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的采访资料可以断定，栃木县警察局的侦查工作十分草率。现在，唯一的证据——科警研的DNA型鉴定——仍处于黑箱状态；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调查了美国等DNA型鉴定技术成熟的国家才知道，DNA型鉴定多用于死刑犯、无期徒刑犯的无罪证明。如前所述，DNA型鉴定结果一致，只能说明嫌疑人有可能是罪犯，但凡有一个型号数值不同，就会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是证明无罪的强有力武器。

一九九二年，美国一个法律组织发起了“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运动，被判决有罪的服刑人主张无罪时，可鉴定DNA型。大学研究团队通过DNA型鉴定，已经成功证明两百多名服刑人的清白。于是，节目编导田中尚被派往美国进行相关采访。

他带回了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因涉嫌强奸杀人，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后通过DNA型鉴定证明无罪，出狱后，他成了一名律师。

美国部分州已经将相关条文写入法律，只要服刑人提出要求，就必须实施DNA型鉴定。由此可见早期DNA型鉴定技术的不成熟。

“足利事件”有没有必要实施DNA型再鉴定？我以此为主题，在新闻节目《番记者》《新闻特辑》中分别推出了专题报道《美国DNA型再鉴定》《“足利事件”中的草率侦查》。只是，这些报道依然孤掌难鸣。

要说没有挫败感是骗人的，但毕竟当时，日本尚未实施过一起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好在经过反复强调“应当实施DNA型再鉴定”，舆论最终指向一点：“真凶如今仍逍遥法外。”

不仅“足利事件”，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都收获颇丰。为了采访“横山由佳梨事件”，我在与案发时间相同的七月前往群马县太田市，拜访了横山家。

横山家玄关处悬挂的七夕节[日本七夕节是公历的7月7日。]装饰随风摇曳。红色、蓝色、黄色……色彩斑斓的纸条上，写满了家人的思念——“希望由佳梨平安归来”。

这起连环案中，只有由佳梨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横山保雄低着头说：“我们只盼着由佳梨能够平安归来。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案发当天的情形……”

说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房间里依然贴着由佳梨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水兵月”的海报。母亲横山光子为由佳梨准备了各个年龄段的衣服，这样，不论她什么时候回来，都有衣服可穿。

由佳梨失踪那天正好是七夕，天有点阴。

他们一家原本要去商场，可是父亲无意间看到一张写着“七夕感恩日”的宣传单，横山家的命运就被这张纸改变了。

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父母带着由佳梨和她的妹妹出门，前往宣传单上的弹珠游戏厅。这家名为“P”的游戏厅离家大约一公里，不是大型店铺，而是日本国道边上的一家小店。

由佳梨来到店里的奖品兑换台。

奖品是一盒烟花套装。父亲说要拿到这个奖品送给由佳梨，由佳梨听了十分开心。她在玩游戏的父母与奖品兑换台之间兴奋地来回穿梭，当时，她的父母并没意识到游戏厅里会有危险。

中午，母亲让由佳梨坐到店里的长椅上，递给她饭团与果汁后，又返回游戏台。不一会儿，由佳梨跑到母亲身边，对她轻声耳语了几句。

“店里太吵了，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但听到她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

母亲警告由佳梨，不许跟陌生人走掉。由佳梨又返回长椅。

大约十分钟后，母亲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长椅，发现由佳梨不见了。长椅上只留下了没吃完的饭团与果汁。

父母没命地在店里、停车场、附近的公园到处寻找，可由佳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下午两点十分，父亲到附近的巡查岗亭报案。

群马县警方从案件、事故两方面展开侦查工作，侦查员在横山家的座机上安装了录音器与信号追踪装置，一旦绑匪打来电话，便可探测他的位置。屋内还有两名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待命。可是，毫无线索。

两天后的傍晚，警方正准备进行公开侦查时，电话响了。

室内空气顿时凝固了。

横山先生拿起听筒。用耳机监听通话的警察们以事先准备好的卡片示意横山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请你慢点讲”。他们希望借此延长与凶手的通话时间，以便追踪信号的来源。当时电话局用的是纵横制交换机，而非现在的数字交换机，要追踪信号，需要人工监测大量的线路。

可是，打进来的都是骚扰诈骗电话。听筒那头的人口气都很大：“你把五千万带到濑户大桥上！”“由佳梨现在就在我手上，她被倒吊在车后头。”

太田警察局将原本的“女童失踪案对策室”更名为“诱拐女童案侦查本部”，调出弹珠游戏厅里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名身高约一米五八、戴着墨镜与棒球帽的可疑男子。

我采访过群马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他说身高可能有前后两厘米的误差，即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监控录像中，这个男人在店里大步闲逛，随后坐到长椅上抽起了烟，将脸靠近由佳梨，亲密地和她交谈起来。警方将该男子定为此次诱拐案的重点嫌疑人，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段影像。

大家都乐观地认为能够早早破案。

然而现实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录像与照片都已通过媒体公开，可并没有收集到有力的线索。

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决定在节目中再次使用这段监控录像，同时通过分析男子进店后的动作，制作了一段CG动画。七月二十七日，录像通过《番记者》节目向全日本播出。

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出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写信给我的是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红裙女孩与“鲁邦”的松本女士。自从接受我的采访后，她一期不落地收看了我们的节目。

那个人就是“鲁邦”。

“足利事件”中，吉田先生说嫌疑人跟鲁邦三世很像，而这人居然酷似“由佳梨事件”中的重点怀疑对象。若把这些案件看成连环案，早该发现这一点。松本女士完全没留意过“由佳梨事件”，第一次看到这个墨镜男，却立刻发现了相似点。

我想起松本女士的丈夫说过，他妻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我们将松本女士请到日本电视台，让她在大屏幕前再次观看墨镜男的影像。再三确认后，松本女士坚信自己的看法。

可他到底是谁？

监控录像中的墨镜男穿了身怪异的衣服，大步在店里来回转悠，看上去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危险人物。可与他交谈的由佳梨却一脸喜悦，还跑去跟母亲说“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难道影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其实非常温柔？

我一有空就反复观看这段录像，也请由佳梨的父母尽可能地回忆案发当天的细节，整理出案件的时间线。我还仔细研究游戏厅的建筑图纸，多次去已经重新装潢的店里，尝试再现墨镜男的行动轨迹。

最终，我找到了或许可以抓住凶手的线索。

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从店里出去的由佳梨跟着母亲返回游戏厅。

下午一点二十七分左右，墨镜男从自动门径直走进游戏厅，好像去了最里面的厕所。之后，墨镜男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一直左顾右盼，似乎对周围的游戏台没有兴趣。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莫非是在找人？

后来，墨镜男发现了由佳梨，跟在她身后，走到奖品兑换台附近站住了，抽着烟，好像在观察由佳梨。

一点三十五分左右，墨镜男靠近坐在角落长椅上的由佳梨，一边抽烟，一边跟由佳梨讲话，由佳梨开心地用手甩动着裙角。最后，墨镜男向店外的方向指了三次。

一点四十二分左右，墨镜男通过自动门走出游戏厅。

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由佳梨也离开了游戏厅。

从进来到出去，墨镜男大约花了十五分钟，在这期间，他与由佳梨搭话的时间不过四五分钟而已。

最重要的是，墨镜男对游戏台不感兴趣，明显不是为了玩弹珠而来。他进来后直奔厕所方向，完全没有犹豫。可见他熟知游戏厅的内部结构。

监控录像显示，墨镜男是在由佳梨跟母亲返回游戏厅一个小时后才进来的。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会不会早就已经在店里了？

接下来是我的假设。

案发当天，“鲁邦”在那家游戏厅玩弹珠，之后，由佳梨一家进来了。“鲁邦”想和由佳梨搭话，可由佳梨跟父母在一起，天花板上又装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于是，他离开游戏厅，到附近套上一件夹克，戴上棒球帽与墨镜。也就是说，他这身在夏天看起来很诡异的装束，是为了伪装。

“鲁邦”于下午一点二十七分返回店内。他的目标是由佳梨，自然不会去关注那些游戏台。

由佳梨的父亲回忆道：“我现在才想起来，那个男人正好坐在一个死角上。我们看不到有人与由佳梨坐在一起，以为由佳梨是一个人坐在那儿……”

我再去看录像，发现从父亲的角度看过去，有其他客人挡着，根本看不到墨镜男。反而墨镜男可以借他人的掩护偷窥父亲。一个伪装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几分钟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凶手，还得再分析监控录像。

这次我们要查横山一家进店后，那天整个上午的未公开录像，注意有没有戴墨镜的男子出没。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那天上午的监控录像。我无数次请求游戏厅的老板接受采访，却遭到拒绝，只能把我的设想告知群马县警方。

结果还是行不通。

等我终于迎来一个突破口，已经是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九个月之后了。

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东京街头开始刮起阵阵秋风。手机响时，我正坐在新桥小巷一家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内吃烤秋刀鱼。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动向。

由于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菅家与辩护团提出即时抗告，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请实施DNA型再鉴定。对此，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出具了一份名为《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的文件，文件里这么写道：

也就是说，检察厅认为可以实施DNA型再鉴定。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检察厅的某位检察官决定的，而是经部长、副部长、检察长等领导审批，同科警研与栃木县警方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拍板，再鉴定便可开始实施。

我立刻赶回报道局做新闻快报。

十月十六日，新闻节目《NEWS ZERO》报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一分钟短讯，意味着冻结十八年的“足利事件”开始解冻。新闻播出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诉她马上要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在报道间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镜头时，我突然有种难以言明的预感。

第二天，其他媒体开始陆续跟进。这是日本首例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终于得到关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鉴定终于开始了。

鉴定人由东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检方推荐的大阪医科大学教授铃木广一与辩护方推荐的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教授本田克也。两位教授都是世界级知名专家，警方和检方曾多次委托他们实施DNA型鉴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见证下，法院委托栃木县的大学医院将小真实冷冻保存的衬衣用剪刀一裁为二，分别交给两位鉴定人。二十九日，菅家在千叶监狱中被提取血液与口腔黏膜样本。上述的鉴定试样会被两位鉴定人带回研究室，通过最新技术实施鉴定，鉴定结果预计会在四月最后一天提交给法院。

此时，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与衫本纯子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面。“贵社对‘足利事件’展开了多方报道啊。听说还去美国对DNA鉴定做了调查。”如此开场后，检察官说明了此次决定进行再鉴定的原因。

“审判长正好对欧美法系非常有兴趣。不过，”他继续说道，“试样（物证衬衣）的状况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结果。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了。”

没错。小真实的衬衣被发现时，已经在河里泡了十多个小时，而且是在辩护团的提议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冻库中保存。在此之前，它被长期放置于常温环境中，其上的DNA或许已经淡褪或劣化，作为鉴定的试样确实很糟糕。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凶手的精液如今是否还残留在衬衣上。我虽然一直呼吁“实施再鉴定”，此刻却感到极大的不安。

美国法院规定，“只有可重复多次鉴定的试样才可作为证据”，日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

另一方面，栃木县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当年的侦查人员信心十足，一笑置之。“再鉴定？真能折腾！鉴定结果肯定是一致的，他绝对是凶手。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还说：“你们日本电视台报道这种事真的没关系吗？不怕丢人现眼？”侦查人员都是这种态度，难怪检方不反对再鉴定。

各大媒体的风向发生了变化。

三月，栃木地方报《下野新闻》为“足利事件”做了特辑，刊登《第十九个年头揭开真相》《对科学发展的疑问》等多篇报道。之前那些依附于检方与警方的记者更是转变了态度。四月，《朝日新闻》刊登了《DNA再审之门能否开启》《本月末将知晓结果》等报道。报道中不仅出现了菅家的话——“我相信会有好结果”；为了保持“中立”，还刊登了警方的说法：“凶手的自供确定无疑，我们的侦查没有错。”案件的关注度提升了。

那时，我与松本夫妇、衫本纯子在东京都下町吃饭。当初在电话里让我负起报道伤害全部责任的男人，如今和我成了朋友。吃饭时，他说：“真没想到，他居然和墨镜男那么像。”

松本女士笑了笑，说：“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电视，立刻发觉异样，赶紧给你写了信。”

席间气氛非常愉快。

“松本女士，你一直相信‘足利事件’中被捕的是那个步行的男人吗？”我问。

“是啊，我还得到表彰了呢。”松本女士抿着嘴笑了。

“表彰？什么表彰？”

“足利警察局呀！表彰内容是什么来着……”

松本女士的证词不仅于逮捕菅家无用，还成了障碍，所以才被雪藏。可认为松本女士随口胡说的警察局，在菅家被捕后居然表彰了松本女士。

几天后，我看到了松本女士的表彰奖状与一块装在盒子里的银色奖章，表彰松本女士在连环杀童案中对警方的协助。

四月中旬，离将鉴定结果提交法院的期限越来越近。一个清晨，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有好几个相同号码的未接来电，是负责霞关[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南端，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地。]区域的社会部记者野中祐美打来的。我回拨过去，野中记者说起了“足利事件”。

“你听说了吗？不是在做DNA型再鉴定吗？我不小心知道结果了……”

野中记者与“足利事件”好像没什么关系，她怎么会知道鉴定结果？还“不小心知道了”？我脑子有点乱，但仍然继续往下听。

“结果好像是bu yi zhi……”

我花了好几秒才把“bu yi zhi”转换成文字“不一致”，一瞬间仿佛被雷电击中。

“你是说DNA型真的不一致吗？这是哪个鉴定人的结果？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我用快她十倍的语速接连发问。野中记者答道：“我听说，两个人的鉴定结果都显示不一致，在这边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挂断了电话。

凶手的DNA型果然和菅家的不一致。菅家是无辜的。

无罪与无辜是不一样的。无罪，是法院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而无辜，则是无犯罪事实，与犯罪完全无关。

这个消息是野中记者获取的，很可能是个重磅独家。它的分量太重，不能仅靠一条消息就报道，必须慎重证实其可靠性。

我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个消息介于能报道与不能报道之间。

这次的再鉴定，是东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时抗告后，委托法医学者实施的，直接影响到法院是否再审的决定。在这个阶段，如果媒体先于法院把再鉴定的结果告知大众，不一定会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会全盘皆输——“媒体抢先知道结果是很大的问题。”之前，宇都宫地方法院就以鉴定的毛发不知来源为由，拒绝了再审申请。

我必须慎重对待，以免追悔莫及。

我决定先验证消息的可靠性。经过多方查证，我得知检察厅与警察厅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受到极大的震动。曾经信心十足的栃木县警方都在为如何应对而发愁。

可是，法院还一无所知，连辩护团也不知道。我担心如果不趁早让真相大白天下，这些事实会默默消失于黑暗之中，那样就真的追悔莫及了。关于“鲁邦”的证词不就是这样吗？更何况DNA型鉴定不一致的结果对科警研，甚至对警方、检方而言，都非同小可。

时间紧迫。既然这个消息在霞关已经人尽皆知，若是因为我导致头条被抢，错过最佳报道时机，就太对不起野中记者了。

但我无法独吞这个报道。

只剩一个办法了。

接到野中记者电话的一周后，四月二十日，我获知共同通信社要刊登这条消息，预计在晚上十一点发稿。有些报社已经停了印刷机，在等共同通信社的快讯。与此同时，《东京新闻》作为共同通信社的加盟报社，已经派出采访记者。

时机已经成熟。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写好播报稿，把影像准备好，等待共同通信社吹响号角，刊登快讯。紧接着，各个报社的记者开始四处采访取证。在其他电视台还来不及报道，报社的印刷机也没开始转动之时，我们在晚间十一点档的《NEWS ZERO》中播出这条独家新闻。

如此一来，日本电视台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传播开，共同通信社也已发稿，业界对日本电视台独占鳌头的感觉就会弱化。

当晚，《NEWS ZERO》节目一开始，立刻播报了共同通信社发布的消息——《快讯：“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不一致》。

一段一分四十二秒的播报。我既不愧对野中记者，也不会破坏整个案子的进展。

五月八日，法院公布了“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其他媒体立即蜂拥而至，原本安静的渡良濑川河畔站满了携带长枪短炮的记者，对菅家辩护团的采访请求络绎不绝。一些报社开始查证菅家被捕时本社做出的新闻报道。

下一次节目就做与“确定再审”相关的内容吧。

菅家被捕的关键——自供与DNA型鉴定，自供疑点频出，又被菅家本人推翻，证据价值大大削弱；如今被称为“绝对证据”的DNA型鉴定也土崩瓦解了。

只要确定开始再审，菅家百分之百会被无罪释放。

可我却感觉到一些蹊跷的动向。

科警研在愤愤不平。

此次的再鉴定，主要采用被称为“STR法”的鉴定方法。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的缩写，指DNA分子以二到六个碱基对为单元重复排列而成的片段，可查多个基因位点，精度大为提高。以这种鉴定方法判定出凶手与菅家的DNA型不一致，证明了当年科警研实施的MCT118法有误。可科警研不愿承认，“当时的鉴定技术无法达到很高的精确度，会出现一千人中几个人DNA型一致的误差。这次的STR鉴定法做了更精确的检测，才将凶手与菅家的DNA型区分开。”

简单点说，科警研的逻辑是，新的鉴定方法证明两人的DNA型不一致，只能说明精确度提高了，并非旧方法有误。

那为何不用旧的MCT118法再做一次？可检方回避了。开始再鉴定之前，东京高等检察厅递交法院的《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们还说，如果再鉴定，“最好用市售试剂实施STR鉴定”，“123bp Ladder Marker已经不能使用，当时是人工鉴定，电泳时间与进行电泳的凝胶板条件等都非常严苛，如今无法再现当时的鉴定手法”。

同时，MCT118法查的是长的碱基序列，若使用劣化的陈旧试样，DNA很有可能断裂，鉴定会遇到技术难题。

即便如此，本田教授仍实施了MCT118法鉴定。他认为STR法是主力，但也应该试试当年的MCT118法，不过是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他特意定制了早已停产的MCT118法试剂，反复检测后开始实验。

我们来重温一下之前的鉴定结果。比照当年的科警研鉴定与其后发表的论文，菅家与凶手的DNA型最初是“16-26”，之后由于标记物的更改，变成了“18-30”（后续若无说明，则一直采用新标记物下的数值）。可一九九七年辩护团悄悄委托押田茂实教授实施再鉴定时，押田教授得出的菅家DNA型是“18-29”。

此次，本田教授以MCT118法得出的鉴定结果也是“18-29”。

这么看来，科警研的逻辑是说不通的。菅家与凶手在MCT118法下的DNA型根本不一致。

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本田教授的鉴定，从衬衣上验出的凶手DNA型是“18-24”。那么科警研当时鉴定出的“18-30”型去哪儿了？

得知鉴定结果的佐藤博史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大发雷霆：“之前科警研在论文中将26型改为30型。可这次鉴定结果显示凶手的DNA型是24。这是鉴定技术上的重大失误，他们的鉴定简直是胡闹！”

本田教授也做了说明：“鉴定刚开始，菅家与凶手的DNA条带就错开了，我看了不禁后背一凉。科警研居然会犯这种错。我重复鉴定了四百多回，结果都是一样的。”

本田教授不仅在鉴定书中写了STR法鉴定结果，还写上了MCT118法的鉴定结果。

这份鉴定书一递交，科警研便开始在意见书中猛烈抨击。我之前说的“蹊跷的动向”指的就是这个。

此前，本田教授曾多次接受警方和检方的委托实施DNA型鉴定，作为证据递交法院。但这次科警研不仅不承认凶手和菅家DNA型不一致，还否定了本田教授的鉴定：

这份意见书措辞异常激烈，继续攻击：

科警研说本田教授从衬衣上检测出的“18-24”型并非来自凶手，而来自一名女性。按照他们的逻辑，“18-24”型可能是被害人小真实或其母亲松田女士的DNA型。

有了科警研的分析，检方认为“本田鉴定在方法上存在疑点，整体缺乏可信度，因此，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此鉴定不可作为无罪证据”，并将一份共计十二页的意见书递交法院。

曾被多次委托实施DNA型鉴定的本田教授居然被检方认为“整体缺乏可信度”，真是荒唐。

他们如此拼命反击，大概是因为科警研的MCT118法鉴定一旦推翻，之前将其作为证据的其他案件就有翻案的可能。

“18-24”——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鉴定书上的这个数字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同一时间，检察厅联系了松田女士。

“时隔十七八年，他们给我来信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菅家被捕后再无音讯的检察厅突然出现，让松田女士十分诧异。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来信内容如下：

他居然把菅家的名字写成了“菅谷”！

不过对于检方请出家属的做法，我其实早有察觉。

就在数天之前，检方开始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要鉴定当时的侦查人员的DNA型。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他们认为，鉴定用的试样可能被污染。本案中，被害人小真实的衬衣只要被第三人接触过，就有可能附着非涉案人员的DNA。

检方想要确认这次再鉴定从衬衣中检测出的DNA型究竟是不是凶手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验证这种可能性，恰恰说明DNA型不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是一大打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中，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另一起案件的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简直是栃木县警察局的噩梦！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栃木县今市市（今日光市），一个七岁女孩被诱拐，遗体在茨城县被发现。这就是“吉田有希事件”。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

引起这场误会的就是“污染”。小有希的尸体被发现后，这位侦查队长赶到茨城县警察局，发火时将唾液喷到了遗体上。之后鉴定人员提取了唾液的DNA，将其视为“凶手的DNA”。

得知这出闹剧后，我立即明白为什么检方要给松田女士寄那封信了。

他们想调查“污染源”，鉴定被害人家属的DNA型。检方与科警研断定本田鉴定中发现的“18-24”型来自女性。那么，除了小真实本人的DNA型，与小真实一起生活的母亲的DNA型也必须要调查清楚，毕竟家人的DNA很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洗涤衣物等方式附着在衬衣上。

我请求松田女士让我同行。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附近待命，松田女士走进一栋与法院毗邻的灰色建筑内，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正在里面等她。检察官问候完松田女士后，用十分钟向她解释了再鉴定的情况，然后进入正题。

“两位鉴定人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实施鉴定，完成了鉴定书，结论是衬衣上的DNA型与菅家的不一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解读这份鉴定书，总不能因为对方是了不起的教授，我们就得照他们说的做……”

他的意思是，DNA型鉴定结果虽然不一致，可菅家不能轻易被释放。

“试样来自一件二十年前的衬衣，其间很多人都接触过它，很可能留下与案件无关之人的汗水。也有可能这次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令千金的DNA。也就是说，检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凶手的……”检察官解释了半天，就是想请求松田女士配合，鉴定小真实与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一旁的鉴定科人员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后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实的脐带。

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会面结束后，她将整个过程告诉了我。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在才来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说明案发时，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与相关者DNA型的情况下，就锁定了凶手的DNA型。他们其实做了一次风险极高的鉴定。

还有一件事，让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对话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她将自己对检方的想法说了出来。

案发以来，被害人家属一直被检方忽视，当天会面之前，检方既无联系也无任何解释。家属们一直坚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凶手。可现在，他们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鉴定的结果不一致。

“实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如果是哪里出错了，请务必追查下去。”

同时，针对检察官提及菅家时直呼其名的行为，松田女士说道：“是菅家先生。请允许我为他加个敬称。菅家先生若是无罪，我希望你们能尽早查明真相。如果是侦查出错了，你们应该向他道歉。谁都会觉得这整件事很不正常。”她继续说：“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

被害人家属像训孩子一般训斥了检察官。这正是只要逮捕凶手便万事大吉的司法机关与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属之间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记者》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随后在多个节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以及迟来的被害人鉴定消息播报了出去。

《番记者》播出后第二天，菅家的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强烈谴责检方。我站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心情复杂地听着辩护团的发言。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家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辩护团不断发声……检方已经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鉴定的报道播出四天后，我站在电车上，手握吊环，继续进行着我的采访。这时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屏幕上出现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台，听见她冷静地一字一句告诉我说：“刚刚检察官打来电话，说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我握着手机，呆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有天会从家属口中听到这句话。

我们又交谈了几句，相互道谢后挂了电话。我当即联系各方。日本电视台负责司法的记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要第一时间快讯播报《服刑人菅家将于本日释放》的新闻。我又致电辩护团，他们还未做好接菅家的准备——如何将菅家从监狱带出，是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媒体肯定会将千叶监狱围得水泄不通。

而这种时候，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怎么能干等着看菅家出狱的影像呢？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菅家被释放。

千叶监狱已经大变样了。

原本安静肃穆的大门口搭满了架梯，摄影师与记者来回走动。有好几台新闻直播车支起了天线，记者们手拿话筒或笔，口里叫嚷着什么。现场甚至出动了警察，他们吹着哨子在疏导交通。

我一回头，看到衫本纯子在冲我笑。这天早上，她申请与菅家会面，再次被拒，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最早出现在监狱的人，有机会把摄像机架到了最佳位置。

菅家必须乘车离开监狱，倘若步行离开，必定会在监狱门口引起骚动。我与辩护团商量，请他们向监狱申请，准备一辆商务车来接菅家，毕竟他还带着不少行李。

在媒体的注视下，佐藤律师与西卷女士进入监狱。等了好久，终于迎来这一刻。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佐藤律师在这里落泪的情景。

片刻后，我乘坐商务车驶向监狱。好几台采访直升机在头顶上方盘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堵红色的围墙离我们越来越近。铁门缓缓打开，刚好够我们的车进入。

所有媒体都在拍摄这辆车，也许主持人正在解说：“一辆车驶入了高墙，似乎要迎接菅家出狱。”

进了大门的车子在刑务官的指引下停在了一栋楼前。不久，刑务官们从大楼内鱼贯而出，车门突然被拉开，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将好几个纸箱递了过来。都是菅家的私人物品，应该也有我和菅家通信的信件。

我接过箱子，将它们堆放到车子的后部，安置妥当。

没过多久，铁门嘎吱一声开了。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头白发，然后是大镜片金属眼镜和灰色格纹夹克——菅家利和走出来了。

我站在车前自报家门，与他握手。

“就是你啊，非常感谢你！”

菅家说完，一直握着我的手，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住地点头。镜片后面的眼睛泛着泪光。

上空的直升机飞得更低了，轰鸣声巨大。

下午三点四十八分，车子离开监狱。

车外，闪光灯不停闪烁着，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摄像机的开始键，成了第一个拍到菅家出狱的人。

菅家看着窗外的媒体与风景，打开车窗向大家挥手致意，他的每一个表情我都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看着取景框，我感觉漫长的采访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开始。

制片人森田安排了一处酒店大堂作为记者见面会场地，无论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其他报刊记者，都可以自由参加，公平采访。只不过见面会开始前的一小段准备时间，特别留给了日本电视台。

我们牵了一条长长的电线直通酒店的休息室，将摄像机与直播车连接起来，并在室内架好了三脚架，我与菅家的一问一答通过直播传回了台里。

菅家在摄像机前享用着盼望已久的咖啡。

“真好喝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在监狱里喝不到这样的咖啡。”

他捧着冒热气的杯子，眯起了双眼。服务员立即为他续上一杯。

我问了菅家各种问题，关于他的逮捕，还有铁窗生涯。

“我被大家当作凶手，警察告诉我他们手里有证据，可是我根本没杀人，完全不知道所谓的证据是什么。真是太痛苦了……我到了宇都宫的看守所，觉得自己完蛋了，甚至想到了死……”

我问了他对于因DNA型鉴定而入狱，如今又通过再鉴定洗刷了罪名的感想。

“虽然一言难尽，不过现在的鉴定技术确实很厉害。我本来就是清白的，再鉴定一定会得到无罪的结果。”

这些话诚恳而有力。如果当初能够在千叶监狱见到菅家，亲耳听到他说这些话，我肯定会更加坚定地推进冤案报道。

下午五点，我们进入记者见面会现场。

宽敞的大堂内挤满了记者，人数之多令我吃惊。到处都有闪光灯不停闪烁。不过再审前的释放在日本可是首例，媒体再多也不足为奇。

菅家面向话筒入座，从容镇静地开口了。“我是清白的，我不是罪犯，我可以保证。我饱受刑警们的残酷折磨。他们说肯定是我干的，让我早点坦白。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没做，可他们完全不听。我不认为他们道歉就可以一笔勾销。我绝不会原谅当时的警察与检察官。”

除了相机的快门声，全场肃然寂静。

“我忍受了十七年，希望警方能向我道歉。被捕后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两年前，我母亲也走了……一句搞错了就可以没事了吗？我想要他们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菅家被捕后的第二周，他倍受打击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菅家在审讯室中得知这个噩耗，哭泣不已。就在前年，他母亲也去世了。菅家再也没能见到父母。

菅家被捕时四十五岁，如今已经六十二岁。他的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重。我不由得想起了免田。

菅家希望晚饭能吃寿司，于是，记者见面会后，我们一同去了汐留的寿司屋。

“真好吃啊！我可喜欢金枪鱼刺身了。”

我和衫本纯子一听，赶忙夹了一堆金枪鱼刺身放在菅家的盘子里。菅家吃着蘸了酱油的刺身，告诉我们，他在监狱里连海苔卷和稻荷寿司都吃不到。

说话间，我无意中看到菅家的几颗牙掉了。因为监狱里不能使用医疗保险，即便有蛀牙，也因费用太高而无法得到治疗。

衫本部长也赶了过来。接下来，我们请菅家参与录制《NEWS ZERO》的直播节目。

才出狱几个小时就坐到了演播厅，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演播厅角落注视着菅家。刺眼的灯光下，菅家依然淡定从容，有条不紊地讲述着侦查经过与狱中生活。

录制结束后，在日本电视台的洗手间里，菅家对着洗手池犯难了——水龙头没有把手。他被捕时还没出现感应水龙头。接着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吃了一惊，“都这么老了！”好像故人久别重逢似的。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监狱里虽然也有镜子，“但总是雾蒙蒙的，没这么清晰”。

在菅家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去了KTV。他握着麦克风，接连唱着桥幸夫、石原裕次郎、三田明等歌手的怀旧金曲，一口气唱了二十首歌。或许是因为压抑许久终于释放，他开心得脸上出现道道褶子，时而挥舞双手，时而蹦蹦跳跳。毕竟，他已经十七年半没有唱过歌了。

随后，他还去吃了最喜欢的拉面。他在狱中一直心心念念，心想如果出狱一定要吃个痛快。在拉面店里一落座，他就伸长脖子认真地看墙上的菜单。

“酱油拉面、盐味拉面、叉烧面……我选好了。看着菜单点喜欢的食物真开心！”盐味拉面一送上来，他就很享受地喝了口汤。

这一口的感受，无论是多资深的电视解说员都表达不出来。

“监狱里的拉面都好难吃啊。”

菅家出狱这一整天，我一直陪着他。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不会强迫别人做任何事。被捕后，他还在担心两千日元的市民税没交；我问他问题时，他一边听一边“嗯嗯”“没错没错”地应和。之前采访时，西卷女士和佐藤律师都说，菅家很容易迎合周围的人。可惜，在强行审讯中，这样温和的个性会带来灾难。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菅家，关于他的自供。

当初他认下了三起杀人案，可能导致死刑判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菅家几天后接受我的采访，双手交叉在胸前，歪着脑袋说道：“当时被逼得不得不承认。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当时我饱受折磨，只想尽快摆脱审讯。我觉得自己非常无能，非常软弱。”

菅家坚持了一天就招供了。

“无论我说多少遍实话，警察们就是不听，他们只想听对他们有利的事，连续十三个小时在我耳边咆哮，不招供他们就不会放过我。那十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十分漫长。”

我还问了菅家当时去现场指认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H警部问我抛尸的地点在哪里。我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没去过那里，根本一头雾水。无奈之下，只好随便乱指。H警部就说，不对，要再过去点。我只好配合他重新指了一个地方。”

整个办案过程已经胡闹到超出我的想象。

我又问了一个在意很久的问题，就是菅家画的那张鞋底图，旁边还写着“这是我杀害小真实时穿的运动鞋”。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张图呢？菅家干脆地回答我：“是他们让我画的。”

当时，菅家完全不记得自己鞋底长什么样，于是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鞋底的照片。应该就是现场发现的足迹对应的鞋底。菅家就对着这张照片画了起来。

那时，突然被认定为凶手的菅家甚至连检察官和律师都分不清楚。他笑着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日本江户时代知名的审判官员。]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

然而，初次公审时，菅家站到法庭上，总感觉那些可怕的警察们正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H警部与Y刑警也许就在其中，菅家很害怕，承认了所有的起诉内容。

“庭审时，我并没有真切地看到他们，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总觉得他们就在现场。”

免田也跟我描述过类似的场景，逼供的警察就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以防他突然翻供。

直到第六次公审，菅家才敢看向旁听席，发现那些警察并不在那儿。于是，他第一次主张无罪。免田则是在第三次公审才主张无罪。

我还问了菅家，为何要说是用自行车载着小真实。

“我以前经常开车或骑摩托车，可那段时间我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所以，当警察问我如何诱拐小真实时，我就顺口说骑车载着她。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要配合警察。”

如果当时警察呵斥菅家，说他讲错了，让他改为“从堤坝走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恐怕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目击到的“鲁邦”就直接变成了菅家。当时警察表彰过那些后来被封存的证词，他们也可以瞬间让这些证词变成证明菅家有罪的有力证据。

如此一来，松田女士就不会发出小真实不会坐自行车后座的疑问，而执着于“消失的目击证词”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路走来的不易。

通过采访菅家，我还明白了一件事——菅家只是个普通人。

只要见过他就会知道，他骑车上下班、在幼儿园开校车、喜欢罐装咖啡、偶尔会看寅次郎的电影和成人影片……是一个与你我毫无差别的普通人。这样一个人，司法机关却用DNA型鉴定将他判为杀人犯。

菅家被释放后不久，我见证了他与另一个人的碰面，地点在霞关一角的律师会馆。会馆的会议室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身材矮小的白发男人与菅家用力地握手、谈笑风生。头顶的灯照亮这个男人面庞的一瞬间，我感觉时空交错了——那个被判死刑后通过再审无罪释放的免田，时隔二十六年，我再次见到了他。

菅家还在看守所时，免田就曾多次去探望。这两人都在严酷的审讯中被迫招供、一大段人生不得不在铁窗下度过，残酷的命运令他们无须多言，便可心意相通。

看着站在一起的这两人，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似乎忘了什么，可就是想不起来。

菅家的狱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千叶监狱常年接收众多服刑人员，菅家住进了一个六人间。

“我周围几乎都是杀人犯，不是杀人就是放火，有些人已经在里面关押了三十年。”

监狱对被错判的菅家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先进去的人告诉我，第一周算是客人，必须在一周内把监狱的所有规矩记住，可我总是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每次出错，菅家都会被人恶语威胁恐吓。

白天，他要一直做单调的工作，将传送带上的粉色与蓝色塑胶手套装进塑料袋中。菅家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塑胶手套，因为它们可以走出监狱的围墙。

圣诞节时，每人会分到两个小小的蛋糕。喜好甜食的菅家非常开心，可有一次，蛋糕却被一个高大的飙车男抢走了，他还当着菅家的面吃掉了蛋糕。面对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矮小的菅家毫无还手之力。他平时的纳豆等配菜也被人抢走过，还常被揍得很惨。

“他们找我的碴儿，说我叠不好被子，就打我，还从背后将我的手交叉猛拉，我能听到骨头咔嚓响的声音。”

菅家的胯间还被人踢了，导致无法小便。医务室的医生对他说：“菅家，你的蛋蛋没了！”他被人猛踢的时候，睾丸缩入了下腹部；胸部被检查出肋骨断了两根。由于伤得太严重，菅家作为被害人被叫到千叶地方法院去陈述经过。施暴的男子后来被移送到其他监狱。

“菅家在家吗？！”

菅家被捕当天的清晨，玄关处突然响起H警部的一声怒吼，开启了菅家长达十七年半地狱般的人生。而它的终结，也突如其来。

“菅家，你过来一下！”

这回是刑务官。那天早上，菅家照常在监狱的工厂里给百货店的手提袋安塑料把手。他被叫去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刑务官给他出示了一份文件——释放指挥书。逮捕令、起诉书、判决书、停止服刑执行书……各种文书随意地摆弄着菅家的人生。

那时还很早，可监狱立即为菅家安排了午餐。

“是一份只有胡萝卜的咖喱饭。米饭里七成是大麦，可还是监狱里人气最高的食物。平时量很少，那天不知为何给我盛了一大碗。”

这应该是监狱对他的照顾吧，让他吃饱最后一餐。

接下来，他们还让菅家去洗澡。平时只允许洗十五分钟，这次却可以尽情地洗。这时，菅家才终于相信自己要出狱了。

不过，即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监狱生活，菅家也从未绝望。

“我一直坚信，只要凶手落网，我就能洗刷罪名。”

换成是我，我还能够相信什么？可是菅家相信。所以他才不断地往高墙外寄信，总是写着同样内容的信。

我和他的会面被刑务官拒绝的那天，我一直疑惑他们为何不肯让我见菅家。

然而我错了。

不是他们不让我见菅家，而是他们不让菅家见我。菅家很需要一个能倾听他无罪诉求的对象。可是，法务省是不会允许的。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菅家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信。

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微弱的声音吗？

不，还有更微弱的声音。

我应该去倾听那些九泉之下的小女孩的声音。我要将那盘奥赛罗棋翻盘，将真相公之于众。

我突然想起松田女士告知我菅家将被释放那天的情形。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车站，耳边回响着列车加速启动的轰鸣声、到站的开门声、报站名的清脆女声……

“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听到这句话，我呆呆地握着手机，回过神来，耳边居然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那是渡良濑川的水声。我感到坚硬的站台地面变成了一片沙地，眼前是那天蹲着流泪的母子三人的背影，耳边是松田女士对未能迎来成人礼的女儿说的话，以及弟弟妹妹的哽咽。“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这句话随着他们落下的眼泪，渗入脚下的沙土中。

小女孩在梦里轻轻递过来的那个铁皮盒子，如今还在我的手上。

是时候打开那个盒子了。

我要揪出藏在盒子深处的“鲁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