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速公路两侧高高的隔音屏障，让人陷入一种错觉：隔音屏障不是死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生物，可以随时按照它自己的意愿打开。

灰色的云彩下面映入眼帘的是鲜艳的绿色。在依然跟红叶无缘的群山前面，阿久津以每小时八十五公里的速度，驾车行驶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过了京都东出口以后，有一种来到了外地的感觉。

11月14日，阿久津决定去现场观察一下。他无论如何都要做这件事，为的是把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件深深地刻在心上。

费了那么大劲才问出了两个人名，没想到一个都没挂上钩。特别是上东忠彦跟关西地区的地下交易网络有联系这个事实，使阿久津受到很大冲击。“您连上东忠彦都不知道吗？”从西田的口气可以知道上东忠彦是个大人物，但一问鸟居，鸟居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使阿久津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重建项目百分之百由他承担”“就连都市银行的高管都得定期去拜见他”“建筑业的交易中介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找不到跟暴力团系统和半岛势力的地下交易市场的关联，是无法解释的。特别是在关西地区，更无法解释。

前天，阿久津终于在大阪警察本部搜查第二课一位退休刑警那里看到了上东忠彦的名字。不过，并没有找到跟银万事件有关联的任何线索。上东忠彦的名字出现在那位退休刑警绘制的一份很旧的出资违法者系统图上。在“消费者金融”这个项目下面，有一个箭头指向上东忠彦这个名字，但那件事并没有立案，上东忠彦从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也没有说明，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日都没有。

阿久津的采访本上记录着那位退休刑警说过的话：这个人大概是个假部落民[日本的部落民是封建时代贱民阶级的后代，社会地位低下，世世代代住在固定的地区。]吧。在跟竞标有关的案子上，倒是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不过没听说他干过偷盗之类的事。他本人也不是部落民地区出生的。上东忠彦这个名字说不定是个假名字。

退休刑警这些话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现在几乎听不到所谓部落民问题了，但在昭和时代，打着部落民解放运动的幌子集资的人确实有不少。如果就连上东忠彦这个名字都是假的，距离真相就更加遥远了。

这回用不着鸟居催促，阿久津自己就很着急。金田哲司、狐目男、吉高弘行、上东忠彦……这些线索已经达到构成一个特辑的标准了。但是，既然跟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接触过，写出的报道也就跳不出臆测的范围。

距年末特辑连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连警方的特别搜查部都没有介入股价操控团伙，要想弄清楚其黑暗内幕非常困难，描画出跟银万事件所有相关者的关系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毫无办法了吗？阿久津决定再到犯罪现场去一次。

阿久津驾驶着报社的本田飞度到达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以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停车位。从车里一出来，他立刻被眼前美丽的景色吸引住了。

东北方向是扇形的琵琶湖，它应该是这个服务区最引人注目之处。崭新的长椅一共有八个，都坐着人。还有几个正在拍照的中国人。服务区的主建筑一点都不显得旧，看上去还是新的，里边还有餐馆和小卖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成了一个小小的旅游胜地。

来到一块上面写着“请您感受琵琶湖之美”的地图牌子旁边，阿久津扶着栏杆，默默地眺望琵琶湖。天空有云，但不厚。反射着微弱阳光的湖面上，两艘白色游览船在缓缓移动。离游览船不远的地方，许多帆板张着五颜六色的风帆，在风中自由自在地航行。

三十一年前，眼前这美景也同样存在，也同样迷人。那个狐目男，也许就在这里欣赏过这美景。

1984年10月上旬到下旬，发生了在万堂糕点公司生产的糖果里放入剧毒氰化钠的大规模无差别杀人未遂事件。对于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报纸连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给予报道，电视的综合节目也每天播出，并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吸引国民的眼球。不用说，周刊杂志也不甘落后。犯罪团伙开始被媒体称为“人民公敌”。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社会陷于恐慌和混乱，对于“黑魔天狗”来说，是最好的保护伞。就在万堂糕点的受害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时，他们在背后向着其他企业亮出了獠牙巨齿。

11月7日，大阪市内的希望食品公司的一位高管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希望食品事件”，实际上是整个银万事件中，警方与犯罪团伙之间最后一次交锋。这次交锋的序幕，就是这封很长的恐吓信。恐吓信的前半部分是幼稚的虚张声势，后半部分是详细的指示。

罪犯的详细指示如下：一、准备两个挎包，每个挎包放入五千万日元现金，必须全部为旧钞票；二、派总务科两名职员，拿着装有现金的挎包，驾驶一辆白色面包车；三、于11月14日晚上7点半，进入我们指定的京都市内的日式餐馆等待联系；四、那两个总务科的职员要随身携带关西地区的交通地图和京都、大阪府的北摄地区、兵库县的阪神之间的地图；五、当天晚上8点，那两个职员要给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的办事处打电话；六、我们将于11月9日或12日的晚上8点给那个办事处打电话，如果你们肯出钱，就在11月14日晚上8点接到那两个职员的电话以后，把我们的指示传达给那两个职员……在这封恐吓信里，罪犯也同时装进了在防汛器材仓库录制的银河公司的社长菊池政义本人的声音，以及注入了氰化钠的希望食品公司生产的炖牛肉调料。

希望食品公司的高管们在位于奈良县的培训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于11月9日下午3点向大阪府警察本部报警。五个小时以后，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的办事处接到罪犯的电话。那里的职员按照警方的指示应对，一场由警方直接指挥的假交易开始了。

另一方面，11月13日凌晨1点15分，警方与媒体之间缔结了报道规制协定，规定没有警方的同意，媒体不得披露任何关于事件的消息。在没有人质被绑匪绑架的情况下缔结这种协定，是没有前例的。那时候虽然媒体方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警察势在必得的气势面前，再考虑到受害企业已经疲于奔命，媒体方面除了签署这个协定，别无选择。

阿久津通过反复倾听当时驻大阪府警察本部记者水岛的介绍，反复阅读当时的采访记录，对发生在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的事情，就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1984年11月14日上午11点，担任搜查指挥的大阪府警察本部，向接受了报道规制协定的记者们宣布：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滋贺县、爱知县、岐阜县共六个警察本部，将出动九百二十四名警察、两百零八辆警车。对于一个恐吓事件，动用人数和装备的规模是空前的。记者们经过八个月的日夜奔波已经疲惫不堪，他们看到警方这次动真格的了，纷纷开始打腹稿，准备写一篇“罪犯被一举抓获”的报道。

在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楼，有五家全国性大报、两家通讯社和NHK共八家媒体的常驻记者。他们的办公室对面是宣传室，宣传室旁边有一个大房间，通常记者们都聚集在那个大房间里，但这天与往日不同，记者们都聚集在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了。五六十个记者挤在会议室里，在异样的热烈气氛中，等待着警察本部内部的有线广播喇叭播放的实况信息。

下午6点10分，也就是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一课课长等指挥官在四楼的综合对策室等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有线广播喇叭里传出“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从希望食品公司总公司出发了”的声音，漫长的一天开始了。白色面包车里坐着装扮成希望食品公司总务科职员的两个刑警。一个是特别搜查队的，机智敏捷，另一个是机动搜查队的，开车技术特棒。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精锐。

约四十分钟以后，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距罪犯指定的京都市内的日式餐馆三百米处的待命地点。多名刑警假扮吃饭的客人进入了那家日式餐馆。晚上7点半，两位刑警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也进入了日式餐馆。

晚上8点21分，正如罪犯预先告知的那样，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办事处的电话铃声响了。手握电话听筒的公司高管听到的是从录放机里传出的一个男童的录音。

录音播放了四遍，用时一分十六秒，罪犯挂断了电话。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楼会议室的有线广播喇叭传出的声音是“罪犯来电话了”。记者们骚动起来，在办公室里的记者们也纷纷跑到会议室里来。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参事官飞跑进来，告诉大家电话是一个男童的录音，然后又飞跑出去。

警方对“黑魔天狗”的天王山之战揭开了序幕。

晚上8点半多一点，按照罪犯的指示，负责运送现金的两个刑警在京都市城南宫公共汽车站长椅靠背的后面，发现了一个贴在那里的茶色信封。信封里是一纸“指示书”和一张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地图。其中一个刑警利用藏在胸前的小型无线通信机小声念了一遍罪犯的所谓“指示书”，向指挥部通报。

“指示书”上还写着：

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刑警仰天长叹。

事件搜查本部投入了大量的警员和警车，在有报道规制协定的前提下，确定了逮捕罪犯的地域，其实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是当时还不普及的数码式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置问题。虽然从东京警视厅借来了二十部无线通信机，但远远不够使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四台可移动式数码中继机，警方只借到一台，其余三台留在了东京。

由于犯罪团伙事前指示希望食品公司准备京都以西的地图，警方就把那台数码中继机设置在了京都西边的生驹山上。如果能再借一台，就可以设置在京都东边的比叡山上。也就是说，罪犯不管把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指挥到京都的东边去还是西边去，都可以利用不必担心被窃听的数码式无线通信机及时取得联系。

“结果，东京那帮家伙只考虑保卫首都，只考虑政治。关西地区不管发生多大的事件，在东京那帮家伙的眼里都只不过是刑事案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怎么会把三台数码中继机都留在了东京呢？”

水岛喝醉以后曾在阿久津面前大发牢骚。其实，现在日本的现实情况依然如水岛所说，怎么说大阪也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城市。

由于大阪地位不及东京，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失败。

在缺少一台数码中继机的情况下，事件搜查本部只好命令警员在比叡山上用老式的模拟信号式无线机通知附近的其他警员，再通过接力方式传达命令。

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犯罪团伙指挥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向跟事先提供的地图相反的方向移动，用的是跟7月里发生的又市食品事件相同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搜查本部预料到了的。总之一句话，当时至少需要两台可移动式数码中继机。

阿久津回忆到这里，向着大津服务区主建筑走去。主建筑里有餐馆，也有小卖部。连接出入口的台阶前边有一个小超市，还有摆着京都有名的八桥米饼的带轮子的售货台和卖串烧、烤肠的移动售货车，吸引着众多游客。在观光指南板后面，卫生间的前面有铁栏杆。

观光指南板上，在“祝您在滋贺旅游更愉快”的标语下面，有地图，还有旅游胜地的照片。当然，这些都不是三十一年前的东西，但为了万一能用上，阿久津还是用数码相机照了下来。由于观光指南板换了地方，阿久津知道这已经不是三十一年前罪犯贴“指示书”的那块了，感慨的同时又觉得有点异样。不过这种异样也就是心情的问题，没有清晰地描画出具体的轮廓来。

阿久津沿原路返回，看到了三个排列在一起的电话亭。现在看上去十分平静，但是，在三十一年前，在这个大津服务区，发生过紧急情况。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大津服务区之前十分钟，作为先遣队的特别行动队的刑警发现了一个在晚上也戴墨镜的可疑人物。那个可疑人物手里拿着公用电话，却不打电话，而是一直盯着观光指南板。刑警走近可疑人物，可疑人物猛然回过头来，刑警惊呆了。

狐目男！

虽然大边框眼镜换成了茶色墨镜，但挡不住那双独特的又小又细、吊眼梢的眼睛。黑夹克，戴帽子，服装也换了，可身高和年龄是换不了的。特别行动队的刑警确信这个人就是狐目男，因为太巧了，在又市食品事件中，在列车上见过狐目男的，就是这个刑警。

“我想对他进行查问！强烈要求搜查本部批准！”

刑警回到自己的车上，紧握无线机向搜查本部请示。在重要的犯罪现场再次出现的可疑人物，十有八九是犯罪团伙的成员，而且是警察见过的唯一的可疑人物，再放过他可能就永远也找不到了。

当时在大津服务区待命的刑警们心情是一样的，都要求对狐目男进行查问。狐目男曾经让日本警界水平最高的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们大丢面子，而现在狐目男就在眼前！刑警们遭到犯罪团伙的挑战，总会面临着内有警察厅管辖而毫无话语权，被其他府警嘲笑，外有国民们冷眼相向的状态。自尊心比常人强一倍的搜查第一课的刑警们，已经忍耐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比起刑警们的自尊心来，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更重要。那些罪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散布混入了剧毒氰化钠的糖果，万一哪个孩子吃了就会丧命的。当时在现场的刑警们一定发誓说“绝对不会再让他跑了”，阿久津可以想象到刑警们的心情有多么迫切。

但是，指挥部不同意。警察厅的方针直到最后也是“一网打尽”。警察厅认为，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的罪犯，在夺取现金的时候，总要冒一次险，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搜查本部认为机会来了，因为这次犯罪团伙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夺取现金来的，犯罪团伙内部一定由于某种原因很着急，这次肯定能抓他一个现行。

搜查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阿久津想起了水岛懊悔的话语。

“什么公开监控录像啦，什么地毯式搜查啦，警察厅主导的搜查手法让犯罪团伙停止了行动。为了一网打尽，禁止下面的刑警查问可疑人物，结果适得其反。一名普通刑警就是一条鱼，离开了警察组织这片水就活不下去。所以现场的刑警就是想查问也不能查问，一切听上边的指令，一句‘不是我决定的’，就心安理得了。”

阿久津跟水岛的意见是一致的。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如果当时刑警查问了狐目男，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所有的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就算狐目男行使沉默权，一旦弄清了他的身份，就可以找到跟他有来往的人，从而找到突破口。对于一个连续两次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人，实施不够彻底的跟踪是对的吗？把唯一的可能性就那样简单地舍弃，是正确的决定吗？

阿久津在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过程中，发现摩托车停车处后边有一条通路，顺着那条通路走到尽头，是通向下面的很陡的台阶。台阶只有一米多宽，中间是生了锈的扶手，将台阶左右隔开，便于上下台阶的人利用。

当年狐目男也许就是从这里逃走的！

阿久津一口气跑下昏暗的台阶。一百多级台阶只有三个路灯，到了晚上肯定看不清。

台阶下面有围栏，但围栏的门是开着的。有三个地方挂着牌子，说明这个台阶仅供管理员使用。围栏外边有停放摩托车的地方，三辆小型摩托车停放在那里。再往前走就是画着中黄线的县道。

阿久津站在县道一侧往台阶上看了看。通过台阶逃出大津服务区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天，两次见过狐目男的刑警进行查问的要求被否定之后，为了不引起狐目男的警觉，由别的刑警负责跟踪，结果跟丢了。狐目男可能就是顺着这个台阶逃走的。阿久津想到这里，就像站在曾经监禁过银河公司社长的防汛仓库前面一样，感受到了罪犯的气息，不由得环视了一下四周。

在刑警于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跟踪狐目男的同时，负责运送现金的两个刑警在该服务区的观光指南地图板后面，找到了贴在那里的一封信。信中指示他们驾驶白色面包车去草津服务区，在那个服务区的长椅后面去拿新的指示。贴在长椅后面的信中指示道：“看到这个指示以后马上行动！朝着名古屋方向，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信中还指示运送现金的人在高速公路左侧的栏杆上看到白布以后马上停车。白布下面有一个空啤酒罐，啤酒罐里有新的指示。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于晚上9点23分从草津服务区出发。警方的先遣队很快就在草津服务区以东五公里处发现了白布，那时候白色面包车还没有到达。白布下面就是县道，罪犯有可能要求把现金扔下去。

犯罪团伙与警方的斗智开始进入高潮。听到发现了白布的报告以后，聚集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记者们屏住呼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最后的结局，究竟是警察抓住罪犯，还是罪犯抢走现金呢？

晚上9点40分左右，警方在以白布为中心半径一公里范围内，配备好了警员和车辆。为了拖延时间，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行驶，于9点45分到达挂着白布的位置。两个装扮成希望食品公司总务科职员的刑警打着手电筒从车上下来，两米高的围栏上确实挂着白布。但是，找不到那个至关重要的空啤酒罐。

“没有空啤酒罐！”

“到高速公路上找！”

“过往车速太快，上不去！”

“一定在附近，仔细找！”

现场的刑警跟综合对策室的指挥官通过无线通信机大声叫喊。

两个刑警在雨中趴在地上四处寻找，就是找不到空啤酒罐。

晚上10点20分，指挥部决定结束行动，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离开了现场。事后调查分析的结果是，那片白布其实是一件扯掉了袖子的白衬衣，是那天晚上8点50分至9点18分之间挂上去的。也就是在9点18分，高速公路下面另一出大戏开演了。

距离挂着白布的地方仅五十米的县道上，停着一辆后来证明是罪犯乘坐过的小型客货两用车。特别行动队的刑警用手电筒往车里一照，坐在驾驶座上的，竟然是滋贺县警察本部的一名警察。

2

“听我父亲说，那天晚上，他突然听到了巨大的声响，还以为是谁开车失控撞了我家的店铺。”

“撞了你家的店铺？”

“啊，比如说撞了我家店铺前面的自动售货机什么的。不过后来仔细一想，也许是关车门用力太大发出的巨响。”

“你认为那是罪犯的车？”

“有可能。哐的一声巨响。警察也来调查过，记者也来采访过，前几年一家周刊还给我们打过电话呢。”

香烟铺的老板还很年轻，年龄跟阿久津差不多。这个香烟铺位于商店街南端，以前也卖药，现在只卖香烟。老板的父亲两年前去世了。

离草津站不远的商店街，大白天就有很多商店放下了卷帘门。实在无法说是一条有活力的商店街。这是很多地方城市常见的情景。但是，对于采访银万事件的阿久津来说，这个以前也卖过药的香烟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斜阳有气无力地照在写着“香烟”两个白色大字的红色招牌上。拐角处的这个店铺有三个门，只有中间的烟草铺的门开着。右侧的门以前可能是药铺的门，左侧的推拉门上贴着很多广告，好像很久都没有拉开过了，门前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阿久津拿来了当时的地图，他对照地图查看了一下周围店铺的位置，发现跟三十一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有人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从商店街穿过。阿久津谢过香烟铺的老板，拿出数码相机开始照相。以高速公路为主战场的罪犯夺取现金与警察抓捕罪犯的争夺战，最后竟结束在这条普通的商店街上。三十一年前的那个晚上，罪犯把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扔在了这里。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沿着高速公路开往草津服务区的时候，滋贺县警察本部机动搜查队的一辆警车发现了停在县道上的可疑车辆——一辆白色的小型客货两用车。警车上有三个警察，他们都不知道当晚的行动是抓捕希望食品事件的罪犯，出发前只接到上级一条指示：不准去名古屋至神户的高速公路附近。

县道只有五米宽，没有路灯，夜间通行车辆很少。警车开到那辆白色的小型客货两用车旁边，用手电筒往车里照。驾驶座上是一个胡子拉碴、两腮没肉、四十来岁的男人，身上穿一件前面是藏蓝色、侧面是黄色的毛衣，看上去十分健壮。那人戴着帽子，耳朵里插着耳机。被警察用手电筒一照，他吓得打了个激灵，头顶差点撞到车顶。

男人猛踩油门往前开，警车拉响警笛追上去。逃跑的小型客货两用车从高速公路下面的隧道钻过去，马上右拐，驶过当时的栗东町营下户山住宅区，然后从高速公路下面的另一隧道钻回去，向草津市区逃去。

“停车！停车！”

警车紧追不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刑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叫喊。小型客货两用车在黑暗的田园地带、杂木林、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超技术逃窜，上了沿着草津川修建的堤岸道路，跨过小桥逃到对岸，在前宿场町的街道上以时速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鸣着警笛的警车最初死死咬住不放，但在距开始追击的地点三点七公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小型客货两用车不见了。据追击的刑警介绍，在追击期间，只看见可疑车的刹车灯亮过一次，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阿久津站在作为东海道与中山道分岔点的三岔路口，摊开了当时的住宅地图的复印件。刚才那个卖过药的香烟铺，离旧草津川隧道只有三十米。

草津川已经没有了吗？

草津川在银万事件时效到期两年之后就被人为地废弃了。阿久津从不再有河水流过的草津川旧河道面前，感到了时光的流逝。从老地图上看，附近应该还有一个三岔路口。老地图上标记的台阶，由于人为地废弃了草津川，已经禁止通行，不能靠近，或者是从这里看不见了。阿久津盯着地图上的三岔路口看了一会儿，又回到了香烟铺。

老板的父亲说他听到的是关车门用力太大发出的巨响，但被扔掉的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正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是开着的，发动机也没关。滋贺县警察本部机动搜查队发现那辆车的时间是晚上9点25分，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刚离开草津服务区。

那以后，临时配合大阪府警察本部行动的滋贺县警察发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可疑人，在查问之后把他们放了，没有一个是小型客货两用车的司机。作为参考，晚上10点20分左右，虽然滋贺县警察本部向大阪府警察本部报告了这些情况，但大阪府警察本部没当回事。

晚上11点45分，草津市警察署周边的九个警察署都结束了配合行动以后，才发现挂白布的地方离小型客货两用车只有五十米，而此前的判断是两公里。五分钟后大阪府警察本部要求滋贺县警察再次紧急出动，以配合行动，但为时已晚。

留在小型客货两用车上的东西有十四种、二十五件。挎包、帽子、小型吸尘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台经过改造的无线通信机。这台无线通信机可以监听警察的无线通信，被发现的时候频率定在滋贺县警察本部使用的频率上，电源是开着的。车上发现了人的头发，但没有发现指纹。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辆车是偷来的。

阿久津认为，1984年11月14日这一天，是整个银万事件的第三个高潮，也可以说是警方离罪犯最近的一天。

警方没有成为胜利者，而是成了失败者。这次惨败，本来第二天早晨就可以见报的，但是，大阪府警察本部向失望而愤怒的记者们鞠躬谢罪，要求延长报道规制协定。警方的理由是：追击小型客货两用车的是一辆一般的警车，罪犯并不知道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上是两个刑警。大阪的八个报社的社会部和报道部的部长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同意延长报道规制协定。

但是，犯罪团伙夺取现金未遂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左派报纸在大阪火车站前分发号外，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和报道规制协定的内幕。如果是现在，通过社交网络服务软件也许一下子就能传开，但是在网络社会到来之前，不管是好是坏，新闻媒体都能控制信息的传播。由于左派报纸发行量很小，社会影响力不大，警察和新闻媒体都对左派报纸发的号外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11月24日，犯罪团伙把挑战书送到了大阪的三家全国性大报。后来查出这些挑战书是在京都百万遍的复印店复印的，挑战书预告说要在一个月以内跟大阪府或兵库县的公司进行背后交易。犯罪团伙在同一天还给一位作家写信，因为那位作家在周刊杂志上向犯罪团伙发出过“如果你们停止恐吓行为，我愿意送给你们一亿两千万日元”的呼吁。犯罪团伙用侠盗口吻写道“我们不是要饭的”“我们要是想要钱的话，从大款那里，从公司那边，想拿多少拿多少。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钱才要钱的”，等等。结束语是：“我们的人生是灰暗的人生，窝心的事太多了。我们变坏，都是因为这个社会太坏了。是谁把我们弄成这样的？明天将是我们的天下。”

12月10日出版的一本月刊披露了事件的全过程。同日，事实上已经崩溃的报道规制协定宣布解除。各新闻媒体犹如发泄忧愤似的报道了警方的“大失态”。报道中指责本来不了解情况的滋贺县警察本部的机动搜索队，说他们把罪犯的小型客货两用车“放跑了”。犯罪团伙在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寄给大阪各新闻媒体第十三份挑战书。在挑战书中，犯罪团伙除了揶揄大阪的警察，也讽刺了新闻媒体，说：“新闻媒体也别吹牛，此前的报道规制协定算什么？那不是新闻自由的自杀吗？”

翌年1月26日，希望食品公司生产工厂的厂长家里收到恐吓信，被要求交付两亿日元现金，指定的交付日期为1月29日。装扮成工厂员工的两个刑警按照犯罪团伙的指示，在大阪府丰中市一家咖啡馆待命。但是，犯罪团伙给希望食品公司名古屋分公司的电话用的是一个孩子的录音，由于杂音太大，没听清下一个指示放在哪里，交付现金的行动没能往下进行。后来才弄清下一个指示贴在大阪市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卷帘门和大阪市内一座大楼里。

2月2日，犯罪团伙宣布停止对希望食品公司的恐吓。结果，犯罪团伙从第四家企业这里也是什么都没得到。

阿久津站在从前的药铺前面，看了一遍自己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看看是否有漏掉的场面，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思考着事件的方方面面。

罪犯们是幸运的。当然，警方只有一台数码式中继机，各地警察的协作也有失误，这些因素对于罪犯们来说都是幸运的。还有，罪犯之一在城南宫公共汽车站的长椅后面贴指示信的时候，被京都府的警察看到了，但是，那个警察认为那是“大阪府警察的事”，竟然没有上前盘问，也没有跟踪。

阿久津把数码相机装进采访包，向停放在投币式停车场的那辆本田飞度走去。走在旧宿场町的街道上的时候，阿久津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产生过的异样的感觉。当“滋贺县警察本部”这个词语出现在脑海里的那个瞬间，阿久津就像突然悟到了什么似的停下了脚步。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以银万事件为题材的一个纪实性电视节目的影像。一个滋贺县的刑警，坐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长椅上，正在再现罪犯在椅背上贴指示信的动作。这是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发掘出来的新的事实。虽然按照当时的分工，高速公路上的刑侦工作应该由大阪府警察本部负责，但在实际上，滋贺县警察本部也秘密派遣刑警潜入了大津服务区和草津服务区。滋贺县的刑警说：“自己的县要自己来保卫。”阿久津当时听了这句话很受感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抽象的感动了，刑警的那句话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

那是因为有两个事实是不吻合的。

阿久津不由自主地说了声“不对”，撒腿就以最快速度向停车场跑去。在奔跑的过程中，他心中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对！不对！不对！采访包从肩上滑下来，他又背上去，反反复复很多次也顾不上麻烦。

奔跑了大约两百米，终于来到了停车场。他用遥控器打开车门上的锁，拉开后车门，先把采访包扔进去，然后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把装资料的手提包的拉锁拉开。

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书。这本书的腰封上是那个狐目男的肖像画。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把阿久津刚才想起的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编成了这本书，内容跟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是完全一样的。

阿久津把书翻到正好一半的地方，找到描写滋贺县警察秘密介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的部分，开始认真阅读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一课的刑警在大津服务区看到狐目男的记述。那位刑警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先遣队还没有到达之前，就进入了警戒态势。他最初看到狐目男是在服务区的餐馆里，然后开始跟踪。狐目男为了确认是否有人跟踪，曾走进卫生间又突然转身出来，行动很可疑。后来，狐目男走到外面去坐在了长椅上，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那位刑警说：“我看见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后面贴上了什么东西。”

阿久津又把这本书翻到最后的事件发生时间列表，在11月14日晚上8点57分后面，写的是“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大津服务区，在高速公路周边观光指南板后面找到了贴在那里的指示信”。

“果然不吻合！”

阿久津再一次阅读了那位刑警的回忆部分。那位刑警说，他看见“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后面贴上了什么东西”。翻到下一页，可以看到那位刑警再现当时情景的黑白照片。但是，实际上指示信贴在了观光指南板后面。

这种不一致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再次翻阅那本书，找不到关于这种不一致的解释。不用说，那个纪实性节目收录在DVD里的时候也没有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才合理呢？

难道说是狐目男开始假装在椅背上贴指示信，后来又把指示信贴到观光指南板后面去了？不对！在城南宫公共汽车站贴的第一封指示信，已经写明下一个指示在“大津服务区的观光指南板后面”。狐目男有什么必要采取假装在椅背上贴指示信的可疑行动呢？那样做不是更容易被人怀疑吗？狐目男这个行动，跟为了确认是否有人跟踪，走进卫生间又突然转身出来的行动比起来，可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阿久津怎么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那么，是那位刑警在撒谎吗？为了引人注目，恬不知耻地在录像机前面撒谎吗？也不对。那位刑警在三十一年前，也是那样向上司报告的。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一名普通刑警，向上司做虚假报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阿久津拿着那本书坐在后座，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用了很长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当想到唯一的可能性时，他全身震颤起来。罪犯方面的行动，是谁也想不到的。

狐目男可能有两个！

阿久津拿起手机，按下事件报道组主任鸟居的直拨电话，马上就听到了《大日新闻》社会部那个压倒对方的有气势的声音。

“我是阿久津。请您耐心听我说，不要笑……”

不但因为听电话的人是鸟居，而且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刚刚把相关事实堆积在一起，只能是尽可能做到条理分明。鸟居连一句随声附和的话都不说，一直在静静地听。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阿久津拼命解释着自己的观点。当他说出“狐目男可能有两个”这个结论以后，只听鸟居说了一句“你等一下”，然后听到的是电话放在办公桌上的声音和翻动纸页的声音。

阿久津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脉搏相当乱。不是因为全速跑了两百米，而是因为自己也许拿到了照亮黑暗的强光手电筒，因此沉浸在莫名的兴奋之中。

“果然如此！”鸟居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僵硬。

阿久津马上问道：“什么呀？”

“根据当时的采访记录，大阪府警察本部直到最后都不想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

读者也许会感到意外。公开那个有名的狐目男的肖像画，是1985年1月10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肖像画一直被扣在大阪府警察本部，警察厅也许知道，但其他府县的警察本部直到最后才看到。”

“什么？滋贺县的警察们也没看到吗？这么说，当时，那位刑警可能不知道有狐目男这么个人吗？”

“恐怕是的。那位刑警只不过是觉得狐目男可疑才跟踪他的。也就是说，坐在长椅上的男人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这时候，阿久津脑子里掠过一道闪电。

指示信也有可能是两封！

3

前挡风玻璃上都是雾气。透过雾气，可以隐约看到橘黄色的街灯。

确实快到冬天了。车门车窗虽然都关得很严，穿着大衣围着围脖还是觉得冷。

晚上9点多了，阿久津坐在关了发动机的本田飞度里，打了一个哈欠。像现在这样没日没夜地采访，已经久违五年了。五年前，作为一名社会部记者，担任常驻一个警察署的记者组组长的时候，也是这么忙。尽管经历过，还是觉得太累了。三十六岁的人，说年轻还算年轻，说不年轻也不年轻了。身体吃不消还是小事，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损伤太大了。不只是采访警察，采访任何人都是一种人际关系交往。不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接受采访，不是把你轰出来，就是瞎应付你。

今天这次采访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

在送走一个又一个徒然的日子的过程中，阿久津逐渐回到了以前的自己。

狐目男可能有两个，指示信可能有两封——提出这种假说六天之后的这个周末，阿久津开始觉得这种假说有点突发奇想，脱离现实。

阿久津给鸟居打电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在《大日新闻》大津分社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开始采访取证。当然这是根据社会部事件报道组主任鸟居的指令做的。阿久津在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年轻女记者协助下，四处采访参与侦破银万事件有关的老人，其中主要是退休的刑警。早晨只能采访一个人，晚上可以采访三四个人，但是，已经采访了六天，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结果。

六天以来，阿久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什么？你脑子没毛病吧？”

每当听到退休的老刑警说这句话时，阿久津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荒唐无稽的事。

前方亮起一股强光，一辆小轿车开过来，前照灯照着阿久津就要采访的人家的房子。阿久津用手掌擦了一下挡风玻璃上的雾气，看见从小轿车上下来一个男人，拉开了停车位前面的伸缩门。是一个小个子男人。

看到那个小个子男人把车开进停车位以后，阿久津从车上下来了。被外面的风一吹，身上更冷了。阿久津不失时机地向正在关伸缩门的男人打招呼。

“请问，您是时田先生吗？”

男人吓了一跳，看着阿久津警惕地反问道：“是啊，你是谁？”男人的短发全白了，资料上说他生于1948年，年龄是相应的。

“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突然造访，非常抱歉。”

阿久津递上名片，说明自己是为了采访银万事件来找时田的。时田是参加过希望食品公司事件中围堵罪犯行动的刑警之一。

“哦，听说了，有一个记者在四处打听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什么狐目男有两个啦……”时田脸上浮现出鄙夷的笑。看来阿久津采访的事已经在退休刑警之间传开了，今天的采访估计也不会有收获。

“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又不是漫画！”

时田好像已经知道阿久津要问什么了，没等阿久津开始采访就把他堵了回去。这是今天晚上第三家以失败告终的采访。

“你不是文化部的记者吗？干吗要采访三十多年前的事件？”

听那口气，分明是看不起文化部的记者。但是，为了日后的采访，阿久津还是耐心地向时田解释了一下：为了搞年末特辑，自己是被临时调到社会部帮忙的。否则再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传言传出去就更不好办了。

“天冷了，当心别感冒了。”时田说完转身走向家门。

目送时田进了家门之后，阿久津回到了自己的车上。今天他不打算再去采访别人了。

打开笔记本电脑，查一下有没有新来的邮件吧。有五封新邮件，其中一封是英文的。

是伦敦的克林发来的。一看邮件标题“关于我的美好旅行”，就知道内容也是荒唐至极的。什么“我终于下决心去日本旅行了”，请阿久津帮他找可以看到“日本具有艺术感的色情女明星的地方”，还让阿久津给他当导游。“我的美好旅行能否成功，全靠日本武士阿久津了”。为了能让阿久津给他介绍色情女明星，还说“关于谢菲尔德的信息绝对不是假的，苏菲·莫里斯现在还跟那个中国人住在一起呢”。阿久津后悔自己答应给克林当导游了，不过，观察一下克林看了日本以后是怎样一种反应，也许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还有一封标题为“我是藤岛”的邮件，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打开一看，才知道是在谢菲尔德大学帮过他的日本留学生。那个日本留学生曾耐心地告诉阿久津，苏菲·莫里斯在什么地方。当时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看了这个邮件才知道他叫藤岛优作。他在邮件里说，回到日本以后，希望阿久津跟他谈谈日本报界的事情。

一下子从英国来了两个邮件，一直精神紧张的阿久津似乎得到了一丝喘息。不过，他没有心情立刻给他们回邮件，关上电脑装进了电脑包。发动车子以后，从空调口吹出的冷气吹在脸上，阿久津皱起了眉头。

松开手刹，正要挂前进挡的时候，上衣内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掏出来一看，是大津分社那个协助他的女记者打来的。

“我是岸谷玲子，百忙之中打扰您，实在对不起。”

听到岸谷玲子清晰悦耳的声音，阿久津说了声“你辛苦了”。阿久津年龄虽然比岸谷大很多，但提出要进行这种艰难采访的是他，所以跟玲子说话的时候尽量做到有礼貌。

“我现在在一个已经去世的刑警家里。”

还能进到家里去？阿久津吃了一惊。刑警或刑警的家人没有让记者进家的，况且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人，就更不可能让记者进家了。考虑到玲子刚当了两年记者，很可能是第一次有这么好的运气。不管怎么说，能进到家里就很了不起。

“他儿子拿出来一个记事本，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遗物吗？”

“是的。我想让您看一下。”

“现在去可以吗？”

“可以。您就在大津市内吧？在哪一带呀？”

阿久津把自己的位置告诉玲子之后，玲子马上说：“开车的话，也就是十五分钟。”玲子虽然是奈良人，但在大津当了两年记者的她，大津的地图已经装在她的心里了。阿久津问清了那位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的地址以后挂断电话，在导航仪上设定了位于琵琶湖南边的目的地。据说滋贺县一半人口都住在琵琶湖南边。导航仪显示的所需时间是十二分钟。

开车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由于最近这段时间只靠方便面和营养饮料补充能量，饥饿和困倦同时袭击着阿久津。为了不让去世刑警的家人等太久，他不能找地方吃点东西，必须赶紧过去。

十二分钟以后，阿久津到了去世刑警的家。二层的房子，一层是车库，可以停两辆车，现在停着一辆丰田皇冠，一辆日产玛驰。一看那辆日产玛驰的车牌号就知道，那是玲子开来的报社的公用车。这个小姑娘，连人家的停车场都借用了。

那是一所三角形屋檐的很长的房子，占地面积大约五十坪。房子的一层看上去没有房间，车库左侧是一扇白色的门，门后面是通向二层的楼梯。阿久津怕到处找车位耽误时间，就把车停在了车库前面。下车后来到门前，他看到门上挂着写有“中村”两个字的牌子，正是刚才玲子在电话里说的姓氏，就按了一下牌子下面的门铃。

家里的人答应了一声之后，楼梯上面的门开了，走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实在对不起。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啊，大老远特意到我家来，您辛苦了。您的车就放在那里吧，不碍事。请进！”

阿久津表示感谢之后，跟着中村上楼。中村四十岁上下，只穿一件跟寒冷的季节不太相称的T恤衫，粗壮的胳膊肌肉发达。阿久津再次表示感谢，掏出名片递给中村，中村说道：“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再好不过了。”说完爽朗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门厅里有五双鞋，有凉鞋，有球鞋，那双小巧玲珑的半高跟鞋应该是玲子的。伞架上还插着金属棒球棒和护身用具，看来中村的儿子是个棒球少年。

这所房子虽然说不上新，但十分清爽，是个叫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好住处。木地板擦得很干净。中村在前面带路，走进过道，拉开了右边的一个门。

“家里乱七八糟的，别介意。”

阿久津把大衣和围脖搭在胳膊上，肩上背着采访包，脱掉鞋子，也没穿拖鞋，穿着袜子跟在中村身后往里走。所幸住进大津的公寓以后买了几双新袜子，现在脚上穿的这双是今天第一次穿。

客厅和餐厅是一体的，没有隔断，足有三十叠，显得特别宽敞。天花板上有三组灯具，相当于客厅部位的是豪华的枝形吊灯。

“啊，辛苦您了。”身穿一套灰色西装套装的玲子站起来，向阿久津鞠了一个躬。客厅里摆着一套L字形的沙发，沙发前是玻璃茶几，茶几上堆着笔记本、记录纸、照片等，应该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留下来的资料。

玲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她很有礼貌地向阿久津鞠躬。

“这是我太太。”中村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道。

中村太太沉静温和，做过拉直的长发给人印象很深，年龄大概比阿久津还要小。

“大晚上的打扰您，真的很抱歉。”

“哪里哪里，不要客气。给您冲杯热咖啡吧。”

阿久津把大衣、围脖和采访包放在沙发旁边，坐在了沙发上。弹性适中的布面沙发，坐上去很舒服。

“这房子真好！”阿久津由衷地赞叹道。

中村搬了一把扶手椅过来，坐在阿久津对面：“这个客厅是前不久重新装修的。不过，有个淘气的儿子，很快就脏了。”中村愉快地说道。

“您儿子打棒球？”

“是啊，您看见棒球棒了吧？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比起学习来，我看棒球更适合他。”

“真棒！我什么运动都不会，特别羡慕运动细胞发达的人。”

这时，玲子插嘴道：“中村先生是个大社长呢。”

中村摆了摆手：“什么大社长，我那个小公司，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话是这么说，但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中村对自己的公司还是很满意的。

玲子又介绍说，中村经营的酒吧在滋贺县有两家，在京都市有三家，马上还要在大阪的梅田开一家。玲子还说她去过中村开的酒吧，店里的气氛特别好，酒杯特新颖。不管是真是假，中村听了肯定高兴。

阿久津在心里赞叹道：这才是会采访的记者哪！

玲子很聪明，夸奖别人总是恰到好处，只会让人觉得高兴，不会让人觉得讨嫌。皮肤虽然不能说白皙，但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健康。大眼睛，双眼皮，也有几分娇媚。

“让您二位久等了。”中村夫人端来三杯咖啡。雅致的杯碟，冒着热气的咖啡，飘散着叫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茶几上虽然有不少资料，但由于茶几很大，一点都不显得挤。所谓“富贵夫妻不吵架”，还是有道理的，阿久津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

“我去看看翔儿。”中村夫人跟丈夫打了个招呼，走出客厅看儿子去了。

安定下来之后，阿久津问玲子是哪个记事本引起了她的注意。

“就是这个。”玲子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磨破了角的记事本。记事本的封面上写着“昭和五十九年二月—六十年一月”几个字。

阿久津随意翻了几下，看到记事本里写的都是很难看懂的铅笔字，跟水岛的采访本似的。看起来不像是整理过的，而是当时记录下来的。不时会看到用铅笔画的关系图，暴力团方面的信息比较多。

“您父亲是暴对刑警？”

“是的。不过，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署的刑警。”

阿久津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认为中村的父亲应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根据警察署的大小，暴对刑警隶属刑事课或刑事第二课，工作内容是收集辖区内暴力团事务所的信息。

侦破银万事件，为什么连警察署的暴对刑警也出动了呢？

“引起了我注意的是这一页。”

当阿久津把记事本翻到中间空白的一页的时候，玲子指着那一页说道。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白，因为左上角日期栏里写着“11.14”几个数字，页面上还有铅笔写上去之后又擦掉的痕迹。阿久津对着灯光试图看出擦掉之后凹下去的线条是什么字，结果没看出来。

“不行，看不出来……”

“要不用铅笔涂一下试试？”中村提议道。

玲子早就在等中村这句话了，向前探着身子问道：“可以吗？”

中村马上站起来，从放电话的小桌上拿来一支六棱铅笔递给阿久津。

“我手笨，还是请阿久津先生来吧。”

阿久津看了玲子一眼，道声“谢谢”，然后像指挥家拿指挥棒那样接过铅笔，把铅笔横过来，轻轻地、慢慢地在记事本的空白页上来回涂抹。随着轻微沙沙沙的叫人心情舒畅的声音，空白页慢慢变成了浅黑色。

玲子小声嘟哝了一句：“还是看不清啊……”

“这里写的好像是‘京都’和‘人去屋空’……”阿久津沉吟着指了指空白页左侧中间部位和右下角。

中村脸上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

手持铅笔的阿久津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勉强解释道：“难道说，犯罪团伙在京都曾经有个窝点，您父亲他们扑了个空？”

坐在阿久津身旁的玲子歪着头没有发表意见，对面坐在扶手椅上的中村却小声说道：“原来如此……”

“中村先生，这天晚上的事，您已经不记得了吧？”阿久津问道。

“不记得了。我和弟弟还小，母亲比父亲死得还要早。父母谁都没跟我们提过。”

阿久津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中村的刑警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再问的话又不合适，就考虑起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进行采访的问题来。玲子还不甘心，拿着被阿久津用铅笔涂黑的记事本在灯光下反反复复地看着。

“中村先生，您知道当时哪位刑警跟您父亲关系比较好吗？”

中村好像察觉到阿久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双手抱着脑袋，默默地看着天花板。阿久津也不催他，耐心地等待着。

“这个嘛……我想起来一个。”

阿久津对自己刚才那个明知不行却勉强为之的提问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没白问。

“也是同一个警察署的暴对刑警吗？”

“不是。那位刑警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暴力团对策课的，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特别仰慕我父亲，现在也经常到我经营的酒吧里来。”

“您最近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天前吧。”

有戏！

阿久津和玲子对视了一下，然后一齐向中村深深鞠躬，要求见那位刑警一面。

4

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到空调的声音。

离晚上7点还有三分钟。阿久津坐在中村家客厅的沙发上，细长的手指旋转着手中的自动铅笔。他的身边是玲子，玲子身边是《大日新闻》大津分社一位男记者。那位男记者进报社已经八年了，是阿久津请来做速记员的。中村坐在餐厅的椅子上，他的手机一响，阿久津就坐到他的身边去——事前是这样约定的。

昨天傍晚，阿久津接到中村的电话，说是他父亲的刑警朋友可以接受采访。但是，由于还没退休，那位刑警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首先是不能问那位刑警的名字等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然后是不准录音，手机必须用中村的，手机屏幕显示的来电者名字要设定为假名字。虽然没有限制采访时间，但什么时候结束采访完全看那位刑警的心情，高兴挂断就挂断，挂断后不准再打过去。单从看不见对方这一点来看，就比在东京采访西田要困难得多。看不见对方点头或摇头，要想凭感觉捕捉到对方同意还是反对，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不准录音，阿久津叫来两个速记员。虽说打字比手写要快，但在提问和回答会在瞬间转换的电话采访过程中，绝对准确地记录也是做不到的。阿久津事前对两位速记员说，不用汉字用假名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把原话记录下来。

“时间快到了。”中村对三位记者说道。

等待手机铃响的独特的紧张感，使中村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得到提升。儿子经营酒吧，跟父亲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刑警父亲不规律的生活和母亲的早逝，也许对中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但是，中村这样竭尽全力帮助阿久津采访银万事件，应该说是对父亲的人生的一种怀念吧。

手机铃声响了。

阿久津迅速看了一眼手表，晚上7点1分。他向两位速记员使了个眼色，拿着笔记本和自动铅笔站了起来。中村用手指划了一下手机屏幕，接通了电话。

“喂……我是中村，那天谢谢您了！……哪里哪里……对对对，今天让您为难了……当然，我都跟记者说了，绝对接受您提出的条件。”

中村向阿久津点点头，阿久津立刻向餐厅那边走去。阿久津坐在椅子上以后，中村把手机的免提通话打开，放在了餐桌上。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者名字是“山田”。当然，这是个假名字。

阿久津看了看客厅里的两位速记员。并排坐在沙发上的两位速记员已经把手指放在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随时准备做记录。他们冲阿久津点了点头。

机会只有这一次，压力很大，但是并没有在东京见西田时那么紧张。也许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采访，又找到了以前担任常驻警察本部记者时的感觉吧。他把自己那支爱用的自动铅笔紧紧地握在了手里。

“您好！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这次采访让您感到为难了，实在对不起。”

“啊，你好！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

“那我就称呼您山田先生，可以吗？”

坐在旁边的中村表情松弛下来。

“我听说山田先生以前是刑警中村先生的部下，1984年的时候，您也和中村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吗？”

按照事前的约定，是不能问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的，但是，根据在东京采访西田时得到的经验，其实稍微脸皮厚一点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而且山田作为一名现役警官，刚一开始通话就能让人感觉到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问一两个对方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在对方心里植入歉意，采访就容易深入下去。

“这个嘛……我不能说。”

“不过，既然您是中村先生的部下，应该在一个部门工作过吧？”

“也……也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是暴对刑警，山田先生您呢？”

“我的工作不只是暴对……”

“不过，暴对是您的强项吧？”

“……是的。”

从山田说话的声音，可以明显听出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很沉稳的人。现在，阿久津觉得自己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1984年11月14日希望食品事件的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山田先生参加了这个事件的搜查行动吗？”

“这个……怎么回答你呢？表面上没有参加。”

“也就是说，滋贺县参加那次行动的八十三名警察中，没有山田先生您的名字？”

“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也跟您一样吗？”

“是的。”

“您说表面上没参加，那么背后呢？”

“这个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阿久津意识到只问抽象的问题不能取得进展，他的大脑飞快地转动了一两秒之后，认为只能靠假说来突破了。

“四年前电视上播放过一个关于银万事件的纪实节目，您看过吗？”

山田问阿久津是不是某某电视台播放的，阿久津回答说是。

“啊，看了。我还有那个纪实节目的DVD呢。”

山田说话的声音里含着笑意，阿久津也跟着笑了。

“有几个在滋贺县警察本部当过刑警的上了那个纪实节目，引起我注意的是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那一段。”

“大津服务区……”

“是的。在那里，一个刑警坐在长椅上，对着镜头说，狐目男就像他那样坐在长椅上，往长椅靠背后面贴什么东西来着。但是，后来指示信是在观光指南板后面找到的，而不是在椅背后面找到的。”

山田没有说话。

“还有，那时候大阪府警察本部还没有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也就是说，滋贺县的警察们事前可能并不知道有个狐目男！”

山田还是不说话。

“山田先生？”

“我听着呢。”

“我认为可能性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性是狐目男有两个，第二个可能性是指示信有两封。您看呢？”

说到这里，阿久津意识到自己有先入之见了。另外一封也可以不是指示信，里面写的是什么，阿久津并不知道。

山田又不说话了。电话接通以后，山田第一次沉默这么长时间。阿久津一边担心山田就这样挂断电话，一边耐心地等待着，用还没有露出笔芯的自动铅笔轻轻敲打着采访本。

“事件前一天，我和中村先生以及另外一名刑警，分别接到了命令。至于是接到了谁的命令，我不能告诉你。”

“您三位是一个部门的吗？”

“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都是暴对刑警吗？”

“……是的。”

“明白了。请您继续往下说。”

“命令说，如果犯罪团伙让运送现金的车往滋贺方面开，要保证做到及时出动。那时候我们确定了集合地点，也准备好了车辆。”

跟采访金田哲司的同学秋山宏昌时一样，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来。那是看到狐目男的照片之前的感觉，通向未知世界的门就要打开时的感觉。

“11月14日那天您是几点接到的行动命令？顺便说一下，运送现金的车到达大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8点57分，离开的时间是晚上9点3分，到达草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9点20分。”

“记不太清了。大概是9点半到10点之间接到的行动命令。”

“您三位接到命令后在集合地点上车的时间是几点？”

“应该是接到行动命令之后十分钟之内。”

“也就是说，您三位都在集合地点附近待命来着？”

“是的。”

“目的地是京都吧？”阿久津这样问是为了套出山田不肯说的话来。

山田很痛快地答道：“是的。”

“中村先生的记事本里记录着11月14日的行动，有‘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样。山田先生，您三位是去捣毁犯罪团伙的窝点吗？”

这是阿久津再次使用套话的手段。用好像已经了解内情的口气来诱导被采访者回答，并不是值得赞扬的手段。但是，阿久津手上的王牌只有这一张。山田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对此阿久津只能一边祈祷一边等待了。

“是中村先生最先接到的行动命令，中村先生立刻联系了我和另外一名刑警。当时我们三个不在一起，因为如果被别人看见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具体情况我是上车之后才听中村先生说的。”山田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

阿久津不失时机地问道：“什么具体情况？”

“中村先生说：‘我们接到了特殊命令，现在就去京都。在大津服务区，犯罪团伙中的一个人掉了一张字条。’”

“掉了一张字条？”

“是的。总之不是贴在观光指南板后面的指示信，而是另外一张字条。”

“掉在哪里了？”

“被认为是狐目男逃走的通向县道的台阶附近。不过，据中村先生说，掉了那张字条的很可能不是狐目男，而是另外一个罪犯。”

阿久津想起了那个昏暗的台阶。那张字条大概就是罪犯之一想贴在长椅的椅背后面的东西吧，结果被犯罪团伙中的另外一个罪犯掉在了台阶附近，也许是故意，也许是过失。

“大阪府警察本部不知道有过那样一张字条。至于那张字条是谁捡到的，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是跟我们一样接到了特殊命令的滋贺县的刑警吧。”

“不是出现在电视的纪实节目里的刑警吧？”

“不是的。那是搜查第一课的刑警。”

“接到了特殊命令的，都是暴对刑警吗？”

“……是的。”

“那张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据我所知，只写着京都的一个地址。字是用电脑打的，而且肯定是犯罪团伙掉的。”

“于是您三位就直奔京都，对吧？”

“对。”

阿久津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非常兴奋。从客厅传来的两位速记员敲击键盘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1984年11月14日，在滋贺县这个舞台上同时上演着三出大戏：一出是围绕着一亿日元现金，警方与“黑魔天狗”之间的攻防战；一出是高速公路下边追击小型客货两用车的追车剧；还有一出是山田他们的绝密行动，即奔袭京都，捣毁犯罪团伙窝点的奇袭剧。前两出均以罪犯逃离现场告终，那么，最后一出奇袭剧怎么样呢？

“为什么没跟大阪府警察本部联系呢？”

“这个我不能说。”

“字条上写着的地址，是京都的什么地方？”

“……南部。”

“您指的是京都府的南部，还是京都市的南部？”

“……这个我也不能说。”

“那么就请您告诉我结果吧。您三位赶到位于京都的那个窝点以后，抓到罪犯了吗？”

“没有。也许他们察觉到了吧。所以中村先生写下了‘人去屋空’这几个字。”

“那个窝点是在公寓里吗？”

“不是公寓，但我不能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是强行打开门进去的，房间里明显有急急忙忙逃跑的样子。”

“可以确定身份的物品一件都没有留下吗？”

“没收了一些餐具。但我们还要给京都府的警察留一点面子，早早就撤出了。”

“可以确定身份的物品呢？”同一个问题阿久津问了两遍，因为直觉告诉他，这里面一定还有文章，“在你们没收的东西上，没有检出指纹吗？”

采访到了关键时刻。山田他们赶到之前，到底谁在窝点里呢？

“山田先生，一定检出了指纹吧？”

“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您要是这么回答我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认为您承认检出了指纹！”阿久津加强了说话的语气。

山田沉默着，不再说话。电话那头是可怕的寂静，可以隐约听到山田的呼吸声。

“……你们在报道里不是写过我们放跑了罪犯吗？”山田终于说话了。

阿久津知道山田指的是追车剧，但山田突然这样一反问，阿久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对于山田责备记者的语气也感到困惑。

接下来又是沉默。山田心里到底是对媒体愤怒呢，还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实情呢？现在的状况就像在走钢丝，连一个词都不能说错。阿久津出汗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

“悔恨哪！”山田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餐桌上的手机发出短促的嘟嘟的声音。

眼前的大幕突然落下，阿久津的心情一下子失去了平静，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山田的最后一句台词在他的耳边回响。最后从山田嘴里挤出的“悔恨哪”这三个字，渗透了作为一名刑警没有抓到罪犯的懊恼之情。

仅此一次的采访结束了。

虽然感觉到了中村的视线，但阿久津并没有看中村，而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在想：这十分钟的采访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大津服务区出现的另一个罪犯是谁呢？为什么他的手上有一张字条呢？为什么字条上写的是位于京都的窝点的地址呢？

握手言和——大厨说过的这个词浮现在阿久津的脑海里。

那时候，犯罪团伙握手言和以后是不是又分裂了呢？那张字条是故意泄露给警方的？

阿久津合上了采访本，向中村表示感谢。

“别客气。真没想到我父亲还去抓过银万事件的罪犯呢。”

刚才在客厅里当速记员的两个记者也走到餐厅这边来了。在他们两个跟中村寒暄的过程中，阿久津终于意识到，自己最为关注的一点，清晰起来了。

滋贺县警察本部，为什么在事前接到了特殊命令的，都是暴对刑警呢？对自己人也保密的理由是什么呢？疑问点明确了，解决问题就不难了。阿久津看着合上的采访本，在心里一字一句地说道：

在没收的东西上，验出了他们认识的人的指纹！

5

挂在墙上的，是一幅海面上漂浮着几艘帆船的照片。

看着墙上的照片，曾根俊也忽然想到，还没带女儿诗织去看过大海呢，自己也好几年没去过海滩了。

“好几年没去海里游泳了。”俊也看着照片自语道。

身旁的堀田笑了：“那不是海，是琵琶湖。”

“啊？是吗？”俊也仔细一看，果然没有海平线，远处是参差不齐的楼群。俊也这时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来到了滋贺县。

这里是大津市内的一家咖啡馆。虽说现在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既宽敞又高雅的咖啡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俊也已经不能在咖啡馆悠闲地享受所谓“纯吃茶”的乐趣了。

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俊也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自己心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看不到未来的东西。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不想再去触碰那个事件。但是，当堀田给他来电话约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犹豫总是在挂断电话之后才来。是因为关心生岛秀树的孩子的下落呢，还是想证实父亲跟事件没有关系呢，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管是为什么，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俊也再次下定了决心。

站在柜台后面的店主人的装束是象征“纯吃茶”的西装背心和蝴蝶结。咖啡豆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音响恰到好处的音量播放着爱德华Ȥ埃尔加的乐曲，烘托着优雅的气氛。

俊也和堀田坐在咖啡馆靠里边的位子上。今天不是周末，加上是下午，咖啡馆里除了俊也和堀田，只有一个坐在柜台前面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背冲着入口，不时回头看看是否有人进来。俊也不太喜欢在下午这个心神不定的时间到咖啡馆喝咖啡。

四天前，生岛望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大岛美津子给堀田打电话说，她想起有一位叫天地幸子的女性，上中学时跟生岛望是好朋友，并且把天地幸子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堀田。堀田马上给天地幸子打电话，根据对方的要求，见面地点定在了这个咖啡馆。

来这个咖啡馆之前，俊也还不知道天地幸子这个名字。如果只是说说以前的事情，倒也没什么，不过，堀田说天地幸子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有点奇怪，也许知道生岛一家失踪的情况。俊也对家人撒了个谎离开家的时候，全身紧张得发僵。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次来滋贺，很可能是自掘坟墓。

俊也撸起袖口看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把袖口放回去的时候，从咖啡馆外面进来一位女性。那位女性身穿一件朴素的藏蓝色大衣，看到俊也和堀田之后，向他们略施一礼，俊也则低头还礼。女性又向店主人鞠了一个躬，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俊也和堀田面前。

“您就是天地女士吗？”堀田问道。

女性小声答道：“是的。”

堀田让幸子坐上座，幸子顺从地走到上座的位置，脱掉大衣，把大衣和手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静静地坐下来。

“给您添麻烦了……”堀田客气了几句之后做了自我介绍，简单地把俊也的事说了一下。幸子听堀田说完，看了俊也一眼：“基本情况大岛老师都告诉我了。”看来幸子已经知道俊也在家里发现了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事了。

幸子烫着大波浪齐肩短发，端庄秀丽。因为个子不高身材苗条，虽然应该跟生岛望年龄差不多，有四十五六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虽然说是在找孩子，实际上生岛望比俊也还要大十岁呢。

店主人把咖啡送过来之前，幸子一直在谈自己的事情。她现在是单身，跟母亲一起生活，妹妹已经结婚了，住在长野县。幸子在大津市内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专卖女士服装，每周休息两天。她的工资加上母亲的养老金，凑合着过日子。不过在俊也看来，幸子并不像那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

“您知道我们要找生岛一家的理由吧？”堀田问道。

幸子轻轻点了点头。从走进咖啡馆到现在，幸子连一次都没笑过，看来相当紧张。

“生岛望的事……我也有责任。”

听幸子突然这样说，俊也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堀田也吃了一惊。

“我跟生岛望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是一个班的，干什么都在一起。不但一起去学校，一起回家，晚上学钢琴、学珠算，上的也是同一家私塾。她家里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她也都知道，就连喜欢哪个男孩子都互相知道。”

“您见过她的父亲生岛秀树吗？”

“见过。我去她家玩的时候见过好几次呢。”

“您对她的父亲印象怎么样？有什么您就直说。”今天也是堀田负责提问。俊也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圆珠笔，开始做记录。

“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所以我去她家玩的时候，如果赶上她父亲在家，就感到特别失望。我们说话声音大了他都会骂我们。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幸子对生岛秀树的印象跟美津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生岛秀树是一个让人猜不透他要干什么的人。

“生岛一家突然失踪，您一定非常吃惊吧？”

听堀田这样问，幸子没有回答，默默地低下了头。她咬着嘴唇想了好一阵，才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道：“其实，生岛望跟我一直有联系。”

“什么？”俊也不由得说出声来。今天见到的这位天地幸子，是第一个知道“那以后”的人。生岛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意想不到的进展，使俊也心跳加快。

“您的意思是，1984年11月14日以后也一直有联系吗？”

“是的。每次都是生岛望给我打电话。”

“是吗？真叫我感到吃惊。我都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了。那就请您按照时间顺序说吧，这样说可能容易一些。”

“那我就按时间顺序说。我下面要说的，都是从生岛望那里听来的。先从11月14日早晨说起吧。”

说到这里，幸子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黑咖啡。

“那天早晨，生岛望和母亲千代子、弟弟聪一郎一起吃早饭，父亲生岛秀树不在家。父亲经常连个电话都不打就不回家，全家人谁也没在意。一家三口刚刚吃完早饭，家里来了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吗？”堀田确认似的问道。

幸子没看堀田，而是看着俊也答道：“其中一个姓曾根。”

“曾根……”俊也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一定是伯父！曾根达雄果然跟事件有关。因为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被人叫出家族的姓氏，俊也感到很狼狈，脑子都木了。

“还有一个姓山下。”幸子继续说道。

俊也在笔记本上把“山下”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千代子好像知道曾根和山下，所以让他们进了家。”

堀田和俊也点了点头，幸子继续往下说：“那两个男人对千代子说‘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具体情况在车上跟你们讲’，然后又说‘这个家暂时回不来了，常用的东西尽量都带上’。”

14日早上，运送现金的车当然还没有出发。看来犯罪团伙很早就开始动作了。

“整理东西的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曾根还对生岛望说，校服不用带了。一家人慌慌张张地上了山下开的一辆面包车。曾根在千代子耳边小声说了一会儿什么，由于车上的收音机声音太大，生岛望没听清楚，但她记得母亲听着听着就用双手抱住了头，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生岛望一家三口被曾根和山下带到奈良市一座独栋小楼，在那里暂住一时。那里是山下的情人的家。曾根和山下走的时候，曾根给了千代子一个很厚的信封。千代子对孩子们说很快就能回家，但生岛望不相信。

“生岛望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11月下旬的事。她对我说，现在住在奈良的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家里，她是偷着给我打的电话。她一直在哭。那以后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她对我说，如果她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她父亲就再也不能去接他们了，所以我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对我的父母都没说过。所以，晚上一有电话我就赶紧去接，因为生岛望一听是我父母的声音就会把电话挂断。”

山下的情人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生岛望很害怕。千代子不在的时候，生岛望还被山下的情人踢打过。一家人觉得在那里住不下去了。有一次，山下的情人正要偷千代子的信封里的钱的时候，被千代子发现，两人大吵了一架，彻底决裂了。

1985年新年刚过，山下开车把生岛望一家带到了兵库县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小城市离海很近，有妓院的旧址，现在是个工业城市，但已经没有什么活力。生岛望一家被安排在一个建筑公司的家属宿舍里。

孩子们不能去学校，生岛望还经常被周围一些坏男人调戏。曾根给的钱花光了，千代子只好坐公交车去城里繁华街的酒吧打工。生岛望害怕留在家属宿舍里，就去酒吧帮妈妈干活。聪一郎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没意思，就跟附近的男孩子们在一起疯玩。

“生岛望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哭着说想上学。她喜欢看电影，她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电影字幕翻译家。陷入那种状态之前，她说过她爸爸可能送她出国留学，可高兴了……”

正如班主任大岛老师所说，生岛望很想当一名翻译家。对留学充满了希望、拼命学习的少女，突然被强迫离开自己的家，不但再也不能上学，还要去酒吧打工。想到这里俊也感到心痛。但是，自己的心痛跟幸子是没法比的。幸子流着眼泪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生岛望的心情很不好。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就是不告诉我。我还以为她被坏男人强奸了，特别担心。在我的反复追问之下，她跟我说起了银万事件……”

话题转向了核心部分，俊也握紧了圆珠笔。

“生岛望说，罪犯使用的录音磁带，录的是她的声音。不过，我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办法确认那到底是不是生岛望的声音，所以我不相信。你们也知道，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生岛望说，是他们的父亲生岛秀树逼着她和她弟弟录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幸子开始看着俊也说话，目光里包含的感情很复杂。从被银万事件的犯罪团伙利用这一点来说，生岛望、聪一郎和俊也都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人生道路是完全不同的。生岛望和聪一郎四处漂泊，有家不能回，而俊也则穿着高级西装坐在幸子的对面喝咖啡。

俊也一直想知道另外两个孩子的录音是谁的，现在终于知道了，俊也在感到惊奇和兴奋之前，涌上心头的是强烈的罪恶感。同时，俊也希望知道那姐弟俩后来怎么样了，祈祷他们还健康地活着。

“生岛望突然不上学了，她和她的家人突然失踪了，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在接到生岛望的电话之前也非常担心。”

“生岛望一直给您来电话的事，您真的跟谁都没说过吗？”堀田问道。

“真的跟谁都没说过。连家里人都没说过。我认为说出来会给生岛望带来可怕的灾难，不过，憋在心里是非常痛苦的……”

生岛望的电话越来越少了，幸子也初中毕业了，在苦恼得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开始了高中生活。

“虽然我也意识到生岛望电话越来越少是有问题的，但接不到电话也不那么着急了。换句话说，对于那种严重的状态已经习惯了。”

“你们在电话里都谈些什么呢？”

“生岛望总是诉说她那绝望的心情，骂那些泡酒吧的男人，骂那个不来接她的父亲。使用的词汇也越来越不文雅。说老实话，接她的电话是一件痛苦的事。有时候我会想，这样下去她就完了。高中一年级放暑假之前，生岛望突然提出想见我。”

“见到了吗？”

“约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了。但是……”

幸子说话的口气抑郁低沉，使俊也感到不安。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85年7月下旬，我们约好在大阪的心斋桥见面。她开玩笑说，在道顿堀的银万广告牌前面见面吧。”

银万广告牌是大阪有名的观光景点。以前是霓虹灯，现在已经换上了LED（发光二极管）。伸展着双臂的跑步人，是大阪的象征之一。跑步人穿的背心中央，印着“银万”两个红色的大字。

“结果她没来，是吗？”

“是的。三天前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很高兴，但也没有表现出慌乱……我们约好中午见面，可是我等到晚上8点也没等到她。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也许她讨厌我了，心里很难过。转念一想，也许给我打电话的事情暴露了，她被人关起来了。我越想越担心，想给她打电话，可是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盼着她再来电话，每天焦躁不安。”

“后来生岛望来电话了吗？”

听了堀田这句问话，幸子哭了起来，哭得眼睛都红了。她从手包里拿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又吸了吸鼻子。俊也静静地呼出一口气，等着幸子往下说。

“后来的电话是那年10月。不过不是生岛望打来的，是她的母亲千代子打来的。”

幸子又擦了擦眼睛，调整了一下呼吸，用痛苦的口气说道：“阿姨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但那沙哑的声音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幸子紧紧地闭上眼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阿姨说，小望……死了……”说完又压低声音哭了起来。

俊也感到痛苦不堪，拿起桌上的冰水，润了润发苦的嗓子。虽然大脑一隅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可听了幸子的话还是觉得接受不了。幸子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下去。

千代子说，在生岛望与幸子约好见面的日子两天前，也就是她们通话之后第二天，生岛望就死了。幸子很生气，问她为什么过了三个月才打电话过来，并认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相信生岛望已经死了。

“千代子阿姨说，小望是被人杀死的。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为什么生岛望非要过这种逃亡的生活呢？她的父亲生岛秀树到哪里去了呢？我根本不知道，而且我已经决定，生岛望不对我说，我绝对不问。不过，那时候我第一次相信了以前生岛望说过的银万事件的事，相信了罪犯使用的录音是生岛望录的。”

千代子在电话里跟幸子说了生岛望死去当天的情况。

那天中午，生岛望从家属宿舍给正在酒吧打工的千代子打电话，说有一个男人在追她。千代子一听吓坏了。生岛望问妈妈可不可以报警。

“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生岛望也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也要先问问母亲。生岛望就是这样一个好孩子。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千代子阿姨的那个电话，想起生岛望我心里就难过……”幸子用已经被泪水打湿的手绢擦了好几下眼睛，用谴责自己的口气往下说。

千代子让女儿赶快报警，问了问女儿在哪里之后就赶了过去。

可是，女儿已经不见踪影。这时，她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直觉告诉她女儿出事了，就拼命向救护车鸣笛的方向跑去。可是，救护车已经跑远了，急得她在附近四处徘徊。突然，她发现一座公寓楼的停车场里有很多人，跑过去一看，地上有一大摊血，还有警察在那里，正在用镊子夹什么东西。她脑子一片混乱，转身离开了那里。但一把眼前的光景跟女儿联系在一起，她就拼命捶打自己的脑袋。

“千代子阿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到处乱转。在附近的公园里，她看到一个小男孩捂着肚子倒在地上，立刻发现那是自己的儿子聪一郎。她慌忙跑过去把聪一郎扶起来，聪一郎看着母亲的脸哭叫着：‘姐姐死了！’……”

俊也听不下去了，真想把耳朵捂上。现在的俊也不想知道什么真相了，只想赶紧逃走。他自己也有女儿，失去女儿的痛苦他比谁都能理解，他真的受不了。堀田也不说话了。

“聪一郎看见姐姐倒下了，拼命跑过去。那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一个男人，抓起聪一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里。那个男人打了他好几个耳光，还踹了他肚子一脚，并威胁说，老老实实地在这里过日子，不然连你妈也活不成！然后把他从车上扔了下来。”

俊也想象着一个低年级小学生被殴打的情景，想象着聪一郎恐惧的样子，心乱如麻。生岛望的死他很难接受，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记录，把圆珠笔放在了笔记本上。

“我对千代子阿姨说，要到她那边去看一看。阿姨说，不行，不要来找我们，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你就忍耐一下吧。阿姨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那以后，阿姨再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

坐在下座的两个大男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堀田也被幸子谈到的事件幕后的事情震撼了。“黑魔天狗”不但向企业伸出了魔掌，也向孩子们张开了血盆大口，亮出了巨齿獠牙，录音磁带是如此，混入了氰化钠的糖果也是如此。

“我好几次想去报警，最后都犹豫了。我担心因为我报了警，千代子阿姨和聪一郎会遭到杀害。我也害怕别人知道我隐瞒了这件事。我是一个卑怯的人，一个软弱的人。”

幸子把湿得已经不能用的手绢放在桌子上，用两手擦着眼泪继续说道：“要是第一次接到生岛望的电话就告诉我父母的话，我父母一定会去报警。那样的话，警察也许能帮到她，也许就能把她救出来。是我把她害了。我……我错了……”

幸子说不下去了，一个劲儿地哭。三十年了，跟谁都不敢说，一直在痛苦中生活。事件在当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少女心里，投下了多大的阴影啊！

在大岛美津子家里看过的一张照片浮现在俊也的脑海里。夏日的庙会上，背景是挂满了灯笼的古城楼。照片上有美津子、生岛秀树、千代子、身穿浅红色浴衣的生岛望和身穿蓝色甚平服[甚平服是一种和服便服。现代通常为男性或儿童在夏天穿着的居家服。]的聪一郎。大概是在庙会上偶遇吧。跟故意看着别处淘气的聪一郎相对照，留着短发的生岛望则看着镜头微笑，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大眼睛、高鼻梁，典型的美少女。俊也眼前浮现出那个美少女被罪犯杀害时由于恐惧而扭曲的脸，胸口被压抑得喘不上来气。

魔鬼！

俊也在心里怒骂罪犯。想到自己的伯父跟那些魔鬼是一伙的，俊也气愤得浑身发抖。与此同时，在水族馆玩耍的女儿诗织的笑脸浮现在眼前，他不由得攥紧了双拳。

愤怒背后的恐惧，使俊也心烦意乱。

6

俊也吃完一碗碎豆腐乌冬面，又喝了一杯冰水。俊也旁边的堀田还在吃他自己那碗牛肉乌冬面。车站里只有站位的面馆，平日里穿着西装站在里边吃面的男士很显眼。

“走吧。”

不知什么时候，堀田也吃完了。他放下筷子，向面馆的老板娘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出了面馆。俊也跟在堀田身后出了车站，本来以为要换乘地铁的，没想到堀田却向出租车站走去：“累了，坐出租车吧。”

虽说刚吃过饭，但那是站着吃的，确实想坐一会儿。这个周末堀田就要去欧洲出差了。看了经过河村鉴定的西装以后，堀田特别满意，笑着说：“真想立刻就穿上这身西装到伦敦的大街上去走一圈。”

看到那笑脸，俊也感到些许安慰，但是，跟着堀田调查银万事件，也许应该到此为止了。他真的不想再继续调查下去了。

出租车向南行驶的时候，俊也在车里回想着上午调查的经过。

在滋贺县见过天地幸子之后的第四天，堀田在出差之前挤出来一天时间，约俊也一起去生岛望和她的母亲弟弟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兵库县。这天正好是俊也的裁缝铺关门休息的日子，他就跟着堀田过来了。但是，调查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收获也没有。

建筑公司的家属宿舍已经变成一片废墟，而且也不能确定生岛望和她的母亲弟弟就在这里住过。周边还零零散散地有几家个人经营的小商店，但到处是所有者不明的空地，街上几乎没有人影。好不容易才看到一家大众餐馆，招牌上的字就像是涂鸦。还看到一个投币式洗衣房，但没有人在里面洗衣服。整个街道弥漫着时间已经停止的空气。

从那里坐公交车去繁华街，开始一家酒吧挨着一家酒吧地打听。在酒吧打工用的肯定是所谓艺名，于是就打听三十年前有没有年轻的母女在这里打过工。结果在第一家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种情况多了去了。他们打听了半天也没打听出千代子母女打过工的酒吧是哪一家。

在四处打听的过程中，堀田给生岛望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大岛美津子打电话，向她报告了见到天地幸子的情况。美津子在电话里对堀田说：“我也许能找到生岛千代子娘家的地址。”快到中午的时候，美津子在电话中说，千代子的娘家在京都。于是，堀田和俊也急忙赶回京都，去找千代子的娘家。

看着出租车外面的景象，身心疲倦的俊也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坐在另一侧的堀田自言自语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俊也知道堀田指的是生岛一家突然失踪的事情。引起俊也注意的是，生岛秀树下落不明，千代子听了伯父达雄的话以后双手抱住了头。伯父达雄对千代子说了些什么呢？

“生岛秀树跑到哪里去了呢？”俊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生岛秀树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达雄和他的同伴一定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千代子。”

“不可理解。为什么一定要逃走呢？犯罪团伙内部分裂了吗？”

“恐怕是分裂了。一直在国外的达雄不会认识那么多可疑的人，关键人物是生岛秀树。大厨说犯罪团伙在‘紫乃’聚会是1984年秋天的事，那以后，也许生岛秀树跟犯罪团伙里某个人产生了矛盾。”

那么，追杀生岛望的，也是犯罪团伙里的人吗？俊也想问问堀田是什么看法，但看了看堀田那疲倦的神色，就没有说出来。

“到了。”司机刚按下双闪灯，堀田就把两千日元递了过去。今天又让堀田付了出租车钱。俊也苦笑了一下，说了声“又让您破费了”，然后下了出租车。

这里是京都市南部。首先让俊也感到吃惊的是此处离“曾根西装定制”不远，开车的话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距离。

罪犯威胁过聪一郎之后，千代子隐匿的意义就不大了，再加上女儿被害带给她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回娘家找依靠的可能性很大。

聪一郎也许跟俊也同在京都市。

两个同在京都市的人，命运却截然不同，可以说是一明一暗。俊也这边是“明”，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长大成人，还开着一家西装定制店。聪一郎那边是“暗”，被迫离开自己的家，父亲不知去向，姐姐被人杀害。屈指算来，聪一郎目睹姐姐被人杀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八岁或九岁的小孩。如果是伯父达雄伙同生岛秀树参与银万事件，或者是自己的父亲光雄以某种形式参与了银万事件的话，自己应该向聪一郎道歉。虽然自己能为他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至少应该道歉。

虽说这里也属于京都市内，但俊也并没有到这边来过。他的西装定制店跟住房是一体的，活动范围本来就很窄，出门的话也就是去作坊或银行，再就是跟一些年轻的个体经营者一起聚会什么的。堀田把地址告诉俊也之后，俊也掏出智能手机，启动了导航仪。

街道很整齐，道路也比较新，但是，他们跟着导航仪往前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密集的住宅区。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狭窄道路两旁，是古旧的公寓或木造的平房。与其说是道路，还不如说是胡同。尽管路很窄，路旁还是有盖着塑料布的摩托车、脏兮兮的塑料棒球棒。

跟上午去过的街道一样，这边也有很多空地。不知道经过允许没有，绿色的围栏里晾着很多洗涤物，五颜六色的洗涤物在风中招展。

在一座生锈的白铁皮屋顶的公寓旁边，有一座木造二层小楼，那就是生岛（旧姓井上）千代子的娘家。煤气罐暴露在房子外边，煤气罐旁边放着一辆自行车。房子侧面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三棵花，由于已经枯萎了，看不出是什么花。

镶着玻璃的推拉门右上角，挂着一个写有“井上”两个字的小木牌。堀田走上前去，摁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里边才有人懒懒地答应了一声。

“打扰您了，我们想打听一下井上千代子的情况。”

里边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穿着拖鞋的胖女人把门拉开，看着堀田和俊也皱起了眉头。堀田再次说明来意，胖女人回答说：“她早就离开这个家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然后，胖女人又说，千代子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自己是井上家的亲戚。胖女人是千代子叔叔的孩子，也就是说，是千代子的堂妹。

“你们找千代子干什么？”千代子的堂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堀田他们。

“千代子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家的？”

“这事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其实我们是想找千代子的丈夫生岛秀树。我们不会给您找麻烦的，您要是知道什么情况，请告诉我们。”

堀田又说：“生岛秀树当刑警的时候关照过我。”这样说可以使自己找千代子的理由显得更为合理。大概是由于堀田和俊也看上去都很绅士吧，胖女人警觉性不那么高了，手扶着推拉门跟堀田他们聊了起来。

“我记得是阪神老虎队刚获得冠军的时候，千代子突然带着聪一郎回娘家来了。”

阪神老虎队获得冠军，应该是1985年秋天的事。

“千代子的样子可狼狈了。她父母问她：‘怎么小望没来呀？’千代子就说了一句话：‘死了。’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她也不说是怎么死的，也不说是在哪里举办的葬礼，只拿来一个骨灰盒。她父母大发雷霆。肯定生气嘛，您说是不是？我听说的时候，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呀！”

千代子的父亲以前经营过一个小电器商店，千代子来的时候已经关掉了，老两口靠养老金过日子。本来老两口就反对千代子嫁给生岛秀树，看到女儿回来了，不但不高兴，反而怒气冲冲地对女儿说：“把聪一郎留下，你滚蛋！”也不知道千代子打算怎么养活自己和儿子，总之老两口一直没有原谅她。

千代子在娘家住了大约一个月，就搬到离这里不远的一座木造公寓楼里去了。这位堂妹不知道具体地址，只知道大概位置。俊也用手机把谷歌地图打开让堂妹看，堂妹说太小了看不清楚，就回到里边拿来一张很旧的京都市地图。

“听说就在这一带。”堂妹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说道。

由于那张地图不是住宅地图，无法确定具体位置，但离这里也就是一点五公里，只能靠在那附近转着打听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跟千代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堂妹想要划清界限似的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又说“我得去打工”，就把门关上了。

尽管堂妹不那么热情，但堀田他们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千代子和聪一郎在京都生活过，说不定现在还在京都生活。也就是说，犯罪团伙录制他们的指令利用过的两个男孩子，都在京都生活着或生活过。

在走向堂妹说的位置的路上，堀田在一个家庭用品商店前面站住了。

“我记得以前这里是一家建筑公司。”

路边的这个家庭用品商店不太大，停车场只能停大约三十辆车。商店的入口处有各种型号的木板，离入口稍远处是园艺卖场，摆着一品红等鲜艳夺目的花卉。

“俊也，我想先去这个家庭用品商店里调查一下，你先去打听千代子住过的公寓吧。”堀田说完径直走进了商店。

俊也一个人继续往前走。千代子三十年前住进了那座公寓，现在还住在那里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事已至此，只能去打听一下。

走到距离千代子的娘家一点五公里处，俊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手头掌握的信息过于模糊，根本看不到木造公寓楼。虽然也有停车场、福利机构、便利店等，但流淌在这一带的空气是陈旧的。

找不到木造公寓楼，俊也就走进一个小酒铺打听。店主人一听，马上就不耐烦地摆着手说：“不知道不知道，到别处打听去！”俊也心里很不舒服。

走出小酒铺，俊也很有感慨：自己绝对不是当记者的料。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会怎样做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想到了从未见过的阿久津英士，立刻心惊肉跳。

接下来又摁了几所比较旧的房子的门铃，没有人耐心听他说话。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一个独身老太太把他让进了自家的门厅。老太太驼背很厉害，但头脑很清楚。不过，问她附近以前有没有过木造公寓楼，她只知道“有过很多”，不知道别的。俊也再次受挫。

俊也跟老太太聊了五分钟左右，打算跟老太太告别的时候，忽然看到门厅里挂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购物袋，大概是用来装垃圾的。购物袋上印着堀田去的那个家庭用品商店的名字，就随口问道：“您经常去这个家庭用品商店买东西吗？”

“啊，对不起，太脏了。那个家庭用品商店哪，我儿子倒是常去，因为他的爱好是做木匠活。那里没有我想买的东西，离我家又远，我不去。”

“听说那个家庭用品商店原来是一家建筑公司？”俊也这样说并没有什么目的，也就是随便问问，因为刚才堀田就是这样说的。

“啊，好像是一个什么公司来着。着火，烧了。”

“发生了火灾？”

“嗯，有人故意放的火，烧死了好几个人呢，真可怜。”

原来是一起放火事件。堀田想进去调查一下，大概是因为知道那里发生过事件吧。

“放火事件是哪年发生的？”

“很久以前的事了，怎么也得有二十多年了。”

俊也谢过老太太走到外边来，马上给堀田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几次都没打通。反正在这里等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俊也就想过去找堀田，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振动起来。

“啊，俊也，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听别人说话来着。”

“打扰您了。我在这边打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想跟您说说。”

“打听到生岛千代子的下落了？”

“很遗憾，不是关于千代子的下落。您去的那个家庭用品商店，二十多年前发生过一起放火事件！”

俊也很兴奋，可是堀田很平静地说：“哦，我也在调查那个放火事件呢。”堀田果然知道那里发生过事件，俊也的兴奋劲一下子减弱了许多。

“以前我跟你说过吧，我父亲当过刑警，我利用以前的关系打电话一问，得知这里以前是暴力团青木组的地盘，我刚才说的建筑公司，实际上是暴力团的下属企业。”

一听暴力团这个词，俊也立刻感到有现实味了。

“放火事件发生于1991年。两三个暴力团成员被烧死。引起我兴趣的是，据说当时放火的暴力团成员带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逃走了。”

“少年？”

“还有，据说有个叫井上千代子的女职员在这个建筑公司里工作过。”

俊也为了在混乱中梳理出头绪，就想请堀田从头说起，于是问道：“青木和生岛秀树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不知道。不过，千代子很可能认识青木。暴对刑警生岛秀树与暴力团青木组的组长青木，滋贺县与京都市，相互交换过信息也不奇怪。”

“青木参与了银万事件吗？如果说生岛望死后千代子就来青木这里上班了，至少不能说追杀生岛望的那些家伙跟青木有关系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也可能是相反。”

“相反？”

“很有可能是青木在‘黑魔天狗’的内讧中杀了生岛秀树，然后把千代子弄到自己的公司当职员，圈养起来。”

堀田所说“杀了生岛秀树”让俊也感到吃惊。千代子在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恶魔手下当员工，俊也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跟放火犯一起逃走的那个少年，有可能是聪一郎吗？”

“年龄是一致的。对于青木来说，只要让聪一郎加入暴力团青木组，就可以封住千代子的口了。”

俊也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假说一时还消化不了，认真地思考起来。

杀人是无法挽回的犯罪行为。谁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警方就会开始调查。尸体处理不好很容易暴露。千代子不想让儿子背负父亲是银万事件的罪犯这个十字架，青木就利用千代子这种心理，给她一个工作，让她生活有保障，就不用再脏了自己的手。总之，就是把这母子俩逼入进退维谷的地步。

用生活和儿子压迫千代子，这是暴力团常用的手段，理论上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如果青木是杀害千代子的丈夫和女儿的凶手，千代子能忍受一直被青木控制的状态吗？

想到这里，俊也开始推测聪一郎的心境。就算千代子为了儿子能忍受，儿子能忍受吗？跟放火犯一起逃走的，说不定真是聪一郎。

被烧毁的公司现在已经改建为家庭用品商店，就像什么事件都没发生过。俊也想起了刚才在园艺卖场看到的鲜花。迎接圣诞节用的艳丽的一品红，跟俊也记忆中火焰般的红莲重叠在一起。

在心情压抑的状态下迎来青春期的聪一郎，每天都是怎样生活的呢？建筑公司被烧毁了，对母子俩的生活肯定有影响。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什么都没有了，也许有机会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寻找聪一郎，恐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吧？聪一郎恐怕也像我俊也一样，不希望别人再打搅自己吧？俊也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阿久津英士。

“堀田先生！”俊也对着手机叫道。

堀田从俊也的声音里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知所措地答应了一声：“怎么了？”

俊也想起了从河村那里听到的关于父亲光雄的事，想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不想再追究录音磁带和那个黑皮笔记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虽然知道这样做对堀田是很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了。

“堀田先生，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不想再追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