里面混杂着烟味和薄饼糖浆味。“我想要张桌子，可都坐满了人。”他向菲·斯普琳抱怨道。菲也刚到，站在木制衣帽架旁边，胳膊上还搭着外套。她摘帽子的时候，因静电反应，乱糟糟的头发发出呲拉呲拉的响声，竖起来好几秒钟才慢慢垂下。波洛觉得那种效果很滑稽。

“您的要求不太好办，是不是？”她开心地说，“即便您是个大侦探，我也不能把在这儿消费的客人赶到大街上去吧。”接着她压低声音说，“这个时间‘哦塞西尔夫妇’早该走了，您等一会儿，可以坐他们那桌。”

“哦塞西尔？这个名字可真奇怪。”

菲笑了笑，又低声说：“‘哦，塞西尔’，是那位夫人的口头禅，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而先生呢，那个可怜的家伙，平时不等他说完一句话，夫人就开始指手画脚了。要是他说想吃炒鸡蛋和烤面包，他老婆马上就会说：‘哦，塞西尔，不吃炒鸡蛋和烤面包！’我觉得他压根不敢顶撞她！他进来以后就直接坐在第一张桌子那儿，她老婆马上就说：‘哦，塞西尔，不坐这儿。’显然，他应该反着说，想要不想要的，不想要想要的。要是我，就这样做。我一直等着看他反抗呢。不过说实话，我真觉得他是个没用的老东西，脑袋像颗发霉的大白菜，也难怪她整天说‘哦，塞西尔’。”

“他要是不快点走，我就会过去说‘哦，塞西尔’。”波洛说，他已经站得腿都发麻了，迫切地想找个位子坐下。

“您的咖啡上来之前他们就会走。”菲说，“您看，她已经用完餐，很快就会说‘哦，塞西尔’催着他离开。您怎么午餐时间到这里来了呢？等等，让我猜猜，您是来找珍妮的，对吧？而且我听说您一早就来过了。”

“你怎么听说的？”波洛问，“你不也刚到吗？”

“我从未走远。”菲神神秘秘地说，“没人知道她藏在哪儿，连根头发丝都没看见。不过波洛先生，我也总惦记着她，和您一样。”

“你也担心她？”

“哦，我倒不是担心她有危险，救她不是我的事。”

“是啊。”

“也不是您的事。”

“啊，但是赫尔克里·波洛就是救人的，他已经从死神手中救出了许多无辜的人。”

“可能一半以上都有罪吧。”菲开心地说，好像这个想法很好玩。

“哦，女士，你有点愤世嫉俗 。”

“可以这么说吧。我只知道，如果要为每个来到这里的伤心人担心，那我会一刻都不得安宁。生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麻烦，但大都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凭空想出来的成了真呢？”波洛说。

“毫无根据的瞎想是不会成真的，事情大都如此。”菲说，“不过，说起珍妮，昨晚我确实发现了什么……但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当时心里在想‘珍妮居然那么干了，真好笑’，或者在想‘她居然那么说了’。问题是我现在不记得她到底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而让我那么想了。我使劲想，使劲想，想得头都晕了。啊，快看，‘哦，塞西尔’夫妇要走了。您快去坐吧。咖啡吗？”

“好的，谢谢。女士，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珍妮到底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比笔直的架子还重要？”菲突然刻薄地说，“比把餐具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还重要？”

“哦，你认为那些担忧也是凭空想出来的，对吧？”波洛问。

菲脸红了。“如果我冒犯了您，实在抱歉。”她说，“只不过……呃，如果您不再因为叉子没摆正而大惊小怪，会更开心的，对吧？”

波洛努力露出最友好的微笑。“如果你能记起珍妮女士做过的什么事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会更开心的。”说完他威风地走到餐桌旁，坐了下来。

波洛在“欢乐咖啡屋”等了一个半小时，期间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但还是没看到珍妮。

下午快两点钟的时候，我拉着一个人进了“欢乐咖啡屋”。波洛一开始还以为他是理查德的弟弟亨利·尼格斯。情况有点混乱，我解释说已经吩咐了斯坦利·比尔警官，尼格斯一到就把他带到这儿来。而我现在唯一关心的人，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我介绍说他叫塞缪尔·基德，是个做锅炉的。波洛被他脏兮兮、还缺颗扣子的衬衣，以及只刮了一半的脸吓得往后缩了缩，我在一旁看着暗自发笑。基德先生脸上的胡子既称不上络腮胡也不是八字胡，这都是因为他不太会用剃须刀造成的。他的脸证明他曾试着刮胡子，但把自己弄伤了，于是刮到一半就不刮了。结果，一面脸光滑没有胡子，但有伤；另一面没伤，但布满黑乎乎的胡子，很难说到底哪边的脸看起来更难看。“基德先生要给我们讲个有意思的故事，”我说，“我在布劳克斯汉酒店等亨利·尼格斯的时候，突然——”

“啊！”波洛打断了我，“你和基德先生是从布劳克斯汉酒店过来的？”

“是啊。”他觉得我是从哪儿来的？廷巴克图？[位于西非马里的一座历史古城，常用来形容非常遥远的地方]

“你们是怎么来的？”

“拉扎里给我安排了一辆酒店的车。”

“花了多长时间？”

“正好三十分钟。”

“路上交通怎么样？有很多车吗？”

“不。应该说几乎没人。”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用更少的时间到这里？”波洛问。

“除非我长了翅膀。我觉得三十分钟已经算非常快的了。”

“好的[法语]。基德先生，请坐，给波洛讲讲你那有趣的故事。”

令我吃惊的是，塞缪尔·基德没有坐下，反而大笑起来，同时用夸张的法国口音抑或是比利时口音重复波洛刚才说过的话。“纪德先森，请坐，给破锣讲讲你那有趣的故西。”

被人取笑发音，波洛像是受到了侮辱。我突然有些同情他，直到他说：“卡其普尔，基德先生说我的名字时发音比你好。”

“纪德先森，”脸刮了一半的人大笑着说，“哦，先生，请别介意，我只是自我娱乐一下。纪德先森！”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娱乐的。”他搞怪的表现已经让我不耐烦了，于是对他说，“请把你在酒店外面对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基德花了十分钟，讲完了一个可以归纳为几句话的故事，但很有价值。昨晚刚过八点，基德路过布劳克斯汉酒店门前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位女士从里面跑出来，下了台阶后直奔大街，她气喘吁吁的，看起来吓坏了。他本想上前去问她是否需要帮助，但那位女士跑得太快了，他没追上。她跑的时候把东西掉到了地上，是两把金色的钥匙。发现钥匙掉了，她又匆忙跑回来捡。她戴着手套，紧紧地攥着那两把钥匙，消失在夜幕中。

“当时我还对自己说，真奇怪，她干吗那么匆忙。”塞缪尔·基德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早晨，我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大事。当我听说那儿发生了几宗杀人案时就暗自寻思，‘塞米，你昨晚看见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那位女士看起来吓坏了，是不是，吓坏了！”

波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脏兮兮的衬衣上的一处污点，喃喃道：“吓坏了。你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基德先生。你说有两把钥匙？”

“是的，先生，两把金钥匙。”

“你离得很近吗？看清楚了吗？”

“哦，是的，先生。布劳克斯汉酒店外面的路灯很亮，看清楚了。”

“除了是金色的，那两把钥匙还有什么特征么？”

“有，钥匙上面都有数字。”

“数字？”我说。塞缪尔·基德在酒店外第一次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可没说起这个细节，乘车来咖啡屋的路上，第二次讲起时他也没说。唉……真可恶，我应该问他的。我见过理查德·尼格斯房间的钥匙，就是波洛在一块松动的壁炉砖后面发现的那把，上面有数字“238”。

“对，先生，上面有数字。就是，你知道，一百、两百这样的……”

“我知道什么是数字。”我烦躁地打断他。

“这就是在钥匙上的数字吗，基德先生？”波洛问，“一百、两百？”

“不，先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其中一个是一百还带点零头。另一个是……”基德用力地抓了抓头发，波洛急忙移开了视线。基德又说：“先生，我记得是三百多……当然我不敢确定，希望您能理解。但我看到的确实是一百多和三百多两个数字。”

哈里特·西佩尔住在一百二十一，艾达·格兰斯贝瑞住在三百一十七。

我突然觉得胃里空空的，我明白这是什么感觉。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三具尸体，并听到法医说他们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一枚刻有字母组合的金袖扣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看来塞缪尔·基德昨天晚上与凶手擦肩而过，一位看起来被吓坏了的女士。我颤抖了一下。

波洛说：“你看到的那位女士，是不是有一头淡金色的头发，戴着一顶棕色的帽子，穿着棕色的外套？”

显然，他又在想珍妮了，可我依然坚信珍妮和这事没关系。但我明白波洛的推理：昨晚珍妮曾穿过整个伦敦城，且情绪激动，这位女士也是。很可能她们俩就是同一个人。

“不，先生。她确实戴着帽子，但是浅蓝色的。头发是黑色的，卷发。”

“有多大年龄？”

“女士的年龄很难猜，先生。我只能说是不算老，但也不年轻。”

“除了蓝色的帽子，她的穿着还有什么特点？”

“我想我没太注意，先生。当时我只顾看她的脸了。”

“她漂亮吗？”

“漂亮，但我看她的脸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我认识她。您瞧，我刚瞥了她一眼，就对自己说‘塞米，你认识这位女士’。”

波洛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看看我，又看看基德，问：“如果你认识她，基德，请告诉我们她是谁。”

“我做不到，先生。她跑开的时候我就在想她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认识她，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其他信息也不知道。我只能肯定不是做锅炉的时候认识的。她看起来很有涵养，是一位得体的夫人。我从不认识什么夫人，但认得她。那张脸——昨天绝不是我第一次见。不，先生。”塞缪尔边说边摇头，“我还没想明白。要不是她跑走了，我可能会上前问她。”

我在想，那些逃跑的人，有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就不会再被问问题了，无论什么问题。

我刚安顿好塞缪尔·基德，让他好好回忆一下这个神秘女人叫什么，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她的，斯坦利·比尔警官就带着亨利·尼格斯来“欢乐咖啡屋”了。

尼格斯先生比塞缪尔·基德看起来顺眼多了，五十岁左右，相貌英俊，头发呈铁灰色，看着就很聪明。他衣着潇洒，说话声音柔和，我立马就喜欢上了这个人。尽管和我们说话时他一直很好地控制着情绪，可还是掩盖不住失去兄弟的悲伤之情。

“节哀顺变，尼格斯先生。”波洛说，“真的很遗憾。我知道失去亲兄弟是件多么悲伤的事。”

尼格斯感激地点点头，说：“有什么需要我的，尽管说，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卡其普尔先生说您有问题要问我？”

“对，先生。你认识哈里特·西佩尔和艾达·格兰斯贝瑞吗？”

“难道她们就是另外两个被……”看见菲·斯普琳端着他点的茶过来了，亨利·尼格斯暂时闭上了嘴。

菲走后，波洛说：“是的，哈里特·西佩尔和艾达·格兰斯贝瑞也于昨天晚上在布劳克斯汉酒店被杀。”

“我不认识哈里特·西佩尔，但艾达·格兰斯贝瑞很多年前曾和我弟弟订过婚。”

“所以你认识格兰斯贝瑞小姐？”我能从波洛的声音中听出他很激动。

“不，我从没见过她，”亨利·尼格斯说，“我知道她的名字，是从理查德写来的信中知道的。他住格勒霍林时我们很少见面，只能写信交流。”

我感觉又有一块拼图顺利地滑入正确的位子，感到很愉快。“理查德住在格勒霍林？”我拼命让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波洛依旧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知是否也像我一样因为这个新发现而惊喜。

三位受害者都和这个村子有关系。我在脑子里不断地重复这个村子的名字：格勒霍林、格勒霍林、格勒霍林，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地方。

“对，一九一三年以前，理查德一直住在那儿。”尼格斯说，“他在斑鸠谷做律师。我和他都是在那里长大的，在斯尔思福德。一九一三年，他搬到德文郡和我一起生活，直到现在。我是说，直到他死之前……”他纠正了自己的用词，脸色突然变得十分憔悴，好像弟弟的死讯再次猛烈地袭来，将他粉碎。

“理查德是否向您提起过斑鸠谷有一个叫珍妮的人？”波洛问，“或是格勒霍林或其他地方有个叫珍妮的人？”

过了好大一会儿，亨利·尼格斯才说：“没有。”

“那有没有提过名字首字母缩写为PIJ的人？”

“也没有。在那个村子里时他只提过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艾达。”

“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先生。你哥哥为什么订了婚却一直不结呢？”

“恐怕我也不知道。我和理查德关系很好，但我们主要聊些思想方面的话题。哲学、政治、宗教……等等，从不问及对方的私人生活。关于艾达，他只告诉我他准备和她结婚，但一九一三年他们又解除了婚约。”

“等等[法语]。一九一三年，他和艾达·格兰斯贝瑞解除了婚约，并且离开了格勒霍林村，搬到德文郡和你一起住，是吗？”

“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

“他离开格勒霍林村是不是想远离格兰斯贝瑞小姐呢？”

亨利·尼格斯想了想说：“我想确实有这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离开格勒霍林时，理查德恨透了那个地方，不光和艾达·格兰斯贝瑞有关。他说他讨厌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但他没说原因，我也没问。理查德能让你明白，他已经把想说的都说了。我记得他对那个村子的总结差不多是‘就那样了’。要是我能多问问……”尼格斯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说不下去了。

“你也不必自责，尼格斯先生，”波洛说，“你哥哥的死不是你造成的。”

“可我忍不住这么想……当时村子里肯定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糟糕透顶的事。碰到这种事，当事人都是能不谈起就尽量避免。”亨利·尼格斯叹了口气，“理查德自然不愿意说起，于是我也想当然地认为还是不问为好。你们看，他是长兄，更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而且，他很聪明，你们知道么？”

“是吗？”波洛亲切地笑了笑。

“哦，理查德颓废之前，没人能像他那么一丝不苟。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认真仔细。任何事你都可以相信他，大家也都信任他。这也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律师的原因吧，直到情况急转直下。我一直认为他能振作起来。几个月前，看他的精神有些好转，我还想‘理查德终于又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了’，并希望他在花完积蓄之前重新工作……”

“尼格斯先生，你能不能慢点说，”波洛说，语气礼貌但很坚决，“你哥哥搬到你家时并没有工作吗？”

“没有。理查德来德文郡时，不仅离开了格勒霍林和艾达·格兰斯贝瑞，也抛下了工作。他不再当律师，而是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酒为伴。”

“啊，你刚才说的颓废指什么？”

“嗯，”尼格斯说，“住进我家的理查德和上次见他时判若两人，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像在自己四周围起了一道墙。他足不出户，不见人，不给人写信，也从没收到过信。每天只是读读书，发发呆。他拒绝和我们一起去做礼拜，甚至不愿意态度温和一些讨我妻子欢心。他在我家住了一年后的一天，我在他的房间门外的地上发现了一本《圣经》。那是我们送他的，曾放在他卧室的抽屉里。我想把它放回去，但理查德明确地说不想在房间里再看到它。我必须承认，那件事之后，我曾问过妻子，是不是该……该让他另找个地方住。他在身边总让我感到不安。但我妻子，克拉拉，她不同意，她说：‘家人就是家人，理查德只有我们了，你不能把亲人赶到大街上去。’没错，她说得对。”

“你说你哥哥挥霍无度？”我问他。

“是的。我们兄弟俩都很富有。”亨利·尼格斯摇了摇头，“我认为我那令人尊敬的哥哥要糟蹋完所有钱，完全不考虑将来……他确实在这么做。他像是故意要把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全都变成酒，灌进喉咙里。恐怕不久的将来他就会穷困潦倒，并且疾病缠身，我很怕他这样。有时候，我会整晚睡不着，担心不幸的事会降临到他身上。但绝不是谋杀。我从没想过他会被人杀害。也许我该想到的。”

波洛马上警惕起来，抬起头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先生？一般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亲戚会被杀害，这是人之常情。”

亨利·尼格斯想了想才说：“要是我说理查德好像知道自己会被谋杀，会不会很可笑？可谁知道呢？自从他搬到我家以来，他那孤僻、绝望的举止就和死人一般无二。我只能这么形容他的状态。”

“但是，你刚才说，几个月前，他的精神有些好转？”

“是的，我妻子也这么认为。她还让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女人总这样，对吧？但我很了解理查德，知道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私事。”

“他看起来开心了一些？”波洛问。

“我真希望可以这么说啊，波洛先生。如果我知道他死的那天要比过去这么多年都要开心，那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但实情不是这样的，不是开心，而像是在计划什么事，好像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这是他那时给我的印象，尽管我并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你能肯定他的变化不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吗？”

“是的，我敢肯定。他的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理查德开始频繁地下楼吃早饭了，而且看起来精力充沛，个人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喝酒了。就这一点，您不知道我有多么欣慰。不管他打算做什么，我和妻子都祈祷他能再次成功。他终于摆脱了格勒霍林的魔咒，重新开始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了。”

“魔咒，先生？你觉得那个村子被诅咒了吗？”

亨利·尼格斯的脸腾地一下红了。“不是真的诅咒，当然不是。不会有这样的事的，对吧？这话是我妻子说的，她没受过什么教育，就冒出了这么个词。鉴于理查德急切地逃离那里，又毁了婚约，再加上她所知道的别的情况。”

“什么别的情况？”我问。

“啊，”亨利·尼格斯有点吃惊，然后接着说，“确实，我想你们肯定不知道那件事，怎么会知道呢？发生在负责那片教区的年轻牧师和他妻子身上的惨剧。理查德在离开村子前几个月的信上告诉我们的，牧师夫妇在几个小时内相继死去。”

“真的吗？死因是什么？”波洛问。

“我不知道，即便理查德知道，也没在信里详细说明。他只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其实我后来又问过他，但他冲我大吼了一通，而我还是一无所知。我觉得他可能是过于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不愿意关心别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