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报道“足利事件”，我必须再见一些人——松田真实的家人。

我看过案发当年的新闻报道，小真实的父母并未接受媒体采访，但媒体拍到了他们在葬礼上悲伤的身影。

他们如今应该在某个地方安静度日。一想到要把他们再次卷入旋涡，我就不由得产生抗拒。可是，要准确报道这件事，必然会出现被害人的姓名与照片，我必须得到家属的理解。

倾听最微弱的声音，这是我采访的第一要则。而在这起案件中，能够代替被害的四岁小真实发声的，只有她的父母。

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松田一家，找到他们的一个熟人后，便拜托他替我转交信件。

一个凉意渐浓的秋夜，我的手机响了，对方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小真实的母亲，松田瞳女士。

慌乱中，我想要感谢她的来电，电话那头的松田女士却说：“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这让我们很困扰。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就在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时，对方又开口问道：“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是啊，为何非得从记忆深处将惨痛的往事再挖出来呢？我能理解这种痛苦。可我也知道，若就这样结束通话，便意味着报道到此为止。我只能继续说下去，希望她感受到我的诚意。

被害人与记者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我能做的，只是一点一点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通话时间在一点点延长。松田女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那仿佛就是小真实的声音。她不再那么抵触，开始听得进我说的话。或许她也想对我说些什么。我心中抱着一丝希望，努力组织着语言。我感觉她好像要向我传达什么——然而就在此时，电话断了。

没有任何征兆，我十分愕然，仿佛被一根拉紧后突然断掉的橡皮筋猛弹到脸上。

发生了什么？

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还是提了不该提的事？我慌乱地回忆着。也许作为被害人家属，无论我问什么，她都会十分难受。我茫然地握着手机，感觉自己身处一个蜡烛燃尽的山洞，无边的压迫感向我袭来。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我依然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中，无数次拿起手机，看着通话记录中那个未知来电提示[日本手机有隐藏号码的功能，设置后，给别人打电话时不会显示号码，而会显示“非通知设定”的未知来电提示。]，很是不甘，仿佛手机就是那个四周被胶带缠死的铁皮盒子。

夜幕降临，未知来电的提示又出现了。我默默数着铃声，数到第五下时，按下了接通键。

手机里传出来微弱的声音。“昨天真是抱歉，手机没电了……”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我一直在等您。”

那天之后，松田女士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们终于约定在郊外的一家餐厅见面。

餐厅里播放着流行音乐，时不时传来碗盘刀叉相碰的声音，几个家庭在这里度过稀松平常的一天。一个角落里，松田女士第一次与记者面对面。

我把名片递了过去，松田女士低语道：“如今我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凶手不是早都抓到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采访呢？”

我把在电话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狱中的菅家说，这是一起冤案……”

虽然是事实，一旦说出口却变得很残忍——这大概是被害人家属听到的最糟糕的消息。

“现在才说这种话……我相信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他现在在申请再审。您去旁听过庭审吗？”

“现场有媒体，所以没去。新闻应该报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松田一家遭遇过严重的报道伤害。媒体在他们痛失爱女的绝望时期包围了他们家，日夜不停地拍摄，连守灵夜与葬礼都进行了直播。

“事情发生后，我们家一直窗帘紧闭。外头都是媒体，晾在阳台的衣物挂了两个月都没能取进来。身边的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让我看电视和报纸。”

那些日子，她的耳边总是回响着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面对媒体与社会的中伤，我背过身，不听，不说，换了住所，也换了工作。现在，我不再相信任何电视、报纸、杂志。这十七年间，我一直沉默……”

警方没有告知松田女士详细的犯罪过程。为了旁听第一次公审，他们夫妻俩去了法院，可刑警拦住他们，说：“里面媒体很多，你们最好不要进入法庭。”两人只好回去了。关于菅家的供述内容与判决，松田女士还是从我这里得知的。

“那个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经承认了罪行？”

“没错，他当初是招供了。”

“是他把小真实带走的吧？刑警告诉我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骑着自行车把小真实带走的。”

松田女士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自行车？不是走路吗？”

“不是，他说是让小真实坐在后座上，审判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后座？”

“嗯，就是自行车后面的那个座架。”

“不可能啊！小真实还不会坐自行车的后座呢。”

“是吗？”

“她不会坐啊。她只能坐自行车上的儿童椅。”

小真实很喜欢自行车，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骑车接送她上保育园，当时小真实还没学会坐后座，自行车上放置了儿童椅。

这是只有母亲才知道的事实。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彼此对事实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点、侦查工作的可疑之处都清晰起来。我甚至向她说了自己对DNA型鉴定以及没有目击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点颇多。

这时，我问出了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小真实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发自内心地想了解这个无缘一见的孩子。问的时候，我下意识捂住夹克的口袋，里面放着女孩们的照片。

松田女士叹了口气，说：“她很喜欢猫咪之类的小动物，家里养了两三只。有一只黑白相间，像熊猫，她睡觉时要双手抱着它……”

案发当天，小真实就是在弹珠游戏厅的停车场找一只褐色小肥猫。

“或许你会说，父母眼里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四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加减法了。”说到这儿，松田女士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忍不住想象，脸蛋圆圆的小真实认真地掰着指头数数的样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继续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她？这是命吗？那时的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我一直在想，对一个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实是那么无辜……”她的脸上浮现出无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厅门口目送松田女士离去。是我让她回忆起了这些事；是我在一个坐满了就餐家庭的餐厅里，请求她正视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须报道出来。

被害人家属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吗？只要告诉他们，你们一直以为是凶手的人实际上是无辜的，就可以了吗？告诉他们搞错了，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因此，必须抓住真凶，只做冤案报道就是半途而废。

我冲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两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风呼啸的午后，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坝上。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她不愿回想的地方，现在，她来了，右手紧握一捧粉白相间的花束。

她身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在案发两年后相继出生。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个姐姐，却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么死的。松田女士选择告诉孩子们真相。

她的决定令我心口一紧——这一切都源自我的采访，源自我执意要追寻的真相。

在松田女士看来，接受媒体的采访毫无意义。话筒齐刷刷地伸到面前，好多相机不停地拍。“请您说一下现在的心情。”“您对凶手怎么看？”“你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弹珠游戏厅？”……在这样的声音中，他们把家搬了又搬。可无论怎么搬，总有记者找上门来；对凶手进行逮捕、起诉、判决时，家里的电话与门铃总会响起。松田女士不愿原谅媒体，不想跟媒体再有瓜葛。

可如今，手塚扛着摄像机站在松田女士面前，摄像机上的红色显示灯亮起，机器安静地运转起来。

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人原来是很坚强的。

“我以前，来过一次这个地方……”松田女士静静地说。那是小真实被人们发现之后。“当时媒体在这里蹲守，警车过来时，他们就紧贴着警车。”

今天，我们要步行前往河边。

松田女士牵着两个孩子走下堤坝，沿着棒球场朝沙洲走去。望着这三人的背影，我忍不住想，松田女士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将他们三人带到那根木桩前。我毫无顾忌地称作“现场”的地方，对松田女士而言，却是女儿的丧命之地。

松田女士蹲了下来。

摄像机没有进行正面拍摄，而是在稍远的位置捕捉她的身影。手塚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滨口将混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

冷风萧瑟，枯萎的芦苇和芒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掉下眼泪的并不是母亲，而是从未见过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

麦克风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清晰地收录了他们的对话。

“来，向姐姐打个招呼，告诉她你是弟弟。”

弟弟的眼泪滴入脚下的沙土中。

松田女士继续说：“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妹妹抽泣着说：“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她若活着，今年也二十二了……”

松田女士将手腕上的银色手镯摘下，轻轻地放在祭奠的花束上。“就当给她过个成人礼吧……”

双手合十的松田女士双肩轻轻颤动着。她的啜泣声在流水声中依然清晰可闻。

滨口戴着耳机，眼眶泛红。

妹妹喃喃说道：“姐姐虽然只活了四年，可这四年里，她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定很快乐。所以，妈妈你不要责怪自己。我很高兴有过小真实这个姐姐……”

我仰头望天。冷冽的风中，阴云密布的冬日天空在我眼里渐渐模糊。

这样做真的对吗？

我打破了他们十七年的岁月静好，妹妹和弟弟一夜之间知道了一起他们本可以不用知道的案件，主角是他们的姐姐。

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但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我要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节目正式定名为《ACTION：撼动日本》，在二〇〇八年一月播出，衫本部长担任总制片人。

当天，临近黄金时段，名为《“连环杀童案”的真相》的特别报道播出。

报道的目的是提出连环案的可能性。

我们整理出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例如诱拐地点大多是弹珠游戏厅，小真实与万弥的抛尸地点隔河相望等。得到五个家庭的许可后，我们在报道中使用了五个被害人的名字与照片。

这次报道还传达出了被害人家属——渡良濑川沙洲上的母子三人——的声音。

而关于冤案，报道有两个疑点。

首先是菅家含糊不清的口供。我们尽可能在节目规定时长内放入所有疑团，例如没有目击者、没有“秘密的暴露”、没找到购物小票等。

我曾在现场让松田女士看了菅家的那辆自行车，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低头看着自行车的后座说：“小真实坐在这上面吗？我们每次送她去保育园时，都让她坐儿童椅，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会坐在后座上。”

第二个疑点是DNA型鉴定。要让观众理解这个鉴定很难，在对佐藤博史律师的采访中，他强调早期DNA型鉴定的精确度很低。最关键的是要将菅家希望再做一次鉴定的信息发布出去。

这次报道时长四十多分钟，由导演田中尚执导，他的老搭档杉浦润子负责剪辑。报道开头是五个案发地点的航拍。不久前我从东京起飞，在直升机上完成了这次航拍。

当时，直升机在东京湾上空绕行了一大圈后，离开了市中心的上空，前往埼玉县，短短二十五分钟就到达足利市上空。

手塚用遥控器操控着摄像机，画面中出现渡良濑川的河岸。我对照足利与太田的拼接地图，确认下方的位置，手中还拿着一份飞行计划。

我从文件夹中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衫本纯子，那是要在空中播报的内容。由于机内噪音巨大，我们都头戴耳机，我只能边说边比画，让她把上面的内容念出来。衫本纯子用洪亮的声音对着收音话筒读出了这段话：“北关东的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数名小女孩在这里失踪，甚至被杀害。”

飞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北关东地区。从上空俯视这片土地，它既辽阔又渺小。

日本电视台S1摄影棚内搭起巨大的节目背景，观众席上坐满了五十位报道局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在其中。无数照明灯投向舞台，报道开始播放。

“如果服刑人菅家是清白的，就意味着这五起案件全部没有侦破。”

这句话使用了新闻报道中罕见的“如果”句式，在摄影棚中回响。

报道播出“服刑人菅家希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消息时已经接近尾声，紧接着画外音响起：“我们将彻查这五起杀童案。如果是同一人连环作案，凶手很有可能仍逍遥法外。”

结束后，我拿起话筒做了一番简短的解说，以明确我在此次报道中的责任。

《ACTION：撼动日本》就这样开始了看似鲁莽的冤案报道。日本电视台在网站主页上新设了节目的专属版块，我与衫本纯子则开了追踪连环案的博客。

节目播出后，我意外收到了菅家的来信。监狱的多人间里有电视，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收看节目。

菅家也看到了站在渡良濑川岸边哭泣的松田母子三人，他在信中写道：

他在信中再次请求重做DNA型鉴定。

第二期报道在午后节目《新闻特辑》中播出，时长十七分钟。这个时间段应该会有不少家庭主妇收看。

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的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件！”有的评论道：“查证供述内容真伪的场面很有趣。”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节目可以播出吗？最高法院不是都判决了？”“你们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报道？”报道节目没有脚本，要怎么完结，我不知道。唯一能做的，是原原本本地将采访到的事实报道出去。

另一方面，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一个跟风报道都没有。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立刻打电话过去。

“喂，你好。”

T先生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就已经跟他成为朋友，我们一起采访了“桶川事件”。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明了北关东案的具体情况，没想到他的反应十分冷淡。“那个……我最近比较忙。”

“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引起轰动，其他媒体也会迅速跟进，我们合作调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轰动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应，是其他记者也会有的正常反应。

倍感孤单的我，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事会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这份申请在宇都宫地方法院被搁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报道不久后立刻裁决了。

根据日本大学医学部押田教授对菅家头发的鉴定，菅家的DNA型与科警研得出的凶手DNA型不一致。辩护团将这个事实与小真实死因的疑点作为新证据提交，但宇都宫地方法院的池本寿美子审判长否定了押田的鉴定结果。否定理由很奇怪：

这么一个结论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鉴定人员听到后都很吃惊。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法院不愿面对再鉴定的结果。

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师去了一趟千叶监狱。

北风呼啸，他裹着围巾站在监狱的大门口流泪说道：“如果老天可以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菅家能无罪释放……”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那堵红墙之后。

我后来听说，菅家得知这个结果后，低头哭泣不止。

深夜，节目筹备间里空空荡荡。四周静悄悄的，与白天判若两样。

报道才刚开始，再审申请便被驳回，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眼下我担心的不是节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报道让法院仓促地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的自责让我很不安。

梦中的铁皮盒子在我脑中萦绕不去。那个眼看已经开了一条缝的盖子，又啪的一声合上了。

走廊传来了笑声，仿佛警方和其他媒体的嘲笑。台里也有人对这个报道表示担忧。这些声音兜兜转转传进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吗？”“就算是冤案，想要在节目中推翻判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清水是昏了头了……”

调查报道如果不见任何结果，例如让侦查机关承认报道内容或让其他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就相当于没人承认它。

我原本要报道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可一个“足利事件”已经出师不利，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菅家与辩护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审的即时抗告，对此我却不敢抱太大希望。再审之门不仅没打开，反而被彻底焊死了。我不由得想起千叶监狱那扇沉重的铁门，以及那位身穿笔挺制服的刑务官。

就这么半途而废吗？

衫本部长知道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没有中止报道。我坐直身体，从上衣内侧口袋中掏出记事本，轻轻翻开，看着五个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我还没找到真相，必须想办法突破。

我要从头再来。

《再审申请被驳回背后的疑团》，这是下次报道的标题。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们的报道不会停止，我们坚持要求DNA型再鉴定。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突破口，至少会有转机。

一个清晨，转机来了。

前一天我采访到很晚，上床时天已经快亮了。九点多时，我迷迷糊糊地起床，发现手机在响。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外地号码。我接起电话。

“你好，我叫松本。”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间清醒了。

消失的目击证词！对方是跟目击者松本女士有关的人吗？难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听起来非常愤怒，将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的？”“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采访？”“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对方态度强硬，抛出一个又一个质疑。

自从看到松本女士那张素描后，我就非常想采访她，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寻找她的新住址，可一无所获。不过，采访过程中我意外获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单位，于是往那里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多时，终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里。

案发十八年后，媒体突然寄来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但他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你们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案发后，松本女士作为目击者配合警方办案，去了案发现场，参与了查证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调查书。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们家厨房后门闯进了一个陌生记者。

当时足利市发生了数起伤害儿童的案件，凶手下落不明，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中，而松本夫妇正好就有一个与被害人年纪相仿的孩子。一个善良的目击者的姓名与住址居然被泄露给了媒体记者，他们夫妇又怒又怕。

其实只要警方不泄露，记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问题应该出在栃木县警察局的情报管理上。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倾泻到记者身上。

“你们这些媒体人，只会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只会见风使舵！”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满是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默默听着松本先生的严厉指责。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你们的报道要慎重啊！万一那人真是凶手，你们不是白忙活吗？”

一个多小时后，电话终于挂了。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机号码。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线索，也许就是我的突破口。

几天后，我厚着脸皮给松本先生打了电话，不出所料，又被骂了一顿。不过他说，如果我打算道歉，他愿意见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纯子提了盒点心当见面礼，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个很面善的女人满脸笑意地迎了上来——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请了过来。

我费尽心思四处找寻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发当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天傍晚，天微阴，松本女士带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边的公园玩耍。附近的草坪上有个男人在练习高尔夫球，那就是提到鲁邦三世的吉田先生。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寻找四叶草，无意间一抬头，看见橘红色的夕阳下，一个小女孩与一个男人远远地走了过来。

“那个小女孩迈着小碎步，紧紧地跟在那个男人身边，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个男人走。”

那时差不多是下午六点四十分。

“男人穿着一件泛白的外衣，不是很高大，大步朝着河边走去。”

松本女士口中小女孩的特征，与小真实一致。“她剪着娃娃头，红色的裙子非常显眼，上衣的颜色比裙子稍微浅一点……”

松本女士的描述仿佛给黑白素描上了色。因为松本女士的女儿那天穿着粉色的裙子，所以她会下意识地比较，记住了小真实衣服的颜色。

松本女士的丈夫也对当初发生的事记忆深刻。“我妻子当过美术老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案件发生后，当新闻里出现小女孩的照片时，她惊呼见过这个孩子，我们立刻报了警。”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说她见过这个孩子。这么重要的信息，仅靠查阅调查书根本无法获知。

采访接近尾声时，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对我说：“其实，我们家被记者骚扰后，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训媒体一回。可无论我如何责难，你都默默承受，从不为自己辩解，非常了不起。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体，可我跟她说，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说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访。”他边说边点头微笑。

那一刻，在这对初次见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之后，松本女士来到渡良濑川，在她目击到两人的地方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她回忆了当时的证词，又画了张素描。小真实在弹珠游戏厅附近被目击到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三十分左右，十分钟后，就有人在河边目击到一个步行的红裙女孩。之后，人们在这两人前往的地点发现了小真实的尸体。

这绝不是偶然。

然而，这么重要的证词，一年半后居然离奇消失了。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和菅家的供述让“步行”的目击证词变得多余，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的调查书被雪藏。而松本夫妇完全没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击证词帮助警方抓到了凶手。

我拿着目击证词再次去询问栃木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案发当日，的确有个走下斜坡的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对吧？”

对方一脸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个最终都没搞清楚真假。哪个案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目击者唯恐天下不乱，随口胡说，还保证绝对没错。而且河边有的是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愤怒。

我去渡良濑川岸边的次数已经不下一百回，到处观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里也去，然而我从来没在那里见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案发当日的同一时刻出现两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时，我已经不再信任当时的侦查工作。

其实，除了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还有人目击到了步行的男人与小女孩。在草坪另一端，有个小男孩也看到了这两人。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我从他那里问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日，他和朋友在河边的浅滩处玩石头，玩得正高兴时，他回头瞥了一眼水泥护岸，看到那里站着一个男人，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沿着护岸往前走一点，就是人们发现小真实尸体的地方。这两个小男孩当时也被警察问话了，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无故消失了。

侦查人员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的调查书和办案记录。起诉后，这些材料由刑事部检察官移送到负责公审的检察官手里进行筛选，只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证据才会提交法庭。我采访一位前检察官时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证据，在检察厅内部被称作“残留记录”。

证据本该为追寻真相而存在。可现实中，证据仅仅为侦查人员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检方甚至将残留记录称作“消极证据”，像上文出现的前侦查队长一样，用“这种事情有的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理由一笔带过。发现误判、残留记录才是“积极证据”时，他们依然装聋作哑。

评估证据难道不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吗？

我曾数次向栃木县警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总是回复我说：“对于正在申请再审的案件，我们无可奉告。”

当初在记者见面会上自信地声称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侦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后便拒绝采访。

我也曾被卷入类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我一直认为，“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桶川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极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县的JR桶川站，一个名叫猪野诗织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现场目击到了逃跑的凶手，身材微胖、短发。

案发后不久，我便参与到这个案子的采访工作中。由于我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辖区的上尾警察局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工作毫无头绪时，我与诗织的朋友们见了一面。她的朋友们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诗织是被一个跟踪团伙盯上了。“诗织曾说，如果她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小松曾和诗织短暂交往过，诗织很快就察觉到异常，与他分手了。之后，诗织受到小松威胁，一伙号称小松上司的人还闯入她家，在她家周围贴满了印有她姓名与照片的诽谤传单。这明显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诗织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脱被杀害的命运。

她在“遗言”中记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按照“遗言”所讲，那个杀人犯应该就在小松周围。我在采访中得知，声称自己是汽车销售员而接近诗织的小松，实际上经营着一家风月场所，年龄也是假的。诗织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被杀害了。

这群人的根据地在池袋。我不断地蹲点埋伏、打探消息，最终发现，小松的手下当中，有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跟凶手十分相近的人。我还打探到此人的名字，了解到他在案发当天行踪诡异。

通过T先生，我将情报提供给了警方。结果证明这个男人果然是凶手，小松和这伙人一直跟踪诗织。接下来就是逮捕与审问了，警方却弄不清楚这伙人究竟在哪里。

于是，我继续蹲点，追踪凶犯的下落。

在这伙人必去的池袋公寓中，我发现了凶手及其团伙，与摄影师樱井修拍到了这伙人的踪影。我们比警察先找到了凶手，却无法报道，因为一报道就会打草惊蛇。我太想为诗织报仇了，决不能让凶手跑掉。我再次将情报提供给埼玉县警察局，警方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噩梦般的日子开始了。我不是侦查人员，不为警方服务，只是个记者。杂志的截稿日期是年底，总编告诉我已经无法再延期，无奈之下，我独闯上尾警察局。面对依旧“拒绝采访”的副局长，我终于忍不住隔着服务台怒吼，告诉他们我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让他们知道，下周杂志会刊登一篇关于桶川杀人案的重要报道，侦查本部应该对报道内容十分了解。

我告诉他们杂志的发售日，故意大声嚷嚷，直到警察局内人尽皆知。我不想事后被他们说，是我们的报道导致凶手闻风而逃。不知情的警员一定以为我在发疯。可我要是不这么做，警察什么时候才会行动？

杂志截稿当天，警方终于踩点逮捕了凶手。随后，小松的哥哥等数个跟踪狂也因与案件有关被逮捕了。可警方没有要调查关键人物小松的意思，仅以“名誉毁损”的罪名对其秘密通缉。

小松一直东躲西藏，后来有人在北海道发现了他的尸体。收到“小松在北海道”的消息后，我与樱井立刻赶往北海道，想按惯例完成对冲突双方的采访，没想到小松冻死在屈斜路湖上。警方判定为自杀。

然而，“桶川事件”并未完结。

警方的应对成了舆论焦点。诗织在案发前就向警方求救，说有跟踪狂会杀了她，警方却没有任何作为。这不就是见死不救吗？然而，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件事。警方不可能自曝其丑，那些需要官方担保的媒体就算想报道也没素材。

从那一刻起，我的采访就渐渐被孤立了——与冤案报道一样，这是在与日本司法，尤其是与警方对着干。

受到小松威胁的诗织多次到埼玉县上尾警察局求救。当时日本没有《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完全不当回事的警方告诉诗织没法立案，还说这种男女问题，警方是不能插手的。诗织担心这么发展下去自己会被杀掉，便递交了“名誉毁损”的起诉状。

没过几天，刑警找上门来，希望她撤回诉讼。诗织拒绝了，她感到警方不会认真对待这起诉讼，十分沮丧。最终，诗织给朋友们留下“遗言”：“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察。警察已经不能依靠了。我一定会被杀死。”“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诗织最后真的被杀害了，不难想象上尾警察局有多慌张。

影像记录了警方在记者见面会上的丑态。上尾警察局含糊交代了诗织递交起诉状的事，还将诗织的衣服与随身物品一一陈列出来——黑色迷你裙、普拉达背包、古驰手表……似乎意有所指。

一个女大学生白天在JR站前被刺死，本就骇人听闻，她随身携带的奢侈品更是让人产生了某种印象。侦查本部深夜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道：“被害人生前在夜店打工。这其实是个风尘女子的三流案子。”“那个跟踪狂是一家风月场所的老板。”很多记者将这两条讯息联系起来，在报道中将诗织塑造成一个“堕入风尘、生活奢靡、与风月场所老板交往而被杀的女大学生”。这样的报道显得被害人本身也有过错。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见过诗织的遗物，那些奢侈品是二十多岁少女都会有的物品，是诗织打工一点点攒钱买下的。至于“风尘女子”这一形容，诗织曾受朋友所托，在一家卖酒的店里短期打工，但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很快就不干了，连薪水都没有领。警方是不是认为，无论是夜店、舞厅，还是夜总会、酒吧，只要是在《风营法》[《关于风月场所营业的规制和业务正常化的相关法律》的简称。]提及的场所里工作的女性都是风尘女子？可一个公民，不管他（她）在何处干了何事、为人如何，都不是他（她）被杀的理由。

警方的这种行为，已然可以称作“形象篡改”。

没找到跟踪狂也未获知“遗言”的媒体包围了被害人的家。被害人家属在相机与话筒的围攻下，无法出门采买日常用品。于是，警方以警备为由，派刑警常驻被害人家中，切断了家属与媒体之间的联系，情报流出的唯一途径，就是警方。

当时一直追踪犯罪团伙的我对诗织“遗言”中关于警察的部分非常在意，尤其是刑警来找诗织让她“撤诉”的事。我通过T先生去询问上尾警察局此事的真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调查过了，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记录也没有报告。我们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绝对是假的。也许是跟踪团伙耍了花招，想让对方撤诉。”

我最后之所以能百分之百确定警察局在撒谎，缘于一件意外的小事。

报道案件时，我一直很想见见诗织的家人，给他们写了封信，在信的末尾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一天夜里，猪野先生来电了。

由于之前我写的都是忠于诗织“遗言”的报道，没有出现警方给出的消极内容。诗织的朋友们告诉诗织的父母，有一个记者值得信任。于是，我成了唯一能够采访诗织父母的记者。

我挑了一个刑警不在的时间去拜访猪野家，得知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当时我问了一句上尾警察局的事，“我听说家里来了假刑警，让诗织撤诉……”

猪野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是，是真刑警。那人就是收取我们起诉状的H巡查长。”

受理起诉状的负责人，竟然让诗织撤诉？如果情况属实，上尾警察局岂止是渎职，根本就是见死不救。

我立即要求采访埼玉县警察局与上尾警察局。然而，警方回复说不接受非记者俱乐部成员的采访，还将责任推给媒体，说记者俱乐部的成员知道了非得抗议不可。

我不再忌讳什么，把事实原原本本报道了出来。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们看了这些报道，想挖掘更多的内幕，却没办法采访被害人家属，不得不依赖警方的消息，报道一些“据上尾警察局称”的新闻。可那都是警方的谎言，媒体在担保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再次感到恐惧。公权力一旦与媒体联手，不负责任的言论将在社会上蔓延。

猪野先生不再隐忍。

案发五个月后的三月二十四日，猪野先生在埼玉律师会馆举办记者见面会，说出了真相。“警方上门要求我们撤诉。我可怜的女儿曾经向警方求救，可仍旧被杀了。我们无法接受上尾警察局的所作所为。”

可这次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只刊登在了埼玉县地方报刊和主流大报社会版块不起眼的角落里。俱乐部的记者们听了家属的控诉后，立刻向警方寻求担保。警方私下告知记者：“这一家子脑子都有病。”“《FOCUS》的报道是胡说八道。”

记者见面会的内容没能引起轰动，还有别的原因。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爆出了另一个大案。

猪野先生召开记者见面会那天，埼玉县警察局开始了“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的侦查工作。他们逮捕了八木，大量媒体都转而去报道那起案件。

警方对八木置之不理了十个月，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人逮捕。而且逮捕的理由不是涉嫌杀人，是假结婚。很多记者误以为大案侦破，晚报及隔天早报的头条都被“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占据了。

那么，警方是如何得知诗织家属当天要召开记者见面会的呢？

猪野先生与律师是在十天前开始准备记者见面会的。召开前三天，律师将计划传真发送给了记者俱乐部。应该是有记者将计划“泄露”给了警方，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

当我深感焦躁和无力时，朝日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鸟越俊太郎等人在节目中播报了上尾警察局玩忽职守的新闻。

一位女议员收看了节目，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便越过上尾警察局与埼玉县警察局，直接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朗读了我的报道并质问警察厅刑事局长，报道上的话是否属实。

国会上的质询使得事态出现了转机。

埼玉县警察局不得不开始内部调查，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去猪野家要求“撤诉”的H巡查长擅自将诗织的“起诉状”改成了“受害申报”。这是警察的犯罪行为。

H巡查长当时将诗织的起诉状呈交给上司，上司担心未处理的起诉案影响警察局的业绩，便将起诉状返还巡查长，让他不要管，还说这个起诉状要是受害申报该多好。左右为难的H巡查长把“起诉状”几个字划掉，改成了“受害申报”。这么一改，警察局怎么可能出警呢？

这次篡改行为演变成了刑事案件，三名警官因“伪造公文”被问罪，包括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内的十二人受到处分。

埼玉县警察局失去退路后，召开了记者见面会，终于承认了错误。可是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记者见面会上低头道歉后，俱乐部的记者们突然翻脸不认人，开始猛烈抨击警察。他们对家属召开的记者见面会充耳不闻，警方一认罪，却全都上了头版头条。简直是黑色幽默。

在“桶川事件”中，警方只要认真对待诗织的话，就会比我更早找到小松，不至于发生后来的悲剧。

可是，他们不仅不出警，还要求诗织撤诉，甚至篡改文书，让事情一步步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本警方总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如今的我，在“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中，再次面临相同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