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经经历了十年新世纪，看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我开始怀着一种新的，对世界更有所了解的愉快来看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更热爱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这一时期更相信未来。我们以为看到了黎明的红色曙光，实际上那是近在咫尺的世界火海中的热焰。

今天这一代人在灾难、毁灭和危机中长大，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战争，也许很难向他们描述那种自世纪之初占据我们年轻人心灵的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信任。四十年的和平让各国的经济肌体变得强健，技术给生活节奏加入生机，科学上的发现让那一代人的精神为之自豪。蒸蒸日上的情形几乎在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同时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1905年的柏林与我在1901年见到的柏林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它已经从一国之都变成了世界之都，而现在1910年的柏林又超出原来许多。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无论何时重返这些城市，都会让人感到惊讶和欣喜。街道变得宽敞而阔气，公共建筑变得更加气派，店面更加奢华而且有品位。在所有的物品上，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连我们作家都能从作品的印数上感觉到：在这十年之内，印数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都出现了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比如，拥有卫生间和电话这样的舒适生活，从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所具有的特权，现在也进入了小市民阶层。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者也从底层获得上升，至少能分享一点点生活中的愉快和舒适。到处都在向前。谁敢大胆向前，谁就能有所收获。如果有人买了一座房子，一本珍稀的书籍或者一幅画，他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在升值。企业越大胆，越舍得投入，就越有把握会获得好的回报。这样一来，到处都是一片美好的无忧景象，因为有什么力量能打破这种上升呢，有什么能阻碍这种辉煌呢？毕竟这种辉煌从自身的发展劲头中不断地获得力量。欧洲还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这么富裕、这么美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发自内心地相信未来，除了少数的龙钟老人以外，没有人像从前那样去抱怨现在，去怀念“美好的旧时代”。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城市。由于体育运动、更好的营养、工作时间缩短以及与大自然的内在关联，人本身也变得更美丽、更健康了。在先前，冬天是一个萧索的季节，人们无精打采地在小酒店里打牌消磨时光，或者在热烘烘的屋子里感到百无聊赖；现在人们在山上重新发现了冬天，这里让人饱享阳光，让人心舒肺润，让人感到血脉贲张生机无限。高山、湖泊和大海也不像以前那么遥远了；自行车、汽车和有轨电车让距离缩短，给世界以一种新的空间感觉。每到星期天，成千上万的人身着鲜艳的运动衣乘滑雪板和雪橇从滑雪场上呼啸而下；到处都有新修建的体育馆和游泳馆。尤其是在游泳池里，人们可以最好地看到这些变化：在我年轻的时代，在一群粗脖子、大肚子、塌胸的人群当中，一位真正健壮的男人是少见的，而如今，这些身体柔韧灵活，被太阳晒得黝黑，因为体育而变得修长挺拔的身躯似乎在进行古代的健美比赛。除了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以外，没有人还会在星期天留在家里，整个年轻一代都在徒步漫游、登山或者比赛，他们学会了各种运动项目。度假的人们，已经不像我父母当年那样只到城市的附近或者最多到经典的旅游地盐矿区（Salzkammergut）去参观，人们开始变得对世界感到好奇，想知道别处也都是这类美呢，还是有另类之美。以前只有那些特权人物能看到外国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呢，连银行职员和小企业主也能去意大利或者法国。旅行变得比以前更廉价、更舒适，更重要的是那种新兴的勇气，展现在人们身上的那种魄力，这让人们在徒步漫游中变得更加无畏，在生活中不再那么谨小慎微，那么锱铢必较：对，人们羞于谨小慎微。整个一代人，下决心要更充满青春朝气。与我父母生活的那个世界相反，每个人都以年轻为荣：突然之间，年轻一些的人把胡子刮掉了；接下来，年长一些的人模仿他们，为的是不让人觉得自己年长。保持年轻、富有朝气、不要老成持重，这是当时的口号。女性们脱掉束胸的紧身衣，放弃了太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阳光。她们把裙子改短，为的是能够在打网球时双腿活动更加自如；当她们的丰满之处能让人看出来时，她们也不再为此感到害羞。时装变得越来越合乎自然，男人穿马裤，女人也敢坐在男式马鞍上。人们之间不再互相遮掩、互相隐藏什么。世界不光变得更加美丽了，也更加自由了。

正是我们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所获得的健康和自信，让这种自由也进入社会风习领域。人们第一次可以看到，年轻姑娘们没有女家庭教师的陪同和年轻的男性朋友一起出去郊游、进行体育活动，他们之间是坦诚而有自持能力的同伴友谊，她们不再处处害怕，不再扭捏，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们逃脱了父母出于担心的控制，她们担任女秘书、女职员而自食其力，她们行使自己去安排生活的权利。娼妓这一旧大陆上唯一允许的色情交易行当，明显减少。由于这种更为健康的新型自由，任何形式的男女授受不亲都成了老一套。在越来越多的游泳馆里，那些迄今为止将男女泳池分隔开的厚厚木板被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于让人看到他们长得怎么样。在那十年里，人们重新获得的自由、不受强制、无拘无束，要胜过此前的一百年。

这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节奏。一年，现在的一年里能发生多少事情！一项发明、一个发现之后就紧接着下一个，而且这些又都飞快地成为共同的资源。说到相通性，各国家之间没有比现在更觉得彼此有相通之处了。当齐柏林飞艇[齐柏林飞艇为一种硬式飞艇，以其发明者德国人斐迪南·冯·齐柏林（Ferdinand Graf von Zepplin）而命名。在1900—1940年间，齐柏林飞艇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技术成就，被应用在人力和物品运输方面。]第一次升空那天，我正好路过斯特拉斯堡前往比利时，正好看到它在众人雷鸣般的欢呼中绕着大教堂飞行，好像这悬浮着的巨物要对这千年的建筑物鞠躬致意。晚上，当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时，传来了飞艇在艾希特丁根（Echterdingen）坠毁的消息。维尔哈伦满眼泪水，情绪极端不安。他没有作为一个比利时人对德国发生的灾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是作为一个欧洲人，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一起去感受战胜自然，去经受考验感。当布莱里奥[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eriot,1871—1936），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他是在1909年7月25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驾驶飞机飞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也在维也纳欢呼庆祝，好像他是我们家乡的英雄一样。技术和科学上分秒必争的进步让我们感到自豪，这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欧洲作为一种共同体，一种泛欧洲的民族意识在形成。我们说，如果每架飞机都能像玩一样轻松飞过边境线，那国界变得多么没有意义！那些海关和边防岗哨的设置，显得多么褊狭，多么做作，多么有违于我们所渴望的这个时代的精神，这种明确的纽带和世界大同！这种感觉上的飞升所带来的美妙，一点也不亚于飞机带来的效果。我为每一个没有在年轻时经历过欧洲最后几年信任的人感到遗憾。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并非一无所有，空气自身中带着当时的节拍和韵律。它把这种腾飞无意识地挤入我们的血液，把它引导到我们的内心和大脑当中。在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时代的整体腾飞中吸收了力量，从集体的信心中，个人的信心得到了提升。我们这不知感恩的人类！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托举我们的波浪有多么强大、多么可靠。只有自己经历过那个普遍信任时代的人才明白，从那以后信任的程度就只有倒退，信任的量被蒸发。

这个充满力量的强大世界是多么壮观辉煌，从欧洲的每个海岸涌向我们的心脏。这些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情，也带来了危险，只是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当初那席卷欧洲的自豪与信心之风暴，也携带着乌云而来。也许上升的步伐太快，国家和城市都壮大得太快，而且那种充满力量的感觉也总是引导着人们和国家去运用或者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已经有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它还想要更多，还要再加上一个殖民地，尽管老殖民地已经管顾不过来了，差一点儿就因为摩洛哥而大动干戈；意大利想要昔兰尼加[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一个比较大的省份。]；奥地利兼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德国暂时还没有份儿，但是已经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露出尖牙利爪。欧洲各国都血脉贲张。从前那种富有成果的内部团结理念，现在都在各处同时发展成扩张的贪婪，好像受到了细菌的传染一样。赚得钵满盆满的法国工业界开始向同样满身油水的德国工业界发难，因为两家企业，德国的克虏伯公司（Krupp）和法国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汉堡的船运公司带来高额红利，与南安普敦针锋相对；匈牙利的农民对付塞尔维亚的农民；一家大公司对付另一家大公司。宏观经济上的蓬勃发展让大家日子都好过，人们折腾来折腾去，想要获取更多，更多。如果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思考并来追问自己，为什么1914年会陷入战争，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出于理性考虑的理由，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起因。那次战争不是为了某个理念，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上的小地块。我今天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次战争，也就是说，内在发展动力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这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积起来的结果，现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释放出去。每个国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强大的感觉，但是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每个国家都想要得更多，要从别人的手里拿过来。最糟糕的是，欺骗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最热爱的那种感觉：大家都抱着的乐观想法。每个国家都相信，他们能在最后一分钟将其他国家吓退。于是，外交官们玩起了彼此恫吓的游戏。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阿加迪尔（德语写为Agadir）位于今天摩洛哥南部，是一座靠大西洋的港口城市。]、在巴尔干战争、在阿尔巴尼亚，都是同样的把戏。不过，大协作变得愈来愈紧密，愈来愈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实行了战争税，法国延长了兵役时间。多余的力量最终必然要释放出来，而巴尔干的风向标表明，战争的乌云正在向欧洲的方向移动。

当时还没有出现惶恐，但还是有一种像炭火一样不息止的不安笼罩着我们。每次巴尔干上有枪声响起，我们都会感觉到轻度的不快。难道战争真的要降临在我们身上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那是在争夺什么。慢慢地——太慢了，太迟疑了，我们今天才知道！——反对战争的力量在聚集。那是社会主义党，有几百万人在他们的章程中拒绝战争；有置于教皇领导之下的强大的天主教群体；若干有国际性业务的大公司；有为数不多几个有明见的政治家站出来反对那些背后的战争推手。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当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单枪匹马，既没有结成联合体，也不够坚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惜是那种无所谓的被动样子。由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战争造成的问题及其全部道义上的后果还没能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在当时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从根本上对这一问题做出讨论或者大声提出警告的文字。我们以为做到这样就足够了呢：我们在思想上考虑到整个欧洲范围；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自己的领域（这个领域对时局只能有间接影响）里，我们把超越语言和国家的和平沟通及精神结盟当作理想。恰好是新一代，他们最强烈地主张这种欧洲理念。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周围的一群年轻人，与上一代正好相反，他们拒绝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创作了献给欧洲的伟大诗篇）、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勒内·阿科斯（Rene Arcos）、让·里夏尔·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组织“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后是“争取自由”（Effort libre）文学社。他们是充满激情的战斗先驱，为将要来临的一体化的欧洲而战斗；他们毫不动摇地憎恶那些在战争的苗头中已经显现的军国主义。像他们这样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义上坚定不移的年轻人，在从前的法国很少见。在德国，当阿尔萨斯人的命运被置于两个国家之间时，是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 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诗来表达世界博爱思想的勒内·席克勒（Rene Schickele），充满激情地投身相互间的理解当中；意大利的博尔杰塞（G.A.Borgese）向我们发出了同志般的致意；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国家也不断有人给我们打气。“来我们这里吧！”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让那些想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份子看看，你们奥地利人不想要战争。”啊，我们都热爱这个用它的羽翼托着我们腾飞的时代，我们热爱欧洲！我们都太不加疑虑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会在最后一刻阻止那荒诞的笑话。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诚然，我们没有带着足够的怀疑去观察那些凶兆。可是，作为年轻人的真正意义，难道不就在于要去相信世界，而摒弃对世界不信任吗？我们相信饶勒斯[让·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是活跃的反战主义者，1914年7月31日遭到暗杀。]，相信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组织；我们相信，铁路人在自己的同志像屠宰场动物一样被火车运往前线之前，就会将铁轨炸掉；我们以为，妇女们会拒绝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交给吃人的魔鬼。我们坚信，在最后的关键瞬间，欧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会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们那共同拥有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形成的乐观主义，使得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重视那共同的危险。

况且，我们缺少一位组织者，一位能把在我们身上潜藏的力量有目标地集中到一起的人。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识之士。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生活在我们当中，我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位命运要让他率领我们前行的人。对我来说，能够在最后的一刻还发现他，那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幸运情况之一。要发现他很困难，因为他住在巴黎，却不在那“喧嚣之地”。如果有人想写一本扎实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的话，就不能不去注意这个让人吃惊的现象：当时巴黎报纸上对所有能想到的诗人和作家名人盛赞有加，但是，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却没有被发现，或者他们的名字被置于错误的背景关联当中。从1900年到1904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费加罗报》和《晨报》上提到作为诗人的保尔·瓦莱里，马赛尔·普鲁斯特被看成是沙龙里的小丑，罗曼·罗兰则被当作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都是在快到了五十岁时，荣誉那第一道羞涩的光芒才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最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丰富的城市中，在不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创作出来的。

我有幸及时发现罗曼·罗兰，这纯属巧合。一位俄国女雕塑家在佛罗伦萨请我去她那里喝咖啡，以便给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给我画一张速画像。我四点钟准时到达，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国人，对时间和准点有不同的态度。一位老奶奶——我听说，她曾经是雕塑家母亲的奶妈——把我领到了她的工作室，让我在那里等候。那里的杂乱无章，达到人想象的极限。旁边有四个小雕像，我在两分钟以内把它们看了一遍。为了不虚度时间，我伸手去拿一本书或者说几本散乱地放在那里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记起以前在巴黎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有谁能一直关注这些小期刊呢？它们在全国到处都有，作为生命短暂的理想主义花朵一度出现，不久便消失。我拿在手里翻看，《黎明》，作者罗曼·罗兰，开始读起来，越来越震惊，越来越感兴趣。这位对德国如此了解的法国人，到底是谁呢？很快我就因为这位俄国女士的不准时而对她满心感谢了。当她终于姗姗来迟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她也不太清楚。当我将其余的几册都看完了以后（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识到：这部作品，不是写给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写给所有的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兄弟之爱；这个人，这位诗人，在书里带来了道义上的全部力量：充满爱的见识，以及去获得见识的真诚愿望；经过甄别和沉淀的公正；对艺术那能让人联结的使命有着令人心情激荡的信任。当我们纠结于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辞时，他在静静地、耐心地做着实事：让各民族的人看到他们各自身上最值得珍爱的特殊品性。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识明确的欧洲小说；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邻关系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呼吁。它更有效力，因为它的受众要多于维尔哈伦的赞美诗，而它又比一切小册子或者抗议更有穿透力。一切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所希望、所渴求的东西，都已经在这里被他默默无闻地完成。

我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听他的情况。我总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话：“他学过了，他能教导我们。”我向朋友们问起他。维尔哈伦记得他的剧作《狼群》，是在社会主义者的“人民剧场”演出过的；巴扎尔热特听说过，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学家，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中找到十几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著作，七八部剧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发表的。最后，我寄给他一本自己的书，为的是找到一个关联点。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请我去他那里。一段新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同我与弗洛伊德、维尔哈伦的友谊一样，罗曼·罗兰的友谊也是令我收获最大的友谊，在某些时刻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记住的日子总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强的色度。我至今还能特别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情形。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一座不显眼的房子：走上五层窄窄的楼梯，站在他的门前，就已经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安静。在这里所听到的林荫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声，一点儿也不比那扫过修道院花园中的树木之后，在窗下掠过的风声更响。罗曼·罗兰给我开了门，将我领到他那书籍一直堆到房顶的小书房里。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双特别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看到了我在人世当中见到过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这双眼睛，在谈话中牵动着来自最内在感觉的色彩和热度：在悲哀中它们蒙上一层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时显得深沉；在激动中发出闪光。他的眼边因为读书和熬夜显得微微发红，唯有眼边之间的那对瞳孔奇妙闪亮，带着一种让人受益，让人兴奋的光芒。我带着一点儿恐惧的心情打量着他[这里描述的茨威格与罗曼·罗兰的相识是在1913年。罗曼·罗兰于1910年10月在巴黎遭遇车祸，身体受伤，导致几个月无法工作。出于这一部分原因，他于1912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授的职位，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二人初次见面之时，应该是罗曼·罗兰身体状况非常不佳的时候，所以茨威格“带着一点儿恐惧的心情”去打量他是可以理解的。]：他个子非常高，身体瘦长，走路时有点儿前倾，好像在写字台前度过的无数时光让他的脖子开始弯曲了。他面色惨白，脸上的线条极其分明，看起来更像是生着病的样子。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好像在极尽可能来保护自己的身体能量；他几乎从来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任何躯体上的紧张。直到后来我才惊奇地发现，在他这过着苦行生活的躯体中蕴藏着多么大的耐力，在这些看起来的孱弱之后有着何等强大的精神劳动力！他几个小时伏在那小小的、堆满书籍纸张的写字台上写作，几个小时躺在床上看书，他给那疲倦的身体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或者五个小时，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放松方式便是音乐。他钢琴弹得特别好，那是一种令我难忘的轻柔弹奏，那么爱抚地敲击琴键，好像他不想从琴键中将音调逼迫出来，而是要将它们引诱出来。我以前在小范围内听过马克斯·雷格尔（Max Reger）、费鲁乔·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的钢琴演奏，没有哪位业内名流能像听罗曼·罗兰弹钢琴让我感到收获那么多与心爱大师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识如此渊博，令人自愧弗如。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了解所有国家一切时代的问题。他知道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节拍，即便是加卢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乐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同时，他也充满激情地参与当代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像修士静修室一样简陋的地方，像是摄影机的暗箱一样反映着整个世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享受着与同时代伟大人物的熟识和信任。他曾经是乔治·勒南（Georg Renan）的学生，是瓦格纳家里的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这位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伟人，那著名的《远方来信》就是写给罗曼·罗兰的。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这也总能引发我的一种幸福感觉——一种作为人的道德上的优胜，一种不带有任何骄傲的内心自由。这种自由，是一个强大灵魂自然而然所具备的。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他想尽到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我们现在必须去施加影响，每个人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出发，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到了需要警醒的时候，而且要越来越警醒。那些鼓动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张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进攻性；况且，这些力量背后还有物质利益，他们本来就比我们的力量更无所顾忌。这种非理性已经成形，能看得见了，与之进行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我能感觉到他的悲哀，世间结构的脆弱让这个人遭受双重的打击。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赞艺术的永恒性。“它（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单一的人，”他这样回答我，“但是在对抗现实时，它什么用也没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从中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不要毫无准备、毫无作为地去面对一次欧洲大战。罗曼·罗兰已经提前痛苦地将加固了自己的灵魂，这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在道德上胜出任何人。我们也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经翻译了很多，让人注意到邻邦的诗人；我在1912年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德国，做旅行演讲。维尔哈伦的德国之行变成了象征性的德法关系和睦宣言。在汉堡，维尔哈伦与戴默尔当众拥抱：他们分别是法国和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我替赖因哈德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诚挚、更深入、更令人兴奋。有时候在兴奋之中，我们会飘飘然，以为我们已经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拯救之路。但是，世界很少会在意这些文学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险恶的路上。在那些看不见的摩擦这一电流中，总有火星迸发出来。察贝恩事件[察贝恩（德语Zabern，法语Saverne）是今天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一座小城。普法战争以后，普鲁士在此地驻军。1913年，普鲁士士兵与当地一个法国民众发生争执，引发当地人大规模抗议，普鲁士军方采取了过激的军事手段引发冲突。]、阿尔巴尼亚的危机、蹩脚的答记者问：这些每次总是一个小火花，但是，每一个都有可能引爆那些已经堆积如山的爆炸材料。尤其是我们奥地利人更能感觉到，我们处于不安的核心地带。1910年，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已过了八十大寿。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老人在位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很长久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开始在人们的情绪中蔓延开来：在他过世之后，千年王朝的解体进程似乎是无法遏止的了。在帝国的内部，各民族之间对抗的压力在增加；在帝国外部，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国都在等着瓜分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和法国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国的“人肉材料”上试验自己的大炮产品，就如同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他们的飞机一样。巴尔干战争让我们越来越多地陷入湍流当中。人们总是惶恐不安，又总是能长舒一口气：“这次还没有。但愿永远不会发生！”

以往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重构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重构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容易千倍。它们没有写在官方的事件纪录当中，而更多的是写在细小的个人插曲当中。这是我现在要插入的。说实话，当时我没有相信会发生战争。但是，有两次我却在清醒中看到了战争的影子，这让我的灵魂大为震颤。第一次便是在“雷德尔事件”发生时，这一事件正如历史上所有重要的背景插曲一样少为人知。

我和这位错综复杂间谍戏里的主人公雷德尔上校只是点头之交。我们住在同一城区，只隔着一条小街。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一家咖啡馆里把我引荐给他，当时这位面容和蔼，会享受生活的先生正在咖啡馆里抽雪茄。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彼此打招呼。但是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中为多少秘密所包围着，我们对那些近在咫尺的人的了解有多么少。这位上校外表上与一名普通奥地利军官并无差别，是皇储的亲信：他被委以重任，掌管军队的秘密情报局，并负责破获敌方的谍报机构。1912年，在巴尔干危机期间，俄国和奥地利都在进行针锋相对的部队调遣。现在终于真相大白，奥地利军队最为重要的秘密军情即“进攻计划”被卖给了俄国人。如果是在战争状态中，这肯定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因为俄国人提前了解奥地利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步骤和节奏。这一背叛在总参谋部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雷德尔上校作为最高层的专业人士面临着去找到叛徒的任务，按理说这个叛徒只能出在最小的高层圈子里。外交部对军队部门的能力并不完全信任，这也是典型的各部门之间出于嫉妒而彼此针锋相对的做法，它在没有知会总参谋部的情况下，也展开了独立调查。外交部授命警察局在完成这一任务时除采取其他措施以外，还要对所有来自国外的信件进行检查，根本不要理会保护信函秘密的规矩。

有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Podwoloczyska）寄来的一封留局待领信，其地址是“歌剧晚会”邮箱。邮局打开了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六张或者八张1000奥地利克朗的钞票。这个可疑的发现马上就被报告给警察局了。警察局马上派出一名侦探到邮局窗口，只要有人来领取这封信件，就要将其立即逮捕。

有那么一刻，这出悲剧开始转向维也纳式闲适剧。中午时分，来了一位先生要求取走那封标有“歌剧晚会”信箱的信。邮局窗口的职员马上偷偷地给侦探发出了报警信号，可是侦探正好出去与人小酌。等到他回来时，只好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位陌生的先生已经乘坐一辆出租马车离去，方向不确定。马上，维也纳喜剧的第二幕就开始上演了。在当时，出租马车是非常时尚体面的双驾马车，车夫们觉得自己地位之高，是用不着亲手来擦洗车辆的。因此，在每一个停车的地方，都有一位所谓的“水工”，他的任务便是饮马擦车。所幸这位“水工”记住了刚走的那辆马车的车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局都接到指令，该出租马车已经找到。马车夫还描写了那位先生的相貌，他去了“皇宫”咖啡馆，那也是我总能碰到雷德尔先生的地方。碰巧的是，在出租马车里还找到一把小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小刀来打开信封的。侦探马上赶到了“皇宫”咖啡馆。他所描述的那位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不过，侍者非常肯定地说，这人肯定就是他们的老主顾雷德尔上校，他刚刚回克罗姆塞尔旅馆（Hotel Klomser）去了。

侦探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了。雷德尔上校，奥地利军队的最高情报长官，同时也是被俄国参谋总部收买的间谍。他不光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现在人们也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为什么近年来由他派出的奥地利间谍在俄国不断地被逮捕、被判刑。一阵狂乱的电话联系开始了，最后电话终于打到了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那里。一位曾经目击这一场景的当事人向我讲述说，他在听了几个词以后，脸惨白得如同餐桌桌布一样。电话也打进皇宫，一次又一次地磋商。现在怎么办？警察方面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跑了。当他想再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吩咐看门人一件事情时，侦探不动声色地向他走过来，拿出他的小刀客气地问道：“上校先生没有把这把小刀忘在出租马车里吗？”在这一刻，雷德尔知道自己败露了。不管他去哪里，都能看到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脸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再回到旅馆时，两位军官跟在他身后，随他进入了房间，将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在这期间，宫廷里已经决定要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了结奥地利军队中如此不光彩的事件。直到夜里两点，两位军官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房间的门前走来走去。然后，从里面传来了一声枪响。

第二天，各家晚报上登载了简短的讣告，哀悼这位突然去世、功绩不凡的军官雷德尔上校。但是，整个的追捕过程中有太多人卷入，所以这个秘密无法被严守。人们一点一点地获知一些细节，从心理学的角度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释。雷德尔上校有同性恋的倾向，他的上司和同事对此一无所知，多年来他便落入敲诈勒索者的手中，最终将他逼向这条绝望的逃亡之路。整个军队都震惊了。大家都知道，在发生战争时，他一个人的行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地利王朝将因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奥地利才明白，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战争离我们如此之近，近到我们都能听到它的呼吸。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战争的阴影如鲠骨在喉。碰巧第二天我遇见了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a von Suttner），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勇气的、了不起的卡珊德拉。她是出身社会最高层的贵族，早年在波希米亚的家族宅邸附近看见过1866年战争带来的惨状。她带着像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一样的激情，认为自己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使命：要阻止第二次战争，阻止任何战争。她写作了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组织了无数次的和平集会；她人生中的最大胜利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为了对他的炸药造成的灾难进行补偿，设立了旨在推进和平及国际理解的诺贝尔奖。她情绪激动地向我走来，平时说话那么平静，那么祥和的她在大街上就大声地喊：“人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又一次把什么都在我们面前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什么也不做，你们这些年轻人？这跟你们尤其有关！你们要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别总是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做这些，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我告诉她自己要去巴黎，也许真的可以尝试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为什么只是‘也许’？”她催促着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机器已经开动了。”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颇费周折才让她平静下来。

恰好是在法国，我经历的第二个个人插曲让我想到，这位在维也纳没有太被人当一回事儿的老太太是多么有远见地看到了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插曲，但是对我来说尤其印象深刻。我在1914年的春天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图兰（Touraine）几天，凭吊达·芬奇的墓地。我们沿着风和日丽的卢瓦河岸漫步，到了晚上真心感到疲乏，于是我们决定到没有太多热闹的城市图尔（Tours）——以前我去那里瞻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去看电影。

那是一家小小的郊区电影院，与那些由铬和闪光玻璃装潢起来的新时代豪华设施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只有一个改建的大厅，里面都是小人物，有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老百姓，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尽管电影院里禁止吸烟，他们还是向污浊的空气里再吐出斯卡费拉蒂（Scaferlati）牌和卡波拉尔（Caporal）牌散装烟的蓝色烟雾。银幕上首先放映的是“世界新闻”：英国的划船比赛，人们在说说笑笑；然后是法国的军队检阅，这时人们仍然没有太在意；然后是第三个画面：德国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一下子就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相当熟悉的丑陋的维也纳西站的站台，上面站着几个警察，正在等待一辆列车。然后是一个信号：年迈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银幕上出现的老皇帝，已经有些驼背，沿着仪仗行列走过时步伐也有些不稳，图尔人对这位白胡子老先生还是发出了不无善意的笑声。接下来画面上有一辆火车开进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车厢。包厢的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走出来：八字胡高高地上翘，身着奥地利的将军制服。

就在威廉二世在画面中出现的这一时刻，这个昏暗的空间中突然临时爆发出一片疯狂的口哨声、跺脚声。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骂，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本人似的。这些性情愉悦的图尔人，对政治和世界的了解超不出当地报纸上写的内容，但是在那一秒钟却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感到不寒而栗，直到心底，因为我能感觉到，通过这么多年的仇恨宣传，这种毒害已经多么深地进入人们的内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并非恶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经被鼓噪得那么仇恨皇帝、仇恨德国，哪怕一个在银幕上快速闪过的画面都能引起这样的爆发。那不过是一秒钟，就一秒钟。当另外的画面出现时，一切都被忘记了。人们现在看着喜剧电影开怀大笑，高兴地用手拍打着膝盖，发出声响。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但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严肃的危机四伏的时刻要想煽动起民众有多么容易，哪怕有那么多致力于民族理解的尝试，哪怕我们自己也在为此努力。

整个晚上我心情沉重。我无法入睡。如果这发生在巴黎，我也同样会感到不安，但是不会这么震撼。仇恨已经传播到外省，侵蚀到善良而天真的百姓，这让我感到战栗。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这个插曲讲述给朋友们。他们大多没有太当一回事儿：“我们法国人当初多么嘲笑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盟。你不了解法国人，他们对政治不深入考虑。”只有罗曼·罗兰不这么看。“民众越天真，就越容易去左右他们。自从庞加莱[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1913年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和总理，1913—1920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他在1914年前往俄国访问。著名的数学家、法兰西院士昂利·庞加莱是其堂兄。]当选以来，情况就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关于那个夏天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我们也谈了好长时间，罗曼·罗兰对此的态度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怀疑。“一旦部队动员令贴出来，还能有多少人抗得住，谁知道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敏感、大众歇斯底里的时代，这在战争中产生的暴力是无法预见的。”

可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担忧的时刻飞快过去，就如同蜘蛛网在风中消失一样快速。我们虽然时不时地想到战争，但是并不比想到死亡的时候多——二者都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也许会在很遥远的将来。在那些日子，巴黎太美，我们自己太年轻，太幸福。我今天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迷人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人王子”（prince de poetes）这一称号，我们故意推举出一位“思想者王子”（prince des penseurs），一位老实巴交、头脑有些简单的男人，他让大学生隆重地将自己领到“先贤祠”中罗丹的那幅雕像作品前[罗丹的经典性雕塑名作《思想者》自1906年起进入“先贤祠”。]。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一样在诙谐讽刺的宴会上大吵大闹。那正是树上花开的季节，轻盈的空气中有甜甜的味道。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谁还愿意去想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朋友间的友谊比以往更加深厚，而且是在异国——在一个“敌对的”国家——赢得了新朋友；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忧无虑；人们因为自己的无忧无虑而热爱这座城市的无忧无虑。我在最后的几天里陪同维尔哈伦去了鲁昂，他在那里有一场演讲。我们夜里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闪光：这样纤柔的奇迹，应该属于某一个“祖国”吗？它难道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就在那同样的地方，两年以后他被自己歌颂过的机器碾得粉身碎骨[1916年11月，维尔哈伦在鲁昂火车站遭遇交通事故，他在试图登上一辆已经开动的火车时，不幸跌落，被火车碾压身亡。]。他拥抱我。“8月1号，在我的卡佑基比克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去他的这个庄园拜访他，和他一起一字一句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今年就不这样做呢？我不带任何忧虑地与其他朋友告别，与巴黎告别，那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伤感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那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计划很明确。现在要回到奥地利，避居在乡下什么地方，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有所进展（五年以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这样我就完成了《三大师传》，我要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三个伟大国度里各自最伟大的小说家。然后，去维尔哈伦那里。也许，冬天我就可以完成那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去组建一个致力于思想沟通的小组。三十二岁这一年，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坦和光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世界显得如此美丽而又富有意义，正如一枚珍贵的果实。我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当下，因为它更出彩的未来。

可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发出了一声枪响。在这枪声中，那个我们曾经在其中受教育、成长和栖身的充满安全感和创造理性的世界，正如一只空陶罐一样，被击得碎成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