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种私欲，也叫“不正之念”。王阳明说：“格物，就像孟子说的‘大人格君心’的‘格’，说的是去除人心中的不正之念，从而保全本体的纯正。而意念的目的，也是要去除其中的不正之念，来保全它的纯正，也就是随时随地都在保全天理，也就是穷理（穷尽天理）。‘天理’即‘明德’（光明正大的德性），‘穷理’即‘明明德’（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

对于私欲，最好的办法是在萌芽状态就遏制它。王阳明告诉学生：“要想这颗心纯是天理，没有丝毫的私欲，就要在私欲没有萌生之前加以防范，在私欲萌生时加以扼制。在私欲萌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在私欲萌生时加以扼制，正是《中庸》中‘戒慎恐惧’、《大学》中‘致知格物’的功夫。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功夫。”

在和另一个学生谈话时，王阳明又详细解释了克服私欲的方法：“教别人求学，不可偏执一端。开始学习的时候，往往心猿意马、心神不定，所想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等到一定时间，心意就会渐渐安定下来。这时候假如还一味悬空守静，像槁木死灰一般，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时应该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就没间断的时候了，好比驱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驱除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让它永远不复发，才算痛快。又好比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稍有杂念萌动，就坚决除掉，不给它喘息的机会。既不让它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能做到端坐拱手了。所谓‘何思何虑’，并不是初学时的事，但初学的时候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也就是思诚，只思考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了，也就是‘何思何虑’了。”

“格”掉了这五种私欲，善就会出现，善出现的时候，天理就会出现，“没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是恢复了心的本体。好像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阳光又会重现。恶念已经消失了，还要另外去生发一个善念，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一盏明灯？”“善念存在时，就是天理。如果此刻的念头是善的，还用去想别的什么善吗？如果此刻的念头不是恶的，还需要去摈除什么恶吗？念头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孔子说‘随便想什么做什么都不会逾越规矩’（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志向达到了成熟时候的境界。”

天理出现了，良知也就出现了，王阳明后来只用“良知”这个词，涵盖了他心学的内涵。有一次他对学生说：“良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具备良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就是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显露，又没有被私欲迷惑，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谓‘充分地生发恻隐之心，而仁慈之心就没有用尽的时候了’。但是，对于平常人而言，不可能完全摒弃私欲的障碍，因此，必须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摒除私欲，恢复天理，让本心的良知不再有私欲的障碍，能够发挥无碍，充分地流动开来，这就是‘致良知’（达到良知）。达到了良知自然就能意诚了。”

当私欲消失，心就会成为一面镜子。

王阳明说：“圣人的心犹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字，随时感应，遇物而照。过去所照之物在镜中已不复存在，未照到的形象不可能预先出现在镜中。后世所讲的，却是如此，因而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周公制定礼仪制度，让天下变得文明，都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来做呢？孔子修订六经，以教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来做呢？由此可见，圣人遇到什么样的时机，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只怕镜子不够明亮，不怕物来了不能照。研究事物的变化，如同照镜子。但是，学习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习的人来说，只担心自己的心还没有明白透彻，不害怕事物变化的无穷无尽。”

关于镜子，王阳明的学生徐爱有一个心得：心就像镜子，圣人的心好像明镜，而我们一般常人的心好像昏镜。徐爱又比较朱熹和王阳明，认为朱熹的格物理论教人用镜子映照外界的事物，是在“照”上下功夫，而王阳明的心学让人在“镜子”上下功夫，首先要让“镜子”，也就是自己的心明亮。

关于镜子，禅宗里有两首偈。一首是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首是六祖惠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的意思是，心应该像镜子那样，用来观照，照见真相，但就像镜子会惹上灰尘，心也会受到各种污染，所以，修行就要经常去打扫，让心变得清净。清净了，就可以照见万物。污染了，就装满了杂物，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盲目地活着。但惠能认为，如果心像镜子，那么镜子依附在镜台之类的外物上，就会惹灰尘，就需要打扫，但镜子本身什么都不依附的时候，它的本体就是澄澈的，可以照见一切的。惠能的意思是，假如心像镜子，那么我们应该从意识上根除灰尘的概念，一下子回到镜子的本体。

王阳明在讲学中，有时候接近神秀，也强调要拂拭镜子上的灰尘。有时候又接近慧能，认为应该直接回到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