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时间的流逝在从前比在今天要快？或许，那是因为从前让我们的世界发生彻头彻尾改变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或许，欧洲大战前夜的那几年，我的青春岁月之所以变得模糊，是因为它们被消解在按部就班的工作当中？我进行创作，我发表作品，我的名字在德语世界为人所知，在外国我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有追随者，也已经有反对者，后者更能表明我的独特性；帝国的各大报纸都向我敞开大门，我不必再将作品寄给谁，而是被人约稿。但是，在内心深处我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所写的、所做的，拿到今天则全无分量。我们当年的抱负和忧虑，我们的失望和愤怒，在今天看来都太微不足道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如此繁多，它们强制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写这本书的话，我会提到与盖尔哈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沙洛姆·阿什、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与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因为这位老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下午不着调的故事，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严肃和难以形容的优雅）。我可能也会报告那些了不起的首场演出，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歌剧《玫瑰骑士》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关于卡尔萨文娜[卡萨文娜（Tamara Platonovna Karsavina，1885—1978），俄国女芭蕾舞艺术家。]和尼任斯基[尼任斯基（Vatslav Nijinsky，1890—1950），波兰裔俄国女芭蕾舞艺术家。]的芭蕾舞演出，作为一位敏锐而好奇的观众我是许多“历史性”艺术活动的见证人。按照我们现今衡量问题之重要性的标准，一切与当下时代问题无关之事都不足挂齿。以我今天的视角来回顾，那些在我年轻时曾经将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远不如将我的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那么重要。

在后者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是一位在一个最悲剧性时代里掌管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十一年之前已经遭遇“纳粹”分子谋杀的第一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非常久远而且诚挚，开始的方式颇为特殊。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是当时十九岁的我最早的提携人之一，他主办政治周刊《未来》（Zukunft），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份期刊曾经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哈尔登是被俾斯麦亲自推入政治生活当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传声筒和避雷针。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搞下台，促使奥伊伦堡丑闻（Eulenburg-Affäre）发酵，让宫廷每个星期都在新一轮的攻击和爆料前发抖。尽管他的期刊做这些事情，哈尔登的个人所爱仍然是戏剧和文学。《未来》的某一期上刊登了一组格言，用的是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笔名，这些格言中蕴含的特别智慧以及语言上的凝练力量，马上令我耳目一新。作为该刊固定作者的我写信给哈尔登：“这位新人是谁？好多年来我都没有读过打磨得这么好的格言了。”

给我的回信不是哈尔登写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我从信纸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柏林电力公司那位有通天之力的总裁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任职于无数个公司里的理事会，是那些“面向世界”的新式德国商人（借用让·保尔的说法）。他给我的回信诚挚而充满感激，说我的信是他的文学尝试所获得的第一份赞许。尽管他至少比我年长十岁，他还是向我坦言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因为他毕竟是个门外汉，此前所做之事都是在经济领域。我真诚地鼓励他出书，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等到我下一次来到柏林时，我给他打电话。一个略带迟疑的声音回答说：“噢，是您啊。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钟要出发去南非……”我打断他的话，说：“那我们下次见面好了。”但是，这个声音还缓慢地继续下去，好像他在思忖着：“不，您等一下……一小会儿……下午被开会给占了。晚上我得去部里，然后还有一个俱乐部晚宴……但是，您可以晚上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吗？”我同意了。我们谈到凌晨两点，六点他出发去西南非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受命于德国皇帝的公务出行。

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些都是拉特瑙非常典型的特征。这位异常忙碌的人总有时间。我曾经在最艰难的战争日子里以及在“热那亚会议”马上召开之际见过他，就在他被当街枪杀的几天以前，我还和他一起在他遇害的那条街上驶过，坐的也是他遇害时乘坐的那辆汽车。他始终将自己的时间规划到每一分钟，也能随时毫不费力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能力，如同一具精密而准确的仪器，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讲话流畅无比，好像在读一张看不见的讲稿，他的每一个句子又都那么生动、清楚，如果他的谈话被速记下来，便是一份完美得足以付印的文字。他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对这些语言的掌握如同母语德语一样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让他难堪，他对任何谈话内容都不需要做特殊准备。在跟他谈话时，相比于他那不动声色中的丰富内容，对一切清晰而有总体把握的客观性，一个人会相形见绌地感觉到自己愚蠢，所受的教育有缺陷，对事情没有把握，头脑混乱。但是，在他思想里这种耀眼的圣光，这种水晶般的透彻中，有某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正如在他那有着最讲究的家具、最美绘画作品的住宅里的感觉一样。他的思想能力是一种天才的创造物，他的住宅如同一座博物馆，在他那座曾经为路易莎王后行宫的贵族式府邸中，那种秩序井然、条理清晰和一尘不染没法让人感到温暖。在他的思想中，总在闪烁着某种洞穿了一切，因而也没有实在质地的东西。我很少能在其他地方比在他这里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犹太人的悲剧：在外表可见的一切出类拔萃之下，满是深深的不安和没有把握。我另外一些朋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智慧不及他的十分之一，在博学与对世界的了解方面不及他的千分之一，但是他们都对自身有着充分的把握。在拉特瑙的身上，我总是更能感觉到：他有着无法测度的聪慧，但是脚下没有根基。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一场冲突，永远有新的对立面出现。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人们能够想得到的一切权力，但是他不要成为他的继承人；他是一位商人，但是他要感觉自己是一位艺术家；他有百万财产，但是头脑里贯穿着社会主义的理念；他感觉自己是犹太人，却以基督教徒来标榜自己；他从国际视野思考，却将普鲁士文化奉若神圣；他对大众民主梦寐以求，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的召见或者咨询又让他倍感荣耀；对皇帝的弱点和虚荣他洞若观火，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虚荣。他那些无间断的各种活动，也许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鸦片，好用来掩盖内心的焦虑，去消灭那种存于内心最深处的寂寞。1919年，在德国军队溃败之后，一份历史重任被指派到他身上：将遭受重创的国家从混乱中带出来，走上重生之路。在身负重任的这一时刻降临之际，他身上那些无尽的潜力终于合并为一股协调一致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这使得他这位富于天才的人，成为一位伟大人物。

拉特瑙充满活力的谈话中所蕴含着的思想上的丰富和明晰，可能只有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才能与之媲美。这些谈话除了让我看到远方，将我的思想地平线从文学扩展到历史以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拉特瑙一点的是：他是第一个建议我走出欧洲的人。“如果您只了解那个英吉利岛屿，您就无法理解英国，”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您不止一次走出我们的欧洲大陆，您也不会理解欧洲大陆。您是一位自由的人，利用您的自由！文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因为在这里匆忙是多余的。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完成无关紧要。为什么您不去一趟印度或者美洲？”这一偶然提起的词汇马上进入我的头脑，我决定马上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印度让我感觉到的不安且沉重，要超出我此前的料想。如此之多让我感到震惊的内容：那些骨瘦如柴的身躯的悲惨处境，那些黑眼睛射出的目光中饱含的了无愉悦的严肃，那里的风光经常单调得可怕，尤其是那些严格的阶级和种族上的分层，在去印度的船上已经开始上演了。我们的船上有两位动人的姑娘，黑色的眼睛，身材修长，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彬彬有礼，待人谦虚而且优雅。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注意到她们远离别人，或者被一种看不见的隔离物将她们和别人分隔开来。她们不去跳舞，不加入谈话，而是坐在一边读英语或者法语书。直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才发现，并不是她们要回避英国社交圈子，而是别人在远离这两位“夹生种姓”，尽管这两位动人的姑娘是一位巴黎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国女人所生的女儿。在洛桑的寄宿学校，在英国的女子家政学校，曾经有两三年她们受到与别人完全平等的对待。但是，在回到印度的船上，她们已经马上就感觉到这种冰冷的社会歧视，看不见，但是其残忍程度一点儿也不因此减弱。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种族纯净狂这种黑死病，它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厄运要甚于真正的黑死病在几个世纪前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

在旅行之初便遇到这两位姑娘，让我看问题的眼光变得锐利起来。我带着一定的羞愧，享受着当地人对欧洲人那种如同对待白种人上帝一样的敬畏（这种敬畏，如今由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早已消失了）。如果一位白人要出门旅游，比如去锡兰的亚当峰，必须要有十二个或者十四个仆人陪同，否则就低于他的“体面”水平。我没法摆脱这种不安的感觉：这种荒谬的关系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内一定会有变化以及彻底的转变，而我们身处舒适安全的欧洲对此还一无所知。由于有了这些观察，我所看到的印度并不是像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所描写的蒙着玫瑰红色的浪漫，而是一种警示。这次旅行在内心教育方面给我带来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壮丽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也不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光，而是我所认识的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和世界，与一名作家在欧洲范围内能认识到的人完全不同。当时的人们还都比较节俭，也还没有像库克旅行社[库克旅行社是由托马斯·库克于19世纪中叶成立的一家旅行社，本部设在伦敦。在20世纪初，库克旅行社为全球旅游业的先锋企业。]组织的这种休闲旅行，因此，那些能去欧洲以外旅行的人，无论他们身处哪个阶层或者社会位置，都可以说是另类之人：如果是一位商人，一定不是眼光狭隘做小买卖的人，而是一位大商人；如果是医生，则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属于探险者那一类的企业家，一定是那种有着胆大、慷慨而无所顾忌的性格；即便是一位作家，也一定是有着比较高程度的精神上的好奇心。当时还没有能提供消遣节目的收音机，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长的白昼和黑夜里，在与这些特殊类别的人进行交往时，所了解到的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得以运转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过读上一百本书的收获。与家乡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同时也让我内心的评判尺度发生改变。在这次旅行回来之后，某些以前我会斤斤计较的小事，会被我认为太小家子气。我再也不会将我们欧洲看成这个世界的永久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结识的人，其中有一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了至今尚无法估量的影响，哪怕这些影响并不显而易见。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后印度的途中，以及在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的船上，我每天都与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夫妇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当时他作为德国武官前往日本履职。他有着挺直的细长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子，他让我第一次见识到德国军队总参谋部军官的非凡素质和内在修养。此前在维也纳时，我自然也与军队里的人有过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热爱生活甚至是满有情趣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因为家境不特别好才逃进军队穿上军装，力图让自己在服役中过上尽量舒适的生活。豪斯霍费尔与那些人正好相反，这让人立刻就能感觉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属于上流社会。他的父亲发表过很多诗歌，我记得好像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在军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被任命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的旧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学了日本语言与诗歌创作。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学术领域，包括军事科学，那么他/她就必须跨出本专业的狭隘范围，与其他一切学科有所接触。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时，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远镜观察各种细节，写日记和报告，研究词典。我难得看到他手里没拿着书的时候。他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我在从和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很多东方之谜。回到欧洲之后，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们互相写信，去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访对方。一场严重的肺病迫使他在达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疗养了一年。离开军队的日子，有助于他转入学术研究领域。病愈之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了军事指挥之责。想到德国的战败，我经常对他怀有同情。他多年来致力于建立德国的国际地位，也许他在自己不为所见的退隐当中也参与打造了战争机器。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曾经在那里赢得了许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获胜者的行列，成为德国的对手。

不久以后，事实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统全面地考虑重建德国地位的人之一。他主编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期刊。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样，一开始我也没能理解这一新兴运动的深层含义。我确实以为，地缘政治学无非是在民族国家的相处中去考虑各方力量的较量。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词——我想这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即这是一种相对的、随着时代而转化的能量，在时间性的周期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主张。豪斯霍费尔提出，应该更精确地研究各民族的个性特征，建立一种具有学术特质的常设性指导机构。当时我也以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以为这种研究只服务于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趋势。我无法肯定断言，也许豪斯霍费尔原本的意图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不管怎样，我兴趣盎然地读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经引用过我的话），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我听到的客观评价，都是表彰他的学术演讲非常有指导性，没有人指责他的理念在为一种侵略性的霸权政策服务，在为旧时大德意志诉求的新形式做意识形态动员。可是，当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自明的音调说：“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感到惊骇了。首先，豪斯霍费尔太太根本不符合种族纯粹这一标准，他的儿子们（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欢）也根本经不住纽伦堡的“犹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思的学者与一位只在最狭隘、最血腥的意义上紧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满腔愤怒的煽动家之间在精神上会有什么直接关联。不过，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曾经是他的学生，是他让两个人建立起联系。希特勒原本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能，能吸收一切对于达到他个人目的有用处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彻底挖掘了“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让它充分为自己的目标效力。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他们能将彻头彻尾的自私权力本能包裹上一层意识形态和准道德的遮羞布。他们使用“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给赤裸裸的侵略意图披上一件哲学的外衣。这个关键词因为其可定义性含糊不清而显得无大妨碍，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种最蛮不讲理的兼并，也可以借助这个关键词得到辩护，来表明它们在伦理上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就这样，这位曾经的旅途伙伴不得不因为自己的理论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背负罪责——希特勒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根本上对他的理论做了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篡改。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位旅途伙伴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希特勒的目标最初只严格地局限于民族国家以及种族纯粹方面，但是通过“生存空间”这一理论，他的政治转化为一个口号：“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全世界属于我们！”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一个简洁有力的表述，由于词语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正如先前大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的统治这一表述，最终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众情感冲动。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里从来没有接受一个显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党员。在他的身上，我一点儿也看不到那种像今天那些善于耍笔杆子的新闻记者那种魔鬼般的“灰色高参”：他们躲在幕后，制订最危险的计划并用这些计划给元首提词。然而，在将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比较窄的国家范围推到更大的普世范围这一点上，他的理论所做的贡献要超过希特勒的顾问当中最无所顾忌之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许，只有当后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献材料以后，他们才能给予这个人物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过后一段时间，我开始了前往美国的第二次旅行。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拥有的未来，这次旅行全无其他意图。我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为数极少的作家去那里，不是为挣钱，也不为做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只是为了做一件事：让自己关于这块新大陆相当模糊的想象与现实相遇。

我的这一设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于将它说出口。美国对我来说，是沃尔特·惠特曼，是跃动着新韵律的土地，是即将降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在远渡重洋以前，我再读一遍伟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涌而来的长诗行，我敞开胸襟带着兄弟一般的宽广胸怀，而不是带着欧洲人常有的那种傲慢踏上曼哈顿。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问我下榻旅馆里的门卫，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因为我想去拜谒一番。这一要求让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陷入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呢。

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有震撼力，尽管当时纽约还不像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的时代广场还没有灯光的瀑布，纽约也还没有城市的梦幻夜空——它们在黑夜中以几十亿个人造星星与真实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辉映。市容和城市交通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大手笔，因为新建筑艺术还不十分有把握地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中进行最初尝试。橱窗陈列和装潢品味上的大胆尝试还只是刚开了一个头。不过，在那座走动会让桥身轻微颤动的布鲁克林悬索大桥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头砌成的峡道周围行走，也足以让人有所发现和兴奋。当然，这么连续下来两三天，兴奋就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激烈的感觉：出奇的寂寞感。我在纽约无事可做，而在当时，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要比在纽约好受些。那里在当时还没有可以在里面消磨上一个小时的电影院，没有小咖啡馆，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艺术品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一切文化活动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欧洲。两三天以后，我已经将博物馆和名胜参观完毕，我就像一条无桨船一样在刮着大风的冰冷街道上打转。我的街头漫游带来的无意义感觉太强烈，最后只好想出一个艺术手段来让这一行动对我更有吸引力，以便战胜这种无意义的感觉。我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剧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在瞎转，于是我假设自己是无数移民者当中的一个，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身上只有七美元。我对自己说，自愿地去做那些别人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设想一下，三天以后你必须自己挣钱糊口；看一看，一个外来人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如何能马上挣来钱！于是我从一个职业介绍所转悠到下一个，琢磨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这里在找一位面包师傅；那里在找一位助理抄写员，必须要会法语和意大利语；还有一个地方在找书店里的助手。最后这个职位对于想象中的我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爬上三层的铁制旋转楼梯，询问那里的工资如何，比较这份工资与报纸上登出来的在布朗克斯区租一间住房的价格。经过两天的“求职”，理论上我已经找到五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样一来，我比在单纯的闲逛中能更好地了解，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对于一位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多少可能性。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也通过从一个介绍所到另外一个介绍所，通过去商店里面试工作来赢得直观的印象：神圣的自由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询问我的国籍、我的宗教、我的出身，而且我是没有护照就去旅行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指纹、签证、警察证明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里有工作在等着人去做，这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没有国家的阻挠性介入，没有贸易联盟的例行手续，在一分钟之内自由合同就已经签署妥当，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传奇了。由于这个“求职”，我在最初几天关于美国所了解的内容要超过后来的几个星期。在那几个星期，我作为一个惬意的旅游者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只是在波士顿，我与查尔斯·莱夫勒（Charles Loeffler）——他曾经为我的几首诗谱了曲——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意外打断了我彻头彻尾的匿名性。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时刻。我在费城的一条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家大书店前停住脚步，至少想在那些作者的名字当中看到我所熟悉的名字。突然之间我被吓了一跳。这家书店橱窗的左下角有六七本德语书，从其中的一本书上面，我自己的名字向我跳过来。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向那里看过去，开始考虑。关于“我”，在这里无人知晓的那个“我”似乎没有意义地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荡，这个没有人会认出来，没有人会关注的“我”，其实已经先我一步来到这里了。书店老板肯定得把我的名字写到一张纸条上，这样这本书才能在十天内越过大洋来到这里。有那么片刻，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消失了。当我在两年之前（1938）再次来到费城时，我一直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寻找这个橱窗。

我已经没了去旧金山的勇气——那时候好莱坞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至少我可以从另外一个地点瞥一眼那向往已久的太平洋。自童年时代以来，那些关于早期世界航海的报告就让我对太平洋神往不已。我当初看到太平洋的那个地点如今已经消失不见，再也不会有凡人的眼睛看到它了：那是当时正处于建设状态中巴拿马运河上最后的小山包。我乘一条小船，绕道百慕大和海地，下行到那里。我们这一代诗人，是受维尔哈伦诗歌的熏陶成长起来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技术奇迹给予的赞叹，正如我们的前辈们对罗马古迹的赞叹一样。但是，巴拿马运河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由机器挖掘出来的河床那种赭黄透过墨镜还能让人感到刺眼，有一种魔鬼般的乐趣，数以亿万计的蚊子在这里飞舞着，它们的牺牲者一排排地躺在墓地里，望不到尽头。这项由欧洲人开始，由美国人完成的工程，让多少人殒命于此！直到现在，在经过了三十年的灾难和失望之后，它才终于完成了。人们还需要最后几个月来完成在闸门上的最后工作，之后只要手指按动一个电子按钮，相隔千万年的两个大洋的海水就会永远地合在一处[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8月15日正式通航，茨威格的美洲之行是在1912年。]。我属于最后那批带着完整而清醒的历史感觉亲眼看见两大洋处于分离状态的人。将美国最伟大的创造性活动尽收眼底，这是与美国告别的一个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