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日与青年教师、学生关于《何为良好生活》的座谈

陈老师之前是做挺多像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这种东西，怎么会想到专门写一本书来讨论这个伦理学专题——何为良好生活？

伦理学的问题我相信几乎所有好思考的人都会关心，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伦理世界本来就是哲学思考的主要议题，当然，这些思考会带向各方各面，比如，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伦理世界跟物理世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物理学能够达到所有人一致的看法，能够不断进步，而伦理学却显然不是那样。我用了几年时间去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写了本《哲学·科学·常识》。我的工作通常只有个笼统的方向，没有一个规整的计划，随着问题走到哪儿，就在某些问题上集中做上几年，大概是这样。

“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题目本来是出版社报选题的时候用的，这类题目一般是犯忌的，前两年读了一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的《人生的意义》，他一上来就解释自己怎么竟用了这么个题目。出版时我不想用这个题目——这本书讨论伦理思考常会碰到的一些概念，并不是要给“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编辑强烈建议用这个书名，我觉得也可以，归根到底，伦理思考要回答的是何为良好生活。

这不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对人人都有效的答案。传统社会有主导的观念，但即使在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一致的回答。今天当然更不可能。不过，你我的观念不一样，不等于你我无法来一起讨论何为良好生活。

您讨论快乐、幸福、良好生活，这些概念都跟古希腊的概念连着。您能阐释一下这些概念在古今的区别吗？

书里说明了，“良好生活”差不多就是希腊人eudaimonia的译名。这个观念跟我们所讲的快乐、幸福都有关系，但是不完全等同于快乐幸福这些。例如eudaimonia比较侧重品格、德性，这些东西跟人的作为联系在一起，幸福则更多是讲享有一种状态，幸福的童年、幸福的晚年。再如，古代人大体上不会把幸福快乐之类当作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你过得人人都觉得一团糟，但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幸福，这就够了，在古代大概会是非常奇怪的说法。总的说起来，近代人一方面追求一种更彻底的客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另外一方面——恰恰跟它追求这种彻底的客观性相应——他会把幸福看作是纯粹内心的、主观的东西。

今天，我们或许常会有一种感受：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却往往说不清这些力量到底源自哪里，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无力。现代人之所以乐于强调幸福是一种“个人感受”，会不会也是由于这样的无力感所激起的自我保护反应呢？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就剩下调整一下自己的感受，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了。

你说的我很同意，我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实际处境，不过，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实际处境之间的真实联系往往被遮蔽着，需要通过反思揭示出来。否则，我们的自我认识就形成了某些虚假观念，不是自家体会出来的，只是些人云亦云的流行观念。幸福只是主观感觉我认为就属于这一类流行观念。实际上，我们无法只靠调整一下心情就变得幸福。人们实际上也并不满足于这样只守着自己，我们要跟身外的什么东西连到一起，连不到具体的东西上，就连到很遥远很普遍的东西上，国族主义，或者更加普遍的，共产主义、普世道德等等，把自己连到一个大的观念那里，我们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了。这种感觉是虚幻的。能不能区分出什么是实实在在的意义，什么是虚幻的意义，这得就着具体事情细说，但从平常眼光看来，你跑到街上起哄，去砸日本电器去烧日本汽车，并不当真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意义。

你把观念的各种来源看得更清楚些，有助于我们的自我认识变得更加切实，做事情会更切实一点，或者更明智一点。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古代人比较朴实，近现代哲学家倾向于把自己的思考做成一个一个大的理论，我个人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少。一般人他忙着做事情，做事情的时候他只看身边有些什么，当然满眼都是当代的东西，我们读书人不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多去了解一点儿古代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讲给大家，会有益处，有助于我们跳出眼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当下的生活。

大家躲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来追求这样一种个人的良好生活，这个跟犬儒主义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

这里提到cynicism正对头，这正是希腊化时期兴起的。在希腊城邦盛期，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总体上是积极的，一个人有作为，大家都能看到，他的作为会对公众生活或者说城邦生活有点影响，有时候一个人的勇敢和明智就可能影响城邦的兴亡。忽然，亚历山大建立起茫无涯际的帝国，个人面对的是茫茫的世界，一方面他们是世界公民，另一方面他们是原子式的个人，他们退回到自己内心，从最贴近的内心处，或者从远处，从最远处，去汲取生活的力量。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世界那么巨大，个人变得那么无能为力，希腊化时期就有点儿像是这样。那个时期兴起的思想潮流，不止cynicism，还有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都跟城邦全盛时期的主导观念有很大不同。

顺便说一句，本来，cynics是些有坚定执守的人，不是现在所谓的“犬儒”。世人推崇的东西他们看不上眼，后来变得有点儿玩世不恭，转变成“犬儒主义”——没有什么要坚守的，好像对什么都不恭，其实，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他恭敬得很。

您说借助古人的视角来重新理解现代人的生活，但古今生活那么不一样。

在实际生活上，我们的确无法模仿古人，我说的是思想资源，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待自己的生活。

古今的差别多方多面，其中有一条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到。古人一贯区分the few and the many，区分上人下人。如果我们把“生活的意义”这话投射到古代，那我会说，在古代人眼里，只有少数人或者说精英人群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当然，精英也会关心老百姓，那说的是怎么照顾好民众，关心老百姓的福利，关心的不是老百姓作为精神主体有什么意义，芸芸众生，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这种关心不是从大众的视角出发的，夸张点儿说，这种关心有点像我们现在谈论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关心动物是好事，但要把这说成是“动物权利”我觉得有点儿忽悠了。现在不同了，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都觉得有个自我，都觉得要寻求生活的意义，需要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意义。这是一种新的诉求。

对the few来说，他的存在有意义，主要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建功立业，为共同体做出杰出贡献，一是精神创造。The many呢？做不到这些。老百姓也要生活得有意义，跟精英的理想不是一回事。我们普通人本来过的是日常生活，精神上的诉求也要在日常生活里得到体现。从前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家族，你要光宗耀祖，你要子孙出息，这就是意义；你要是家里老大，上上下下的事情都要管着，一步都不敢走错，你生活可有意义了。在岁数比较大的人那里，现在你还能遇到这样的人。但总的说来，家族已经解体了，有论者主张恢复儒家传统，恐怕只是纸上谈兵。一个替代物是爱情，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在今天的话语系统里，爱情是顶尖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绝对命令，只要事出爱情，错的也是对的。男女之间本来是私情，我觉得这里也有某种虚矫的东西。

陈老师，您讲到古今之别，是不是也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贯穿在古今之间呢——一个人要有一种良好生活，他的世界就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共同体，即便它是相当实在的，我们的良好生活似乎也不太可能在这样一种规模和层次上达成，因为它超出了我们任何个人能够触及的范围。但要缩回到一颗孤独的心灵，似乎也不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不是一个适当规模的生活共同体呢？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所期望的似乎更多是一个生活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我们找到我们生活的出路。

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中国人本来比较注重私人朋友，朋友圈子寄托了我们好多东西。不过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共同体。但什么是政治共同体呢？也许在现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政治”重新理解。

伦理（ethic）这个词源自ethos，它最早是居所的意思。伦理跟你的居住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希腊人来说，城邦那个居所是很自然的，是人从出生就被赋予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该怎样给自己建立一个寄托生活的良好居所？

我们不再有自然的居所，不夸张，我们每一个都属于“流动人口”。这肯定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的伦理。

您说到the few and the many，实际上我们今天都属于the many。

这也是我想说的。古人区分上智下愚，那些著书立说教给我们道德文章的，是上智，他们是从the few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古代哲人是the few，一个民族，即使在思想学问的全盛期，也就那么几个人称得上哲人，他教导the many应该怎么做。今天咱们有成千上万哲学工作者，the many，far too many。我们今天的思想者自己是个小老百姓，可有些人仍然把自己想象成the few里的人物，宗师似的，有些中国施特劳斯派好像就是这样，但我一看，论出身、品性、学识，他跟我差不多，也是the many里的一个。结果，他自上而下地来教导我，就显得蛮奇怪的。

您真的不希望自己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吗？

是啊，是啊，影响力。在美国，有几个宗教领袖天天上电视，有大批信众。要这样的影响力干吗呢？教给民众什么是最道德的？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有好多人懒得思考，或者，工作太忙没有闲暇思考，他们等着有人来宣教。的确有这样的社会需求，那就让别人去满足这种需求。我一向希望哲学有更广泛的社会作用，但无论怎么广泛，它都只能达乎那些本来愿意思考的人，希望参与对话的人们。要是没几个人愿意来对话呢？何须道场热闹，二三子就蛮好。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按照您的说法，希特勒是不是也可能过上良好生活？但是他把整个德国带入了深渊，道德理论中应该包含了对希特勒这种人的一种批判。能不能说像这种政治人物不能仅仅用过良好生活作要求？

希特勒，或者罗伯斯庇尔，或者列宁，他们首先是政治人物，我们首先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考虑。希特勒的个人品质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无可挑剔，但不能依此评价说他的生活是良好生活。反过来，你也不能单单根据这种人物的某些个人品质缺陷来否定他。他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行动，我们就得在这个范围里评价他。一场革命，一场战争，伤害了不少无辜，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我们显然不能只依据这个事实就否定这场战争或革命；可像我这样一个教书匠，害了一个人就不得了，我没有救过任何一个人，还害了一个人，那当然要否定。

黑塞有一本书叫做《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两个人是好朋友，纳尔齐斯在修道院里生活，但他认为歌尔德蒙不是那种在修道院里生活的人，要到修道院之外去体验生活。此后，纳尔齐斯在修道院里一直按照教导的那些规则来生活，符合大家的道德规范，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而歌尔德蒙他过的那种生活是危险的，有很多很多经历，经历到死亡、爱情，或者是奇遇，整个过程都是在力行。按我们正常的生活标准来讲，歌尔德蒙的生活有很恶的那一面。在经历所有之后，书的结尾这两人又聚到修道院里，纳尔齐斯已经成为主教了。他们俩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书最后讲，歌尔德蒙快死了，死前，他对纳尔齐斯说，你一辈子在修道院里其实没有经过生活，你不懂得爱，不懂得爱你又怎么能够理解生活？我有时候会联想到歌德所写的《浮士德》，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这两个角色，怎么来评价呢？

不同生活道路的是非高低，是要用这样一部具体的小说才写得出来。这个话题也的确是近代文学作品的一个主题——一个人该走哪条道路，尤其是跟传统社会相比，现在正统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道路受到广泛质疑。但道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两个人，同样都反正统，却可能一个让你佩服，另一个却是混蛋。也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体现在其中，两个人都反正统，区别体现在他们两个一步一步的走法中。有点儿像常有人问我他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能提出什么好建议？你需要很多很多细节。熟人之间有时能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建议。当然，也有读者说读了我的书，帮了他很大忙，这我也可以信——那是他从自己的具体生活出发领会了一些一般的道理，怎么帮上忙了，我无法知道。

哲学家列举道德规范，造出有轨电车悖论，这些充其量是些一般道理。用一般道理来讨论这样的小说有点儿迂腐。不过，为了凑趣，我来迂腐一下。这本小说表现出来的，歌尔德蒙的生活比纳尔齐斯的生活更有意义，虽然他做恶，但他有爱；另一本小说可能相反，写一个人，爱得很深，但陷入了疯狂的做恶，我忽然想起聚斯金德的《香水》，对香气的极度感受。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过一种生活，区别在于，你是不是封闭在这种生活里，不封闭的一层意思是，你知道人家的生活也蛮好的，而你还是要过你这样的生活。修道士的艰苦生活就是这样的，他要是不知道别样的生活蛮舒服的，那他就不是修道士了，他就是受虐狂了。这么说，纳尔齐斯也许生活得更深，因为他理解歌尔德蒙更甚于歌尔德蒙对他的理解。这都是迂腐之见，提示一下事情有好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