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指示，周一一大早我就动身前往格勒霍林。这里给我的印象和曾经到过的很多英国村子一样，对这里的描述也就仅此而已了。我想，城市之间的差异肯定多于乡村，所以城市才有更多话题。单就伦敦的复杂程度我就可以做一番详细的介绍。也许我只是不太适应格勒霍林这样的地方，超出了我的原则——如果我有原则的话。这一点我倒不是太确定。

我计划住在王首旅馆，他们都告诉我那儿很容易找，可我没找到。幸好一个脸上长满雀斑、胳膊下面夹着卷报纸的戴眼镜的先生帮了我。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他问我：“迷路了吗？”

“我想是的。我想去王首旅馆。”

“啊！”他咧开嘴笑了，“猜到了，看你拿着行李箱和这么多东西。你不是本地人吧？从街上看，王首旅馆就像一座普通的房子，所以你没看出来。沿着这条小巷过去，看见了吗？走下去，右转，你就会看到旅馆的牌子和入口处。”

我向他道了谢，正准备按他说的往前走，突然他又喊住我。“你从哪儿来？”

我告诉了他，他又对我说：“我从没去过伦敦。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儿的？”

“工作，”我说，“是这样，我不想表现得无理，但我想先安顿好。可以晚点再找你聊天。”

“哦，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怎么又开始问你问题了。以后再聊吧。”说完他向我挥了挥手，沿街走了。

我再次朝王首旅馆走去，而他又在我身后大喊：“沿小道走，然后右转。”边说边快活地挥手。

他在尽量表现得友好，尽量帮助我，我真该感谢他。通常情况下我确实会这么做，然而……

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乡下。来这儿之前我没告诉波洛，但在来的火车上，我不停地在心里这样说，直到在那个可爱的小车站下车。我一点也不喜欢脚下的这条迷人的小径，拐来拐去的简直就是字母“S”形，路两边全是小屋子，看起来完全不适合人居住，更适合古老的森林怪物。

我也不喜欢站在大街上被陌生人问些唐突的问题，这样说显得我很虚伪，因为我到格勒霍林就是来质问陌生人的。

那位带眼镜的男人走远了，除了偶尔有几声鸟叫，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房屋后方是大片的空地和远处的山丘，结合寂静的气氛，让我突然有种孤独感。当然，城市也会让人感到孤单。在伦敦，你看着那些人在身边来来去去，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和你很亲近，但又都很神秘。在乡村情况相同，唯一的不同是可能每个人想的事都一样。

王首旅馆的老板叫维克多·米金，五十多岁，头上长着稀稀疏疏的白头发，脑袋两边的耳朵略微泛红。他似乎很想聊聊伦敦。他说：“卡其普尔先生，你是在伦敦出生的吗？请原谅我这么鲁莽。那里有多少人？人口规模有多大？脏不脏？我姑姑曾去过一次，回来说那儿很脏。但我依旧想去一次。我从未对她说过这些，我们曾大吵过一架。哦，愿她安息！伦敦人都有车吗？”

幸运的是，他连珠炮似的提问让我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当他问起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时，我就逃不掉了。“你为什么来格勒霍林，卡其普尔先生？我看不出这儿会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关心。”

说完，他停了下来，我不得不回答：“我是一名警察，从苏格兰场来。”

“警察？”他仍旧笑着，但看我的眼神变了：冷酷、锐利、蔑视，像在揣摩我，想找出对我不利的地方。“警察，”他又说了一遍，更像是自言自语，“警察为什么来这儿？还是从伦敦来的警察。”他看起来不像是在问我，所以我就没搭腔。

他提着我的行李，沿着弯曲的木梯往上走。中途停下三次，回头打量我，没什么明显的原因。

我愉快地发现，与布兰奇·昂斯沃思家那间满满当当、全是流苏的奢华房间不同，米金给我安排的房间装饰简单，略显空荡。谢天谢地，他没有为我准备一个包着针织外罩的热水瓶放在床上。我受不了那些东西，光是看到就烦。我认为，在任何一张床上，最温暖的都应该是人。

米金还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肯定不会忽略的摆设，比如床、木制衣柜什么的。我尽量表现得既吃惊又高兴。出于反正以后还是要告诉他我来格勒霍林的目的的考虑，我对他坦白了此行的原因，希望这样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让他以后不再用审视的眼神看我。我告诉了他布劳克斯汉酒店的谋杀案。

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他的嘴巴不停地扭曲着，像在极力克制自己不要笑出来，但也有可能我猜错了。“你说是，谋杀？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更重要的是！西佩尔夫人和格兰斯贝瑞小姐被杀了？还有尼格斯先生？”

“你认识他们吗？”说着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柜里。

“哦，是的，我认识他们。”

“我想，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吧？”

“不是朋友，也不是仇人。”米金说，“如果你经营着一家旅馆，这是最好的处世方式，朋友和仇人只会给你带来麻烦。看起来西佩尔夫人和格兰斯贝瑞小姐就遇到麻烦了，还有尼格斯先生。”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有一种奇怪的强调语气，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期待着什么吗？

“抱歉，米金先生，但是……听到他们三人被杀的消息你很高兴吗？还是我想多了？”

“是的，卡其普尔先生，确实是你想多了。”他马上坚定地否定了。

我们俩对视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眼里充满怀疑，不带一丝情感。

“我不过是对你讲的故事感兴趣罢了，”米金说，“我对每一个客人讲的故事都感兴趣。经营旅馆的人会这样也很正常。不过真想不到啊——谋杀！”

我把脸转向一边，坚定地说：“谢谢你带我来房间，这帮我了很多。”

“我想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吧？我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经营王首旅馆，我是最佳人选。”

“哦，当然。但我想先整理一下行李，吃个饭，休息休息。”我并不指望能和这个人深聊，但恐怕避免不了，“米金先生，还有一件事，很重要。能不能请你不要我把刚才说过的话外传，非常感谢。”

“是秘密吗？”

“不，不是。只是我想亲口说出来。”

“你准备去询问他们，对吗？但格勒霍林没人能向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我不相信，”我说，“你刚才不就提出想和我谈谈吗？”

米金摇了摇头说：“我可不记得我这么说过，卡其普尔先生。我只是说你肯定想问我问题，但没说我会回答。这么说吧……”他伸出瘦骨嶙峋、关节肿大的食指，指着我说，“如果你是在伦敦的某家豪华酒店里发现了三具尸体，并自以为是伦敦来的警察，那么，你还是回伦敦去问问题吧，别来这儿问。”

“你是在暗示我离开吗，米金先生？”

“不。怎么安排行程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愿意留下，这里就欢迎你，这不关我的事。”他扔下这么一句就转身走了。

我不解地摇了摇头。如今的这个维克多·米金和我刚走进王首旅馆时的他完全不一样了。他那么热情地迎接我，开心地畅谈伦敦和他那位意见不和的姑姑。

我坐到床上，立马又站了起来，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除了王首旅馆，要是格勒霍林还有别的去处就好了。

我把几分钟前刚脱下来的外套又重新穿上，锁好房门，往楼下走。维克多·米金正在吧台后面擦啤酒杯，看见我进来，他点头表示了一下。

角落里的桌子上摆满了杯子，有空的，也有装满酒的。桌边坐着两个男人，都在努力把自己灌醉。两个人都摇摇晃晃的，但又维持着完美的平衡。其中一位是个老者，像个土地爷，脸上的白胡子让人联想到圣诞老人。另一位体格健壮、方下巴，看起来最多二十岁。他想对老人说些什么，但酒喝得太多，嘴巴不听使唤了，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幸好，他的酒友也不在状态。这种情况正适合说些莫名其妙的废话，而不是进行机智的对谈。

看到这个年轻人，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安，他怎么变得如此颓废？如果不改掉坏习惯，他这张脸恐怕会永远如此。

“你想来一杯吗，卡其普尔先生？”米金问。

“晚点吧，谢谢。我先活动活动这双老腿。”我温和地笑着说。对不喜欢的或不信任的人，我会尽可能表现得愉快。这一招不一定总是管用，但偶尔也能得到友善的回应。

那位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好像突然生气了，我只听到他说了一声“不”，剩下的都没听清。他跌跌撞撞地从我身边走过，走向大街。这时那位老者慢慢地抬起胳膊——这个动作花了他将近十秒钟的时间——指着我说：“你。”

我到格勒霍林还不到一小时，已经有两个人粗鲁地用手指着我的脸了。也许这是这里的村民表示欢迎的手势，虽然我不太相信。我说：“您是在叫我吗？”

圣诞老人说了些话，我感觉他的意思是：“是，说的就是你，老弟，过来坐这儿，坐到这把椅子上，挨着我坐。坐在刚才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坐的地方，过来。”

正常情况下，这种不断重复的说话方式肯定会让我恼火，但鉴于眼下我要猜想他的意思，不断重复反而帮了我。

“其实，我想到村子里走走……”我勉强开口，老人却完全不理，认定我不会拒绝。

“以后有的是时间！”他喊道，“现在，过来坐这儿，咱们聊聊。”令我惊讶的是，他唱了起来：

我看向米金，他则盯着啤酒杯。怒气给了我勇气，我对他说：“我记得就在十分钟前，我刚嘱咐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事情。”

“我一个字也没说。”他说话时都没正眼看我一下。

“米金先生，要不是你说的，这位先生怎么会知道我是从伦敦来的警察呢？这个村里没人知道我是谁。”

“你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卡其普尔先生。这对你没好处。我没有对别人说过关于你的事，一个字都没说。”

他在撒谎。他知道我知道了，但他不在乎。

我认输了，走过去和土地爷老人家一起坐在旅馆的角落里。老人四周的昏暗灯光照着啤酒花和一些铜器，我突然觉得他像一个奇怪的白发怪物，躲藏在一个奇怪的巢里。

他聊起来，就像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似的。“……就知道游手好闲，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他父母就是这样的人，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也这样。更别说拉丁语了！你看看他，都二十岁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岁月无情啊！我年轻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有的人却不懂珍惜，肆意挥霍上帝的恩赐。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人都能成功，成败就在一夕之间，因此不知道努力去争取。”

“拉丁语，呃？”我只能这样回应。成功？能避免一次屈辱性的失败我就会觉得万幸了。若不看他那深紫色的蒜头鼻和被酒浸湿了的山羊胡，我会觉得老人的声音中透着一丝优越感。要不是被酒意摧残，他说话的声音或许很好听，我觉得。

“那么，您取得过成功吗？”我问他。

“我努力了，而且出乎意料地成功了。”

“真的？”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光做梦是不会有回报的，而且最伟大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理解，但我很高兴那时不理解这些。”他叹了口气，“你呢，小伙子？你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是破了哈里特·西佩尔、艾达·格兰斯贝瑞和理查德·尼格斯的案子吗？”

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不值得把这个案子设为目标似的。

“我不认识尼格斯，就见过一两次。”他继续说，“我刚到这个村子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来了一个，走了一个；为同一件事而来，为同一件事而走；都带着沉重的心情来。”

“为了什么事？”

只见这位土地爷一扬手，把一大杯艾尔啤酒咕嘟一下子全倒进喉咙里去了，接着他说：“她一直没缓过来！”

“谁？从什么缓过来？你是说理查德·尼格斯离开格勒霍林后，艾达·格兰斯贝瑞就再也没缓过来吗？”

“失去了丈夫。他们这么说的。哈里特·西佩尔。他们说，正是因为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她才会变成那样的。我觉得这个借口太牵强了。他死的时候，还没刚才坐在你这个位置的那个年轻人岁数大呢。太年轻了。他们前途无量啊。”

“您刚才说‘她才会变成那样’是什么意思？先生，呃……能解释一下吗？”

“什么，老弟？哦，是的。光做梦不会有回报，无论男女。我很高兴时间让我变老，时间也让我悟出了这个道理。”

“抱歉，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我说，希望他别跑题，“您是说，哈里特·西佩尔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守了寡，因此她变得……怎样了呢？”

老人竟然哭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她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儿来？她本该有丈夫、有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谁应该拥有这些？”我急切地问，“是哈里特·西佩尔吗？”

“要不是她撒了个不可原谅的谎……那是一切的祸根。”突然，像有个隐形人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似的，老人皱了皱眉头，说，“不，不。哈里特·西佩尔的先夫叫乔治，很年轻就死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死时和那个孩子差不多大，就是刚才坐在这儿的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斯图克里。”

“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叫斯图克里？”

“不，老弟，我叫斯图克里，沃尔特·斯图克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老人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山羊胡说，“她把生命都奉献给了他。哦，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知道为什么。他很富有，不管他有什么罪。她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为……刚才坐在这儿的那个年轻人吗？”不，不可能，那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像是个有钱人啊。

我心想，幸亏波洛没参与这个对话，否则，沃尔特·斯图克里这番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的表述肯定会让他抓狂。

“不，不是他。他才二十岁。”

“嗯，您刚说过。”

“没必要把生命献给这么个没用的酒鬼。”

“我同意，但是——”

“她不可能喜欢上一个孩子的，特别是曾与一个富有的男人相恋。因此，她把他抛弃了。”

我想起了布劳克斯汉酒店服务员拉法尔·波巴克说过的话，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于是又问他：“她比他大很多吗？”

“谁？”斯图克里看起来很疑惑。

“您说的这位女士。她多大？”

“差不多比你大十岁。大概四十二或四十三岁。”

“我明白了。”他把我的年龄猜得很准，这让我大受震动。如果可以，我日后一定能从他这儿打听到更多相关联的信息。

我又回到之前混乱的话题，问他：“所以，您说的那位女士，比刚才坐在这儿的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大吗？”

斯图克里又皱了皱眉头说：“为什么这么问，老弟？她比他大了二十多岁！你们警察总爱问些奇怪的问题。”

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正是哈里特·西佩尔、艾达·格兰斯贝瑞和理查德·尼格斯聊起的那对恋人。我已经取得进展了。我接着说：“所以，她原本要和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结婚，但最终选择了家境殷实的男人。”

“不，不是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斯图克里不耐烦地说。然后，他眨了眨眼睛，笑着说：“啊，是帕特里克！他事业有成。她看到了，她懂他。卡其普尔，如果你想让女人爱上你，就要让她们看到你的成功。”

“我不想让女人爱上我，斯图克里先生。”

“为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

“斯图克里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位女士叫什么？您认为她不该来、不该爱上有钱人、不该撒那个不可原谅的谎言的女人。”

“不可原谅。”老人喃喃道。

“谁是帕特里克？他的全名叫什么？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是不是PJI？还有，格勒霍林是否有个叫珍妮的女人，或者以前有过？”

“事业有成。”斯图克里伤心地说。

“是的，没错。但是——”

“她把一切都献给了他，即使今天再问她，我相信她也不会说后悔。她还能做什么呢？你瞧，她就是爱他。爱情是没有理由的。”他抓住自己的衬衣，使劲儿地拧，“你甚至想把心掏给她。”

在又花了半小时，尝试弄清沃尔特·斯图克里话里的逻辑后，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了。我一直坚持着，直到再也受不了了，只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