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西莫夫又高又胖，有点浮肿、没有血色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一头淡黄色的直头发，戴眼镜，胖胖的手指上戴着一个大金戒指。他大约二十七岁。身上穿一件肥大漂亮的轻便大衣，下面是夏天穿的淡颜色裤子，周身上下都是肥肥大大的、入时的、崭新的；亚麻布的衬衫无可挑剔，表链又粗又沉。他的举止缓慢，好像无精打采，但又故作随便；他那自命不凡的神气，虽然竭力掩盖，却又时时流露出来。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难处，但又都说，他的医术很好。

“伙计，我去找过你两次了……你瞧，他醒过来了！”拉祖米欣大声说。

“看见了，看见了；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佐西莫夫问拉斯柯尼科夫，一面仔细地打量着他，并立刻在沙发上拉斯柯尼科夫的脚边坐下，尽可能坐得舒服些。

“他老是闷闷不乐，”拉祖米欣接着说，“我们刚给他换了衬衣，他差一点哭了。”

“那是很自然的事。既然他自己不愿意换，不妨以后再换嘛……脉搏挺好。头还有点痛吗？嗯？”

“我很健康，非常健康！”拉斯柯尼科夫执拗而又气愤地说，他突然从沙发上坐起，用闪闪发亮的眼睛朝他们望了望，但又立刻倒在枕头上，转过脸去对着墙。佐西莫夫注意地观察着他。

“很好……一切都很正常，”他懒洋洋地说，“他吃了什么东西吗？”

他们告诉了他，并且问他可以给拉斯柯尼科夫吃些什么。

“什么都可以吃……汤啦，茶啦……当然，不要给他吃蘑菇和黄瓜，牛肉也不要给他吃，还有……唔，不必罗嗦了！”他跟拉祖米欣互相使了个眼色，“也不用喝药水了，什么药都不用吃；明天我再来看看……今天也行……不过，嗯……”

“明天傍晚，我带他出去散步，”拉祖米欣说，“先到尤苏波夫花园，然后到‘水晶宫’去。”

“换了我，明天就不来打扰他，不过……稍微活动活动……嗯，看情况吧。”

“唉，多么遗憾！今天我恰好要庆祝乔迁之喜，就两步路；他能参加多好。他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也好呀！你来吗？”拉祖米欣突然对佐西莫夫说，“注意，别忘了，你答应过。”

“可以吧，不过得稍许晚点儿。你准备了些什么？”

“没什么，有茶、伏特加酒、鲱鱼。还有馅饼：自己人聚聚。”

“有哪些人？”

“都是这附近的，差不多都是新朋友，不错，除了我的伯父之外，而且他也是新来的：他昨天刚到彼得堡，办点儿事情；我们五年才见一次面。”

“他是干什么的？”

“他当了一辈子县邮政局局长……最后领了一小笔养老金。他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没有什么值得谈的……不过我很喜欢他。波尔费利·彼特罗维奇也来，他是本区的审查官……法学院毕业。对了，你不是认识他吗……”

“他也是你亲戚吗？”

“最远的远亲；你皱眉头干什么？只因为你们吵过一次，难道你就不来了吗？”

“我瞧不起他……”

“那好极了！唔，还有几个大学生、一个教员、一个官吏、一个音乐家、一个军官，还有扎梅托夫……”

“请你告诉我：你，或者他，”佐西莫夫用头指了指拉斯柯尼科夫，“跟扎梅托夫那样的人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哎呀，你们这些挑三拣四的人呀！一讲就是原则！……你整个人架在原则上，像架在弹簧上一样；连按自己的心意转个身子都不敢；我认为，人好就是原则，此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扎梅托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营私舞弊。”

“唔，营私舞弊，就瞧不起！营私舞弊又怎么样！”拉祖米欣突然喊起来，他有点做作地发起火来，“难道说我夸过他营私舞弊吗？我只是说，从某一方面讲，他人不错！如果对一个人求全责备，那么世界上还剩下多少好人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相信我恐怕连下水加在一起也只值一个烤葱头的钱，也许还得把你给算上！……”

“那太少了；买你，我可以给两个烤葱头……”

“可是买你我只出一个。还说俏皮话呢！扎梅托夫还是个毛孩子，我还得揪着他的头发好好儿教他，因为应该把他拉过来，不能把他推开。把人推开，——他就不能改好，特别是对孩子。对一个孩子，应该加倍爱护。你们这些自以为进步的笨蛋呀，你们什么也不懂！你们不尊重别人，也就是不尊重你们自己……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也许有一件共同的事情要做。”

“在下洗耳恭听。”

“是关于一个油漆匠的事，也就是关于一个油漆工人的事……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不过，现在已经不要紧啦。现在事情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我们再加把劲就成。”

“你说的是什么油漆工人？”

“怎么？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难道没说过吗？对，我只跟你讲了个开头……有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个官吏的寡妇被人谋杀的案件……现在一个油漆匠也被牵连在里面了……”

“这件谋杀案，在你告诉我之前，我就听说过，我甚至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部分是……为了某种原因……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不过……”

“把丽莎维塔也给杀死了。”娜斯塔霞突然对拉斯柯尼科夫贸然说道。她一直待在屋子里，倚在门上听他们说话。

“丽莎维塔？”拉斯柯尼科夫喃喃地说，声音小得简直听不出来。

“丽莎维塔，那个卖旧衣服的。你不认识她吗？她常常到这儿的楼下来。她还替你补过衬衣呢。”

拉斯柯尼科夫把脸转向墙壁，在肮脏的黄色壁纸上的白色花朵中间选定一朵粗劣的白花，上面有棕色叶脉的，开始研究起来：这朵花有多少花瓣，花瓣上有什么样的锯齿，有多少叶脉。他觉得他的胳膊和腿都麻了，失去了知觉，但是他始终没动弹一下，只是固执地盯着那朵花。

“这跟那个油漆匠又有什么关系呢！”佐西莫夫非常不满意地打断了娜斯塔霞的唠叨。她叹了口气，不再吭声。

“他被当做凶手了。”拉祖米欣激动地接着说。

“有什么罪证吗？”

“罪证有屁用！然而，就说罪证吧，这个罪证也不成为其罪证，这就是我们需要证明的。这正像他们抓住和怀疑那两个人，他们叫什么来着……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似的。呸！这些事做得多蠢，连局外人听了都觉得可恶！佩斯特里雅科夫也许今天会到我这儿来……对了，罗佳，这件事你也知道，还在你生病以前就发生了，他们在那儿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你在警察局里晕过去了，事情就是在那事的前一天发生的。”

佐西莫夫好奇地望了望拉斯柯尼科夫；拉斯柯尼科夫动也没动一下。

“你知道吗，拉祖米欣，我看你管得太多啦！”佐西莫夫说。

“也许是这样，不过，反正我们要把他救出来，”拉祖米欣把拳头往桌上一捶，嚷道。“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说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成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我敬重波尔费利，但是……比方说，首先是什么使他们糊涂了呢？门本来关着，可是等他们跟看门的回来的时候，门却是开的：因此就断定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杀了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你别急，不过把他们拘留起来罢了；毕竟不能……对了，柯赫那人我见过；他一向从老太婆手里收买过期的东西，是不是？”

“是的，他是一个骗子。他也收买期票。他专干这一行。去他妈的！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我生气的是他们那腐败、庸俗不堪、落后的陈规陋习……在这一个案件上就可以打开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单是根据心理上的材料，就可以说明，应该怎样去找到真正的线索。‘我们有事实。’他们说。但是事实不能代表一切。至少事情的一半在于你怎样去对待这些事实！”

“你能正确地看待事实吗？”

“当一个人感觉到，确切地感觉到，他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时，他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只要……啊！……你知道这个案子的细节吗？”

“我正等着听那个油漆匠的事情呢。”

“哦，对了！好吧，事情是这样的：在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早晨，他们还在为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瞎操心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人都能证明自己的一举一动：证据确凿，有目共睹——可是忽然出现了一个最意外的事实。一个姓杜什金的农民，一个在出事的那幢房子对面开小酒店的老板，把一个盛着金耳环的首饰盒送到了警察局，并且一五一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前天晚上，刚过八点，’注意到了吗？——这一天和这个钟点！‘一个当天来过我这儿的油漆匠，叫米柯拉的，跑到我这儿来，拿给我这个盛着金耳环和宝石的盒子，想把它抵押给我，他向我借两个卢布。我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他是在便道上捡的。我也没再问他什么。’这是杜什金说的话。‘我给了他一张钞票（就是一个卢布），因为我想，如果他不把这件东西抵押给我，他也一定会把它抵押给别人。他反正会把钱喝掉的，倒不如把东西留在我这儿：越藏得好，越容易找嘛。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听到什么风声，我就立刻把它交出去。’当然，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一派胡言。因为我认得这个杜什金，他自己就是开押店放高利贷的，专门窝藏赃物，他决不会为了要把东西‘交出去’才去骗取米柯拉价值三十卢布的东西。这不过是因为他害怕了。这且不去说它，你听着；杜什金接着说：‘我从小就认识这个农民米柯拉·杰缅捷夫，他和我同省同县，都是扎莱斯克县的，我们都是梁赞省的人。米柯拉并不是酒鬼，不过也爱喝两杯，我知道他在那幢出事的房子里干活，油漆屋子，跟米特里一道，他跟米特里是老乡。他钞票一到手，就把它换开了，一口气喝了两杯，拿起找回的零钱就走了。那时我并没有看见米特里跟他在一道。第二天，我听说有人用斧子砍死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她们姐妹俩我们都认识，于是我马上怀疑那些耳环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死者是开押店放债的。我便到那幢房子里去找他们，小心地、不动声色地悄悄打听了一番，首先我问：米柯拉在这儿吗？米特里说，米柯拉出去玩了，天亮才醉醺醺地回家，在家待了大约十分钟，又出去了。此后米特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只好一个人把活干完。他们干活的地方在二楼，跟死者同一个楼梯。听到这些话以后，我没有对谁泄漏过一个字。’这是杜什金说的。‘我把这件凶杀案的前前后后尽可能打听清楚了，回到家以后总还是怀疑。今天早上八点钟，’这是出事后的第三天了，你明白吗？‘我看见米柯拉进来找我，虽然他不能说是清醒的，可也不能说醉得很厉害，对他说的话，他是听得懂的。他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这时酒店里除他以外只有一个闲人，还有我熟悉的一个人睡在板凳上，再就是我们的两个小伙计。我问他：“你看见米特里了吗？”“没有，我没看见。”他说。“也没到这儿来吗？”“从前天起就没来过。”“你昨晚上在哪儿过夜的？”“在沙滩，住在科洛姆纳。”“那耳环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我在便道上捡的。”他说话时的神气好像不对头；他看也不看我。“那天晚上，在那个时辰，你听见那个楼梯上出了什么事情没有？”我又问。“没有，”他说，“我没听见。”可是他听着，眼睛瞪得溜圆，脸忽然变得煞白，像白粉似的。于是我就讲给他听，我再一瞅，他抓起帽子，站起身来要走。我当时想留住他，我说：“等一下，米柯拉，你不喝一杯再走吗？”我对小伙计使了个眼色，叫他把着门，然后我从柜台后面走出去：可是他马上从我身边逃开，一溜烟跑上了大街，钻进一条小巷——一会儿就不见了。于是我的怀疑去掉了；因为明摆着，这是他作的案……’”

“那还用说！……”佐西莫夫说。

“等一等！听我讲完嘛。当然，他们就飞也似地去寻找米柯拉；他们拘押了杜什金，进行了搜查；米特里也被拘留了；那些科洛姆纳人也被翻了个遍——可前天，他们突然把米柯拉带来：在某城关附近的一家客店里把他拘留了。他到了那儿，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银十字架，想拿它换酒喝。他们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到牛棚去，她从墙缝里看见，他在隔壁的板棚里把腰带系在梁上，绾了个套；站在一段木头上，正要把脖子伸进套里去。那女人就拼命大喊起来，大家跑来了：‘哦，这就是你想做的事！’他说：‘带我到警察分局去吧，我全认罪。’于是，他们就用适当的仪仗队把他护送到某个警察分局——也就是护送到这儿来了。他们向他问这问那，他是谁，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二十二岁’——如此等等。问他：‘某日某时，你跟米特里一起干活的时候，看见楼梯上有什么人没有？’回答：‘自然有人上上下下，可我们没注意。’‘你听见什么没有？听见什么动静之类没有？’他说：‘什么特别的声音我们也没听到。’‘那么，米柯拉，你听说了没有，就在那一天，即某日某时，有那么一个寡妇和她的妹妹一同被谋杀了，被抢劫了？’‘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前天还是头一次听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在小酒馆里说的。’‘那么耳环是哪儿来的呢？’‘在便道上捡的。’‘为什么第二天你不跟米特里一起去干活？’‘因为我玩去了。’‘到哪儿玩去了？’‘在什么什么地方。’‘为什么你从杜什金那儿逃走了？’‘因为我那时候吓得要命。’‘你怕什么呢？’‘怕吃官司。’‘既然你觉得自己完全无罪，你怎么会害怕呢？……’佐西莫夫，信不信由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提的，就是这样说的，一字不差，我完全知道，人家给我做了忠实传达。怎么样？怎么样？”

“唔，话又说回来，罪证还是有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罪证，我讲的是那个问题，讲他们怎样理解自己的本质。嘿，真他妈的！他们对他施加压力，百般威逼，最后他只好认罪，他说：‘我不是在便道上捡的，我是在我跟米特里刷油漆的那间屋子里捡的。’‘是怎么捡到的呢？’‘是这样的：米特里跟我在那儿刷了一天油漆，一直到晚上八点，正打算走的时候，米特里拿起一把刷子，把油漆抹了我一脸，然后撒腿就跑，我就在他后面追。我一面追他，一面拼命喊；从楼梯上跑到门口的时候，我撞在看门的和几位先生身上——我也记不清跟他在一起的有几位先生了。那个看门的为了这事把我臭骂了一顿，另一个看门的也臭骂了我一顿，这时看门人的老婆从屋里出来，也把我们骂了一顿，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正走进大门，因为我和米特里挡了路，他也痛骂了我们一顿。我抓住米特里的头发，把他按倒在地，举起拳头就揍。压在我身子下面的米特里也抓住我的头发揍我。我俩这样打来打去，并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要好，闹着玩儿。后来米特里挣脱了身，一溜烟逃到大街上，我跟在后面追，没追上他，就一个人回到那间屋子里去了，因为我得收拾一下东西。我一面收拾东西，一面等着米特里，他也许会回来的。就在这时，在过道门旁的墙旮旯里，我一脚踩在一个盒子上。我一看，是一个盒子，用纸包着。我打开纸包，看见盒子上有几个小挂钩，再打开挂钩，看见盒子里是耳环……’”

“在门背后吗？放在门背后吗？是在门背后吗？”拉斯柯尼科夫忽然嚷起来，他用一种愕然失色的慌乱神情望着拉祖米欣，用手支在沙发上，慢慢地坐起来。

“是啊……那又怎么了？你怎么啦？你干吗这样？”拉祖米欣也从坐位上欠起身子。

“没什么！……”拉斯柯尼科夫小声地回答，然后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把脸转向墙壁。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他准是打瞌睡了，半睡半醒的。”拉祖米欣终于说道，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佐西莫夫。佐西莫夫微微地摇了摇头。

“得了，接着说吧，”佐西莫夫说，“后来怎样呢？”

“后来怎样吗？他一看见耳环，就把屋子和米特里忘了个一干二净，抓起帽子，就跑到杜什金那儿去了，我们已经知道，他从杜什金那儿拿了一个卢布，向杜什金扯了个谎，说耳环是在便道上捡的，就立刻喝酒去了。关于谋杀一案，他还是重复他的老话：‘我一点不知道，前天才听说。’‘那为什么你现在才回来呢？’‘因为害怕。’‘为什么想上吊呢？’‘因为我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吃官司。’这就是事情的原委。现在你想，他们从中推断出什么来了呢？”

“有什么可想的？线索有了，不管什么样的，反正有了。这是事实。总不能把你的油漆匠放出来吧？”

“可是现在他们干脆把他当成杀人犯了呀！他们简直没有丝毫怀疑……”

“瞎说；你太激动了。那么耳环是怎么来的？你应该承认，如果在那一天，在那一个钟点，那些耳环是从老太婆的箱子里落到尼古拉[米柯拉的本名。]手里的——你得承认，它们所以落到他的手里总是有原因的。这在侦查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拉祖米欣喊道，“你，一位医生，你的义务首先是研究人，你研究人的天性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难道根据这些你就看不出这个尼古拉是怎样的性格吗？难道你就不能一眼看出，他在被审问的时候所供述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耳环正像他所供述的那样落到了他的手里——他踩在一只盒子上，就把它捡了起来！”

“好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他自己不是也承认他一开始就说了谎吗？”

“听我说。你仔细听着：看门的，柯赫，佩斯特里雅科夫，另一个看门的，第一个看门人的老婆，那时正坐在她门房里的另一个女人，还有七等文官克柳科夫，当时他刚从马车上下来，胳膊上挽了一位太太走进大门，一共八个或十个证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尼古拉把德米特里[米特里的本名。]按倒在地，骑在他身上揍他，德米特里也抓住他的头发揍他。他们两人横躺在路上，挡了道；大家都骂他俩，他俩‘像小孩似的’（这是证人的话，一字不差），你压在我身上，我压在你身上，尖叫着，扭打着，哈哈大笑着，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哈哈大笑着，做着最可笑的鬼脸，然后又像孩子似的你追我赶，跑到大街上去了。你听见了吗？现在请留神这一点：楼上两具尸体还是温的，你听见了么？发现的时候，还是温的！如果是那两个人杀死的，或者是尼古拉单独一个人杀死的，而且他在行凶时还撬开了箱子，抢走了东西，或者只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抢劫，那么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他们当时的心情，例如尖叫，大笑，在大门口孩子似的扭打——这跟斧子、鲜血、恶毒的诡计、周密小心、抢劫等等能协调吗？他们是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前刚刚杀了人（因为尸体还是温的），他们明知道有人马上要到那儿去，又忽然把尸体撂下，门也不关就离开了房间，而且还丢下抢来的东西，像小孩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哈哈大笑，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情况是十个证人亲眼目睹的呀！”

“当然很奇怪！不用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

“不，伙计，没有什么不过。如果在那同一天，同一个钟点，从尼古拉手里发现的耳环真可以构成起诉他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根据——然而用他的口供也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因此还只是个有争论的根据——那么也应该考虑到那些证明他无辜的事实，何况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你认为怎么样，从法学的性质来说，他们会不会接受，或者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单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单从精神状态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把它看做是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推翻一切提出起诉的事实和物证，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当时法院判刑，仅根据明显的罪证。如果没有可靠的直接证据，间接的证据再多，也不能定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只能被看做有嫌疑或有严重嫌疑。]不，他们不会接受的，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盒子和那个打算上吊的人，‘要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罪，他就不可能上吊。’主要的问题就在这儿，我激动也是为了这个！你应该了解！”

“我看出你在激动！等一等，我忘了问你：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那个耳环盒子确实是从老太婆箱子里拿出来的呢？”

“这已经证明了，”拉祖米欣皱着眉头，好像很不乐意地说，“柯赫认出了那东西，而且说出了物主的姓名，而那人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东西确实是他的。”

“糟糕。现在还有一点，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上楼的时候，有人看见过尼古拉没有呢？能不能用什么来证明这件事呢？”

“问题就在于没有人看见，”拉祖米欣懊丧地说，“糟糕的就是这件事；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上楼路过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他们，尽管他们的口供现在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说：‘我们看见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我们想，准是有人在里面干活，但是我们走过的时候没有注意，说不清那时候有没有工人在里面。’”

“哼……可见，唯一的根据，就是他们当时在扭打，在哈哈大笑。我们假定，那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可是……现在请问：你自己怎么来说明这全部事实呢？如果真像他供述的那样，耳环是他那样捡来的，你用什么来解释找到耳环这件事呢？”

“我用什么来解释？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事情很清楚。起码，进行调查所要采取的途径很明显，而且已经证实了，证实它的就是这个盒子。这些耳环是真正的杀人犯掉下来的。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敲门的时候，杀人犯正在楼上，把自己关在屋里。柯赫干了件蠢事，下楼去了；这时杀人犯就跳了出来，也跑下楼去了，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在楼梯上，正当尼古拉和德米特里从空屋里跑出去的时候，他就溜进了这间空屋子，站在门背后，躲过了柯赫和佩斯特里雅科夫。当看门的和别的人走上楼去的时候，他就躲在那儿一直待到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才趁着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大街上去，人都散了，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若无其事地走下楼去。也许有人看见过他，可是没有注意：来来往往的人多着呢。耳环盒一定是他躲在门后面的时候，从口袋里掉落的，因为他当时顾不上这事了。这个盒子清清楚楚地证明，他就是站在那儿的！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太妙了！不，老伙计，这太妙了。简直妙不可言！”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太凑巧了……编得天衣无缝……跟演戏一样。”

“嘿！”拉祖米欣刚想叫起来，这时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在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