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那场席卷欧洲大地的灾难，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那些日子，我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小城巴登（Baden）度过的。贝多芬就喜欢将这里选为夏居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这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就是想将这一整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这个夏天余下的时间，我打算去那位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乡下别墅。在巴登，不必离开小城就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那美丽的、起伏的森林，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毕得迈雅”风格[“毕得迈雅风格”（Biedermeierstil）指的是在1815—1848年间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和艺术，其基本主旨是强调小市民的生活舒适，体现为对大自然的理想化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在文学、音乐、戏剧建筑以及家具、室内装饰、服饰等方面形成一套独特的风格。在民居建筑方面，以典雅和外形朴素为特征。维也纳附近的巴登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消夏之地，是“毕得迈雅风格”建筑的重镇。]的低矮房屋之间，这些房子还保留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人们到处都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和餐厅，与那些兴高采烈的疗养客待在一起，在疗养公园里参加花车庆典，或者去寻幽于寂寞的小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乐兴趣。

6月29日是圣人“彼得和保罗纪念日”，这一天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从来都是节假日。在头一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游客从维也纳来到巴登。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高兴地、无忧无虑地聚集在疗养公园来听音乐。那天真是让人感到舒适愉快，栗树上方的天空一片辽阔，了无云朵，真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日子。大人和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们已经觉得这首个仲夏节日已经为整个夏天做出了预言：舒适的空气，满眼绿色，让人能够忘掉平日所有的忧虑。我坐在疗养公园中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读书，今天我还知道当时自己读的是什么书：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j）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专注入神。不过，树间的风、鸟的鸣啾和疗养公园里的音乐还是能同时进入我的意识当中。我能清楚地听到旋律，同时还能一点儿也不受打扰，因为我们耳朵的适应能力如此之强，一种持续的声音，一条轰鸣的大街，一条潺潺水流的小溪在几分钟以后就完全融入我们的意识当中。反倒是只有出其不意的节奏上的停顿，才会让我们竖起耳朵来。

当演奏当中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阅读。当时乐队演奏的是什么曲目，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感觉音乐一下子就停住了，我本能地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人群原本差不多如一个流动的浅色块在树间徜徉，现在似乎也有所改变。他们也都突然之间停在自己的动作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演出场地音乐亭子。这也很奇怪，因为这里的音乐会一般都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一定有什么原因。我走近一些才注意到，人们在音乐亭子前面东一伙儿、西一伙儿地聚在一起，个个神色紧张，挤着看一条刚刚贴出来的告示。几分钟以后我知道了，那是一份急电：弗朗茨·斐迪南王储陛下及其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队的途中，遭遇政治谋杀殒命。

知道这一刺杀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传递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请允许我诚实地说出真实情形：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到特别的震惊或者痛苦，因为王储一点儿也不招人待见。我还记得在我很小时，当皇帝唯一的儿子、皇太子鲁道夫（Rudolf）某一天在马耶尔林宫（Mayerling）被发现遭到枪杀时的情形。当时全城人都悲恸万分，大街上人多得不可思议，人们蜂拥着争相看一眼灵柩，竞相表达对皇帝的同情，对这桩不幸所感到的震骇。这是皇帝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人们把他看成哈布斯堡皇室里最进步的人，在为人方面最招人喜欢，最值得期待，却不幸英年离去。弗朗茨·斐迪南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正好缺少那种要想在奥地利真正讨人喜欢所需要的无比重要的特质：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我经常在剧院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身躯魁梧，目光冰冷而僵硬，一次也不向观众投出友好的一瞥，或者用真心的掌声来给演员以鼓励。人们从来也看不到他笑，没有哪张照片上能看到他有放松的姿势。他不懂音乐，不懂幽默，他的王妃看人的目光也同样那么不友好。在他们两个人的周围，空气像铁一样生冷。人们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人们也知道，老皇帝从心里恨他，因为他有王储想上位的那种急不可耐，又不知道策略地将其掩盖起来。我几乎都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粗脖子，有着冰冷而僵硬目光的人，早晚会出什么事。有这种预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的人遍及全国。因此，他被谋杀的消息没有带来很深的同情。两个小时以后，在人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有深重悲哀的迹象了。人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到晚上餐馆里又开始演奏音乐了。在这一天，很多奥地利人会静静地松一口气：皇位继承人这个位置终于给备受人们喜爱的年轻的卡尔公爵让出来了。

第二天，各家报纸理所当然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刺杀事件的愤怒。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事件会引发针对塞尔维亚的政治行动。让皇室感到头疼的是这一死亡带来另外一种忧虑，那便是葬礼仪式。以弗兰茨·斐迪南的王储身份，尤其是他在为皇室履行公务之时遇害身亡，按理说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皇室墓地（Kapuzinergruft），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历代葬所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与皇室进行过长时间愤怒的抗争之后终于与一位肖台克女伯爵（Gräfin Chotek）结婚。她也出身于高级贵族之门，但是按照哈布斯堡家族几百年的秘密家法，她与王储并不门户相当。在重大仪式场合，其他大公王妃都要求自己的待遇要优于这位其子女没有皇位继承权的皇储妃。即便面对死者，宫廷的傲慢也不会有丝毫退让的。怎么？一位肖台克女伯爵入葬哈布斯堡皇室墓地？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发生！于是，大肆的计谋活动开始了。女大公们川流不息地去老皇帝那里说项。一方面普通百姓被要求公开地表示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宫廷里却在上演一场激烈的敌意较量。像通常的情况一样，死人反正是没处去说理的。典礼官编造出一种说法：死者生前曾经表达的愿望是，让自己在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阿尔茨台腾（Artstetten）入土为安。以这样一个假装尊重死者遗愿的借口，公开的遗体告别、出殡等一切仪式以及所有相关的尊卑之争也就都悄悄地压下来了。两位谋杀遇害者的灵柩被静静地运往阿尔茨台腾，并在那里得到安葬。永远爱看热闹的维也纳原本把这也当成一个大好机会，现在已经开始忘记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毕竟，维也纳人经历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皇太子的暴力惨死，以及皇室成员各种丑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老皇帝会孤独而不可撼动地经受住发生在家庭中的种种磨难。再过几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这个名字和形象就将会永远从历史中消失。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突然开始争论起来。与此同时，争论的调门越来越高，让人感到这一切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被指责曾默许谋杀行为，而且这种指责差不多也算明确表示：奥地利不能对刺杀如此深受爱戴的皇储伉俪的事件就此善罢甘休。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个公众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但是没有人想到战争。无论银行、商店，还是私人生活，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轨道。这种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说到底争吵的就是几个由塞尔维亚生猪出口而牵出来的贸易合同。我准备出发去比利时的维尔哈伦那里，箱子已经装好，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躺在棺材里的皇储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还从来没有过这么美的夏天，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更美：我们全都无忧无虑地张望着世界。我还记得，在巴登的最后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园散步，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这样的夏天，我们很久没有过了。要是一直这样，我们的葡萄酒可要好过任何年份。人们会记住这个夏天的！”

可是，这位穿蓝色酒窖工装的老头不知道，他说出来的是多么残酷的千真万确之语。

在奥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海滨小浴场勒科（Le Coq）这里，也到处都是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每年夏天，我在去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以前，都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享受度假乐趣的人们有的躺在沙滩上的彩色凉篷下，有的在海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平台上跳舞。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能听到很多人在讲德语，毗邻的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游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时海滩来度假。打扰人们休闲的唯一因素是报童：为了更好地兜售报纸，他们大声喊着巴黎报纸上吓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在准备战争动员》。我们可以看到，买报纸时人们脸上的表情怏怏不乐，但总是持续不了几分钟。多年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外交上的冲突总是在局势变得严峻前的最后一分钟还能够幸运地得到解决。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呢？半个小时以后，就能看到这些一度心情沉重的人又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水里扑腾了。风筝在空中飘升，海鸥在天上盘旋，太阳仿佛在含笑，给这和平的大地送来光明和温暖。

可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危险性越来越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下来是塞尔维亚方面支吾搪塞的答复；奥地利皇帝和德国皇帝之间电报频仍，此后便是几乎无法掩盖的军事动员。我差不多没法还待在这个狭小偏僻的地方，我每天乘有轨电车去奥斯坦德，以便得到更多的消息。消息越来越糟糕。人们还能在海里游泳，旅馆仍然是满的，为消暑而来的客人们仍然在海滨平台上散步、说说笑笑。但是，突然之间有新东西加入其中。比利时的士兵突然出现了，平时他们是从来不到沙滩上来的。机枪放在狗拉的小车上——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正和几位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还有诗人费尔南·克罗默林克（Fernand Crommelynck，1886—1970）。我们下午去拜访了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特殊、离群索居、内向的人。他为自己给军乐队写的几个糟糕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短舞曲产生的骄傲感，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油画作品——那些作品有着了不起的构想和斑斓的色彩。他让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原本是他不太情愿的。一想到有人会买下他的画，就让他感到别扭而压抑。这些朋友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是能将这些画高价卖出去，同时他又可以保留它们，因为他对于钱和对于自己的每一幅作品的贪恋程度相同。每次当他不得不交出一幅画时，总会有那么几天陷入绝望当中。这位天才的贪财鬼的种种乖僻举动，让我们感到开心愉快。这时有一队士兵带着用狗拉着的机枪从我们前面走过，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去抚摸狗，这让陪行的军官特别生气，他担心允许人们对一件作战物品表示出喜爱之情会损害军事机构的尊严。“这样愚蠢地走来走去是要干什么？”我们当中的一位小声嘀咕。但是，另外一位马上激动地回答说：“必须未雨绸缪。就是说，在战争情况下，如果德国人从我们这里突破的话。”“绝不可能！”我带着真诚的信心说，因为在那个旧世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你们也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朋友也不让步。他说，如果在比利时有这样的军事安排，那就一定事出有因。早在几年以前，就有传闻说截获了德国参谋总部的一份秘密计划：尽管有各种承诺条约，一旦进攻法国的话，德国就会从比利时突破。但是，我也没有让步。我觉得这简直荒谬透顶，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悠闲愉快地享受着这个小小的中立国的地主之谊，另一方面却要在边境上驻扎严阵以待的军队。“无稽之谈！”我说。“如果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的话，你们可以把我吊在这个路灯杆上！”我今天还得感谢这些朋友，他们没有真按照我的话去做。

但是，形势危急的7月最后几天接踵而至，每小时都会有一个跟其他消息相矛盾的新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谋杀。人们能感觉到，情势变得严重起来了。一道恐惧的冷风一下子就把海滩扫得空空荡荡。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涌向火车站，甚至连最不相信坏事会发生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就马上买了一张离开这里的火车票。那真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因为那列从奥斯坦德开出的快车已经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了。我们站在过道里，非常紧张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说话。没有人愿意安静地坐下或者读书，每到一站都有人冲出车厢去打听新消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总会有那么一只决绝的手，还能将这已经脱缰的命运再拽回来。人们还不相信会有战争，也不相信比利时会被入侵。人们无法相信，因为他们不想相信这种发了疯的笑话。火车渐渐离边境线近了，我们进入了韦尔维耶（Verviers）车站，比利时的边境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应该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境内第一站赫尔倍施塔尔（Herbesthal）的中途，突然在没有车站的地方停住了。我们挤入车厢过道处，到窗口边。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一列火车迎面开过来，敞篷的车厢，上面盖着帆布，我觉得我认出了帆布下面吓人的大炮形状。我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向前线开拔。但是，也许这只是一种保护措施，无非是以战争动员做恐吓手段，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在身处危险的时刻，意志还会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终于有了“通行”的信号，车轮又向前滚动，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门的台阶，打算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最新消息。但是，火车站被军队接管了。我正准备进入候车室，一位白胡子铁路职员站在关着的门前神情严厉地说：谁也不许进入火车站。但是，从那被小心遮挡起来的门玻璃之后，我已经听到了军刀轻微的碰击声，以及枪托触在地上的声音。毫无疑问，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德国违背所有国际法，进攻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登上了列车，火车继续行驶，开往奥地利。现在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在驶向战争。

第二天早晨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贴着告示，宣布了全面的战争动员。火车上挤满了刚入伍的新兵，彩旗飞舞，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整座城市陷入一种沉醉状态。最初对这场战争的惊骇，转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这是一场没有人想要的战争，民众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们本来在以此玩弄手段、虚张声势，却没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组成了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彩旗、彩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在志得意满地行进着，他们面容灿烂，因为人群在向他们欢呼致意，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时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欢呼致意的。

实话实说，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大众最初的情绪爆发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些很不容易摆脱的东西。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这种感觉在和平时期他们原本能更好地感觉到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召唤，将渺小的“我”融入沸腾的大众当中，清除一切自私杂念。在这短暂的时刻，奔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一位邮局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写员、鞋匠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为英雄，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位穿上军装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经提前用“英雄”这个浪漫的名字充满敬意地向他们致意。他们认可那自己并不了解的权力，而这权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拎出来。在这过于兴奋的最初时刻，纵然是母亲的悲伤、妻子的恐惧都羞于有自然感觉的流露。也许在这种狂热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种惊涛骇浪如此凶猛、如此突然地向人类袭来，它表面上泛着泡沫，它将人形动物身上那些昏暗的、无意识的原驱动和本能推到上面来。这种诉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称为“对文明之厌恶”的大发作：人们要有那么一次契机，去冲破市民社会的法律法条，让最原始的嗜血本能尽情放纵。与这种狂热掺和到一起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献祭的欢娱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然轻信，旗帜与爱国主义言辞的巫术魅力。有那么短短的一刻，这种无法想象的，几乎用言词无法描述的千百万人的如醉如痴，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种狂野的，几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

今天这些只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轻一代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为什么1939年的大众没有和1914年那样的兴奋？为什么他们只是严肃而决绝、沉默而听天由命地听从指使？这次的战争和上次的不是一样吗，按说在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还是为了更神圣，更高级的目标，这是一场争夺理念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境线或者殖民地？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我们1939年的世界上，已经不像1914年那样有那么多幼稚天真的轻信。当时的民众还不假思索地相信他们尊奉的权威，在奥地利没有人会想到：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受尊崇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会在自己八十四岁的高龄向他的子民发出战斗号召；在没有邪恶、狡猾、凶残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之时，他还会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牺牲。德国人也都读到了皇帝写给俄国沙皇尽力争取和平的电报。人们对“上层人物”、对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他们的判断和诚实怀有极大尊敬，这一想法还占据着普通人的头脑。如果有战争发生，那一定是违背了本国政治首脑的意愿的；他们自己不可能有责任，整个国家没有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肯定是在敌对方的国家里，这些犯罪之人，这些战争的推动者。人们拿起武器，这是自卫，针对那些有坏蛋行径的卑鄙敌人，因为他们无端地侵入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1939年，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人们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对本国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本国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经消失了。自从看到他们在凡尔赛如何出卖了长久和平的可能性，人们开始鄙视外交手段。各民族还都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客在解除军备、废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样无耻地欺骗了自己。从根本上说，在1939年，人们不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存有尊重，不会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会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议——“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以来，人们就完全不再相信张伯伦的深谋远虑；在意大利、德国，民众满是恐惧地看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驱赶到哪里去？当然，人们不能抗拒，这关涉到祖国，于是士兵们拿起了武器，于是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从前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没有了。人们服从，但是不再欢呼；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再梦想成为英雄。整个民族以及单个的个体都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牺牲品而已，坑害他们的要么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么是难以理喻的、险恶的命运之力。

可是在1914年，在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大众对战争哪里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了解战争，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那是一个传说，正因为战争的遥远，这又让它变成英雄的、浪漫的。他们仍然透过教科书或者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来看待战争：军服光鲜的骑兵进攻令人眼花缭乱，致命一枪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脏，整个军队开拔就是一场无往不胜的凯歌进军。“圣诞节我们就回来了！”1914年8月的入伍新兵笑着对他们的母亲喊道。谁在乡村和城市里还能回忆起“真正的”战争？最多还有那么几位老人参加过1866年反对普鲁士的战争，而当初的敌人这次成了同盟者。那是一个多么速战速决，不那么血腥，年代久远的战争！整个出击就三个星期，没有很多牺牲就结束了，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游，一次充满阳刚之气的狂野冒险：在一些头脑简单的男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就被描绘成这样的画面，年轻人甚至诚心诚意地不愿意错过生活中这令人激动的美好场景。他们因此激动不已地挤向募兵站的旗帜，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往战壕的火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血管里都涌动着这狂野的、燃烧的血流。1939年的这一代已经知道什么是战争。他们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的，而是野蛮的；他们知道，战争会一年年持续下去，那是一段任何代价都无法补偿的生活；他们知道，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会佩戴橡叶勋章，身披彩色绶带，而是在战壕或者营地里度过几个星期，身上长满虱子，渴得半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时，就可能被远处发射的枪炮打得碎尸万段。人们从报纸上、电影里提前知道那些新型魔鬼技术的灭绝手段：巨型坦克会将所到之处的伤员碾成肉酱，飞机会将尚在床上的妇女儿童炸得血肉横飞。人们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战争由于那没有灵魂的机械化，会比人类历史上此前的任何战争更邪恶，更野蛮，更无人性。1939年的这一代人当中，没有人会相信战争有上帝所愿的正义性；更为糟糕的是，人们也不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长久性。人们还能很清楚地记起上次战争带来的一切失望：战争带来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满足；是饥馑、通货膨胀、革命、公民自由的丧失、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崩溃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信任全无。

这带来了区别。在1939年的战争中参加战斗，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这关乎自由，关乎去保存一种道德财富。为一种意义而抗争，这让人们变得坚强，变得矢志不移。在1914年的战争中，人们对战争的真实还一无所知，战争还服务于人们的痴心妄想，人们还梦想着一个更美好、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仅仅是妄想，而不是有所知，才让人们感到幸福。因此，当时的牺牲者们才沉醉着、欢呼着走向战壕，他们身上带着花环，钢盔上带有橡叶徽记，大街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如同过节一般。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陷入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绝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能明察秋毫，那完全是因为我到那时为止的生活方式。两天以前我还在“敌对国”，因此我完全确信无疑，比利时的大多数民众与我们自己的国人同样热爱和平，同样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在世界主义的理念当中生活了太长时间，无法在一夜之间突然开始憎恨另外那个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国一样。我多年以来就对政治有着不信任，而且正好是最近几年在与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可能发生战争是多么非理性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注射过不信任疫苗来预防爱国主义狂热。我对这场战争之初的高烧发作有所准备，但仍然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欧洲有必要统一”这一信念因为一场兄弟间的争端发生动摇，而导致这场争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巨头。

在内心里，我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不容易。尽管我才三十二岁，不过暂时还没有服兵役的责任，因为我在所有的服役检查中都被认为不合格，当时我已经为此感到真心高兴。首先，这种被拒绝让我节省了一年愚蠢的服兵役时间；再说，在20世纪还去学如何使用杀人武器，我认为那是与时代相背离的事情。带着我这般信念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这在奥地利（与在英国不同）会面临着最严重的惩罚，这的确要求一个人在灵魂上有受难者的坚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这种英雄因素，我一点儿也不羞于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的本性态度总是去回避一切危险情境，而且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受到责备也不光是在这次——这次我受到指责也许是对的。在另外一个世纪里，当时的人们对一位我高度敬仰的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也经常做这样的指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作为一个还相对年轻的人一直等下去，等到自己被人从昏暗角落中挖出来扔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那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具有煽动性的事去做。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任职的高级军官，能让我受雇于那个机构。我的工作跟图书馆有关系，我的外语能力对工作有用，或者给某些要向公众发布的消息做些语言上的修改。当然，我也愿意承认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这似乎是很适合我个人特点的工作，远胜于去拿刺刀扎进俄国农民的肚肠。不过，对我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在这个不很紧张的工作之后，还有时间从事另外一个工作。对我来说那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致力于未来的相互理解。

比对官方保持一种合适态度更难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我们作家大多没怎么受过欧洲的教育，完全在德意志视野中生活，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举，便是去加强民众的兴奋，用诗歌形式的呼吁或者学术性理念去给所谓的战争之美奠定基础。几乎所有的德国作家，尤其是豪普特曼和戴默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如同古代日耳曼的说唱诗人一样，用诗歌和鲁内文符号来激发那些冲锋陷阵的斗士对死亡的兴奋之情。令人震惊的是，在铺天盖地的诗歌中到处用“战争”（Krieg）与“胜利”（Sieg）、“困境”（Not）与“死亡”（Tod）来构成韵脚。作家们隆重地发誓，再也不愿意跟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有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在一夜之内就否认英国文化或者法国文化曾经存在过。面对德意志的本质，德意志的艺术和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英法都变得微不足道或者毫无价值。学者们的鼓动更为登峰造极。突然之间，好像哲学家们除了将战争解释为一场“百炼成钢”，能有效地让民众的力量免于变得僵硬以外，就没有其他智慧可谈了。和学者站在一起的还有医生，他们把假肢吹嘘得天花乱坠，让人恨不得都有兴趣把自己的一条腿截下来，以便用这种人造的支架来代替自己健康的腿。各教派的牧师也不甘落后，一起加入这场大合唱当中。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是在听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乱舞。同样是这伙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以前，还让你敬仰他们身上的理性、建设性的力量、人性的态度。

但是，这种疯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大多数人，由于岁数太大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加军队的活动，诚恳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东西，让他们愧对这一语言，因而也愧对“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人民”效力，让他们能听到想听到的内容：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只在他们这边，非正义完全在敌人那一边；德国会取得胜利，敌人会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在背叛诗人的真正使命：诗人是人类普遍人性的守护者、保卫者。当最初的兴奋烟消火灭之后，他们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觉到自己言辞里那恶心的苦味。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评价哪个人鼓噪得最狂野，他们就这样在疯狂大合唱中唱着、喊着。

在这种真诚而荒唐的狂热中，我觉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事例，无过于恩斯特·利骚（Ernst Lissauer，1882—1937）。我跟他很熟悉。他创作一些短小精练、有棱有角的诗歌，是我能想起来的性情最愉快的人。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时，我不得不紧闭双唇，才能藏住笑。在读了他那些洗练的德语诗歌，那些特别追求简洁的诗歌以后，我不由得将这位年轻的抒情诗人想象成一个身材细长、瘦骨嶙峋的形象。可是，走进我房间的是一个摇摇晃晃、身材像桶一样粗的人，双下颌上是一张愉快的脸，一位胖乎乎的矮个子，因为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而滔滔不绝，说话磕磕绊绊，完全沉湎在诗歌当中，没有什么力量能让他停住，他总是一次一次地重复引用自己的诗歌。尽管有这一切的可笑之处，人们还是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热心，对同伴讲义气、诚实，对艺术有一种几乎魔鬼般的献身热情。

他出身德国一个殷实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学受过教育，他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式的犹太人，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程度最强的犹太人。除了德语以外，他不会讲任何一种活语言，也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国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对他来说，什么东西越是德国的，便越能让他兴奋。约克[约克（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普鲁士陆军大元帅。在1813年抵抗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中，他指挥的部队在易北河畔的瓦腾堡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1814年，普鲁士国王给他颁发了大十字勋章，并授予冯·瓦腾堡伯爵的贵族称号。]、马丁·路德、施泰因[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普鲁士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的题目，巴赫是他的音乐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绵一样，却能将巴赫的曲子弹得出神入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的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语。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个最虔诚的德国人更相信德国。

战争一爆发，他是第一个急急赶往兵营，报名去当志愿兵的。我能想到，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发笑的。他们立刻把他打发走了。利骚感到沮丧。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力。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陆军报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实。他相信自己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最坏的罪犯就是那个狡诈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 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是柏林中心的一条街道，普鲁士的许多政府机构坐落在那条大街上，在修辞上被用作“帝国政府”的同义词，直到1945年。]刻意展示的那样。他在诗歌《憎恨英国之歌》中找到了表达“英国是反对德国、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感觉的方式，这首诗——我手头没有它的文本——以坚硬、简洁，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挑拨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会原谅英国人的“罪行”。很快，这首诗就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过煽动仇恨来达到某种目的是多么容易（这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矮个子犹太人还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这首诗就如同一枚炸弹落进了弹药库。还从来没有一首诗，甚至《守卫莱茵河》，能如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国之歌》一样如此广泛地传播开来。德国皇帝非常高兴，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所有报纸都转载这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读给孩子们听；军官们出现在前线，将这首诗朗读给士兵们，直到每个士兵都能把这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这还不算完呢。这首小诗被配上音乐，扩展成合唱，在剧院上演。不久，全德国七千万人口当中就再没有一个人不能从头到尾背诵这首《憎恨英国之歌》。再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首诗，当然，人们的热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得到了一位诗人在这次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当然，这种烈焰般的荣誉，后来也如同涅索斯的衬衣[“涅索斯衬衣”，意为带来灭顶之灾的礼物。故事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半人半马的涅索斯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他的血中还有死亡之毒。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出于嫉妒让他穿上浸满涅索斯血液的衬衣，他感到浑身剧痛，也无法脱掉衬衣，最后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在他身上烧起来。战争刚一结束，商人又开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开始真诚地希望达成理解。人们尽一切努力，否认这首诗，人们不要与英国形成永久性的敌对关系。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人们将那位可怜的“憎恨者利骚”指斥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个人对这疯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发作负责，而1914年的真实情况是，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参与了。那些在1914年对他欢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在伙伴们当中他一露面，就会出现难堪的沉默。这位被遗弃的人，后来被希特勒从他全心牵挂的国家德国赶出，在被人遗忘中死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利骚作为抒情诗人已经无法得到文学界的认可。他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尤其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戏剧，但是其成就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出于失望，他于1924年离开德国，移居维也纳。1936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诗歌集《时代的转折》。1937年12月利骚去世，尚在维也纳于1938年落入希特勒之手之前。茨威格所谓的利骚“被希特勒从德国赶出”的这一说法，有些牵强。]。他是那首诗悲剧性的牺牲者：那首诗将他高高捧起，以便将他更重地摔下。

他们当时都和利骚一样。我并不否认，这些当时突然变成了爱国者的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的感觉是真诚的，他们也在真诚地做事。但是，过了非常短的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战争的赞美之词和散播的仇恨带来了何等可怕的恶果。在1914年，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反正都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传闻立刻被信以为真，最荒谬的无稽之谈也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好几十人向人们发誓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装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三天之后就会出现的那些关于挖眼、剁手的童话，现在也登在报纸上。唉，这些毫不知情的、传播这些谎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将一切想得出来的暴行都加在敌对国士兵身上这种加罪于人的手段，同样也是战争消耗材料，正如子弹和飞机一样，在每场战争里，这些材料也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战争无法与理性和公正的感觉协作。战争需要提升过的感觉，为达到目的它需要过度的兴奋，为针对敌对者它需要仇恨。

不过，出于人的本性，强烈的感觉不能无限延长，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军事组织对此也了如指掌。它需要人为的煽风点火，需要不断地给群情激奋以“兴奋剂”，这种快马加鞭的刺激工作应该由诗人、作家、记者这些知识分子来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满腔真诚，或者出于专业的例行公事。他们已经敲响了仇恨之鼓，如此卖力，直到每一个尚未被说服的人耳朵轰鸣，心脏打战。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听话地为“战争宣传”效力，从而去助长而不是去消灭大众狂热和大众仇恨。

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由于宣传在和平时期还没有被利用得声名狼藉，人们对印刷出来的内容还是信以为真，尽管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次的失望。于是，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的、美好的、带有牺牲勇气的兴奋演变成最恶劣、最愚蠢感觉的扩散。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灭法国和英国，要比在战场上方便多了。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甚至有一个修道院“天使贞女”（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须改，因为那些愤怒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这里的englisch的含义是“天使”（die Engle），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些装腔作势的商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口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会讲一句法语。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每天在前线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残杀，但是这好像还不够似的。在战场的后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和中伤敌国中已经故去的、一言不发地躺在墓地里几百年的伟人们。这种精神错乱变得越来越荒唐。灶边的厨娘，哪怕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哪怕自从学校毕业后再没打开过地图，现在都相信，如果没有“桑沙可”（波斯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小边境区），奥地利就无法生存下去；街头的马车夫们在争论，应该向法国要多少战争赔款，是500亿还是1000亿，而他们根本不知道10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没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当中。牧师从祭坛上布道这样的内容，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月前还谴责军国主义为最大的犯罪，现在却比谁都鼓噪得响亮，为的是不要成为那种用威廉皇帝的话说“没有祖国的家伙”。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在1914年战争之初的几个星期里，想与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气最好的人也变得杀气腾腾，好像醉酒了一般。那些我一直以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在精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了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以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如“不会去恨的人，也就不会真正地去爱”或者某些无端怀疑而结束。多年来我都未同他们有过争吵的同伴们，很粗鲁地指责我说，我已经不再是一位奥地利人，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那边去。对，他们还审慎地暗示我，按说类似“战争是罪行”这样的观点是应该向当局报告的，因为“无望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汇是刚刚在法国发明出来的——是针对祖国的最严重的罪行。

于是，我只剩下一条出路：在别人发烧、狂躁之时，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这并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当中——我对此已经有足够的了解——的生活，也不如孤单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那么糟糕。在维也纳，我的老朋友们都和我疏远了，那也不是找新朋友的时候。只有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候还有内心沟通的谈话。将他调到这个偏僻的战争档案馆的尝试办成了：由于他那过分敏感的神经，肮脏、气味、噪音都会引起他在身体上的恶心感觉，他肯定是一个最不适合当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着军服的样子，就不由自主地发笑。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名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再看一眼，我吓坏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穿着军服！他看起来笨拙的样子令人心动，衣领紧紧的，因为一个念头被搅扰得心神不宁：对每个军官他都得将靴子的后跟并拢表示致敬。他有一种着魔般的强迫症，对规定中任何毫无意义的程式都要模范地执行，所以始终处于一种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从上军校时就开始憎恨军服。我还以为自己永远逃脱了它。现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时候！”幸运的是，有愿意帮忙的人伸手来保护他，不久以后因为一项医学检查的结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来我这里一次，是来告别的，这次已经是平民的打扮。他走进我的房间，我甚至想说是如风一样飘进来的（他走路时动作之轻，总是难以形容的）。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经通过罗曼·罗兰设法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给救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经显得不再年轻，好像想到那些残忍场景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去国外，”他说，“要是能去国外就好了！战争总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现在，我又完全孤独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定移居到郊区乡下的一个地方，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我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