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晚些时候，临近收盘，他的助理肯尼用掌心按住话筒，告诉他是一个叫诺琳的人打来的。

“她说你认识她。”

“诺琳？我来接，”阿瑟说，“马上来。”

他起身关上隔间的门，坐下来，转向窗户那边，把自己和背后正在进行的一切——一群群的操盘手正盯着他们眼前的屏幕，同时打着电话，里面还有少数几个女人，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隔开，但隔着玻璃还是可以看见他。他开口时感到心跳加速。

“你好。”

“阿瑟？”

这个词和一阵颤栗流遍他全身，那种紧张的喜悦，就像突然听见老师叫到自己的名字。

“我是诺琳。”她说。

“诺琳，你还好吗？天啊，都这么久了。你在哪儿？”

“我就在这儿。我现在又搬回来住了。”她说。

“别开玩笑。怎么回事儿？”

“我们分开了。”

“太糟糕了，”他说，“我很遗憾。”

他听起来总是充满诚意，即便只是一句最平淡无奇的评论。

“那是个错误。”她说，“我不该犯这样的错误，我早就该知道。”

他办公桌周围的地板上堆满了纸张、报告和满是数据的年度总结。但那并不是他的强项。他喜欢和人交谈，他可以整天整天地交谈、讲故事。他为人诚恳的美名在外。他把那些老派男人当成榜样，那些早已经离世的男人，例如亨利·比弗，帕齐·米林格的父亲，他是公司的合伙人，而且在战前就是了。奥纳西斯[指“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也曾是他的客户。比弗在这一行里具有国际声誉，此外，他对真东西有种敏锐的直觉。阿瑟没有这种直觉，但他善于交谈和聆听。这个行业里有各种各样赚钱的方式。他的方式是找到一两个大赢家，他们或许也会暂时亏钱，但总能双倍赢回来。他每天都和他的客户们交谈。

“马克，好久不见[原文为日语。]，你怎么样？你要是人在这儿就好了。Micronics的数据出来了。人们都哭了。还好我们够聪明，没参与。亲爱的，你知道吗？有些非常聪明的家伙这次完全栽了。”他压低声音，“莫里斯，比如说。”

“莫里斯？他们应该给他来一针，让他去睡觉好了。”

“这次他有点太自作聪明了。从大萧条活过来也帮不上他的忙。”

莫里斯的办公桌在复印机旁边，一张礼节性的小桌。他过去曾是公司合伙人，但他退休后无事可做——他讨厌佛罗里达，也不打高尔夫球，所以他又回到公司，为自己做交易。单是他的年龄就把他和其他人隔开了。他就像一件老旧的遗物，装了一口完美的假牙，和他年迈的妻子生活在一个琥珀般的世界里。他们全都拿他开玩笑。时光像是把他孤身一人放逐到了那张桌子旁和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公寓里，从没有人去过那个公寓。

莫里斯在Micronics的投资里赔得很惨。谁也不清楚他到底赔了多少。那个难堪的数字是他的秘密。但阿瑟从玛丽那儿听说了，她是个没什么女人味儿的女人，做交易清算的。

“十万。”她说，“不要说出去。”

“别担心，亲爱的。”阿瑟对她说。

阿瑟什么都知道，他整天都在打电话。那是永远不可能结束的交谈：八卦、感情、新闻。他长得有点像邦齐，弯曲的鼻梁，翘起的下巴，笑容天真。他总显得兴高采烈，但知道限度在哪里。他加入弗拉克曼和韦尔斯时，公司只有七个雇员，现在则有近两百个，占据了这座大厦里的三层。他自己也变得富有，远远超乎他的预期，尽管他的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仍旧住在那个叫“伦敦露台”的公寓里。在Goldie's餐馆里第一次遇见诺琳时，他就住在那里。她做了很少有女孩会对他做的事：她笑了，在他旁边坐下来。从第一刻起，他们之间就有着这样的坦荡。诺琳。回荡的钢琴声，老歌，往昔的喧哗。

“我离婚了。”她说，“你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他说。

下面的街道上充斥着匆忙的行人和汽车。传来微弱的喧闹。

“真的？”她问。

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她说过话了。曾经有段时间，他们俩密不可分。每天晚上，他们在Goldie's碰面，或者在Clarke's，另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餐馆。他们总会给他安排一张好桌子，在有侧门的中间部分，或者在人群中最靠里的地方，挨着粉笔写的从不更改的菜单。有时候他们站在有些磨损的长吧台前面，吧台上挂着一块告示牌：“女士止步。”餐馆经理、酒保、侍应生，每个人都认识他。Clarke's是他真正的家，除了这里他几乎从没在其他地方过夜。他经常出现，但酒喝得不多。不过，他每次都会买酒，在酒吧区待上几个小时，不时走上几步去洗手间。洗手间是个独立的亭子，狭长、老式，在那里，你得像个大公一样踩在冰块上撒尿。来Clarke's的有广告人、模特、他这样的人，夜里晚些时候，还会有换了岗的警察来。他教诺琳如何辨认他们：黑鞋白袜。诺琳喜欢这里。她的美貌和笑容让她成了这里的宠儿。侍应生都直接称呼她的名字。

尽管她母亲是希腊人，诺琳却有一头深色的金发。她的家庭来自希腊北部，那里有很多人是金发。当年，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加入罗马军团，罗马陷落后，军团的残部在希腊的山区地带定居下来，至少她是这样听说的。

“所以，我是希腊人，但我也是德国人。”她告诉阿瑟。

“天啊，我希望你不是。”他说，“我不能和德国人在一起。”

“你是什么意思？”

“至少不能被人看见。”

“阿瑟，”她解释说，“你必须接受事情本来的样子：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好。”

有些事她想告诉他，但还是没有说，那是他不想听到的事，至少她认为是这样。譬如，她还是个年轻女孩时在圣乔治酒店度过的那个夜晚，那时她十九岁，和一个她认为非常好的男人上了楼。他们去了他老板的套房。老板不在，他们喝着他十二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接下来她记得的事就是她面朝下躺在床上、双手被绑在背后。那是一个和阿瑟完全不同的世界。阿瑟文雅、宽容、温暖。

他们在一起差不多三年，那是最好的年头。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见面。她对他的工作了如指掌。他能让它听起来非常有趣，那些狂热的人，合伙人，巴迪·弗拉克曼，沃伦·森德。还有莫里斯，她有一次甚至在电梯里遇到了真实的他。

“你看起来很棒。”她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你也是。”他微笑着说。

他不知道她是谁，但过了一会儿，他朝她探过身，低声说：

“八十七。”

“真的吗？”

“是的。”他骄傲地说。

“真看不出来。”

她还知道有一天阿瑟和巴迪吃完午餐回来，看到莫里斯躺在大街上，白衬衫上沾满了血。他不小心摔倒了，有两三个过路人想要扶他起来。

“不要看，继续走。”阿瑟当时说。

“他可真幸运，有你这样的朋友。”诺琳说。

她在格雷广告公司工作，这使他们见面很容易。每次见她都让他充满喜悦，即便在他们彼此熟悉以后。她二十五岁，充满生机。那年夏天，他看到她身穿比基尼。她美得惊人，皮肤散发着光泽。她毫不羞涩地袒露着年轻女孩的腹部，径直跑进海浪里。他则小心翼翼地走进大海，对于他这样一个在部队里当过打字员、在服装厂当过销售员、最终来到他宁可分文不取也想要去的那个所谓的“华尔街”的人来说，这是较为相称的方式。

波浪、海洋，白得令人目眩的沙。他们在西汉普顿度周末。火车上的座位坐满了，穿着T恤衫、胸肌发达的年轻男人们站在过道里开玩笑。诺琳坐在他身边，她身上的快乐像热一样散发出来。她在衬衫外面戴着条细细的金项链，上面坠着一个硬币大小的金十字架。他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正要说点什么，火车突然剧烈颠簸，而后缓慢地停下来。

“怎么回事儿？发生了什么？”

火车没有进站，而是沿着一道低矮的路堤停下来，周围杂草丛生。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火车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在哪里？怎么可能？”阿瑟说，“我们是在森林里啊。”

没有人知道更多消息。大家充满疑惑：他们是不是应该下车，想办法叫出租车？但他们目前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些人真的下车了，从火车旁边走过去。

“老天，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阿瑟说。

“这种事？”诺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们撞到过一头牛。”一个坐在他们对面的男人搭话说。

“牛？我们还撞过一头牛？”阿瑟叫道。

“就在几个星期以前。”那个男人解释说。

那天晚上，诺琳教他怎么吃龙虾。

“要是被我母亲知道，她宁愿去死。”阿瑟说。

“她怎么会知道？”

“她会和我断绝关系。”

“从钳子这里开始。”诺琳说。

她已经把餐巾塞进他的领口。他们啜饮着意大利葡萄酒。

西汉普顿。她晒成棕色的腿和白皙的脚跟。她让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上帝保佑，甚至是无忧无虑的感觉。而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好玩的人。在海滩上，他戴着椰子壳做的帽子。他已经坠入爱河，深深地，但他自己一无所觉。在此以前，他从未意识到他曾经过的是一种肤浅的生活。他只知道在她的陪伴下，他很快乐，比以往都快乐。直到这个温暖的女孩到来，她修长的腿、她的香水，还有她那双愿意倾听的完美小巧的耳朵。她竟然也喜欢他！他们那时在森德家做客，他住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她住在楼上，但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每天早上都能见到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每个人都问他。

“她不会要我的。”他敷衍地说。

后来，她会不经意地提起她在和别人约会。有点像开玩笑似的，她告诉他那人叫博比·皮罗，长得矮壮敦实，和他妈妈住在一起，没有结过婚。

“他应该是黑头发，很有光泽。”阿瑟猜测说，一副知情识趣的样子。

他不得不假装轻松，诺琳也一样。她谈起博比时喜欢拿他来取笑，还有他的两兄弟，丹尼斯和保罗，他想去拉斯维加斯，他母亲做的维苏威火焰炖鸡——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演员及主持人。]的最爱……

“维苏威火焰炖鸡。”阿瑟说。

“味道很不错。”

“所以你已经见了他母亲。”

“她说我太瘦了。”

“听起来跟我母亲一样。你确定她是意大利人？”

他看得出她喜欢那个博比，至少是有点喜欢。但他还是很难把博比当成什么重要人物。他只是他俩的谈资。博比想带她外出共度周末。

“去欧里庇得斯？”阿瑟说，他的胃里突然开始翻江倒海。

“没那么好。”

没有什么欧里庇得斯酒店，那只是他们俩喜欢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他不知道欧里庇得斯是谁。

“不要让他带你去欧里庇得斯。”他说。

“不会的。那可是希腊的地盘，”她说，“对我们希腊人来说。”

后来，十月里的一个深夜，他听到门铃响了。

“谁？”阿瑟问。

“是我。”

他打开门。她站在门口，在他看来，她笑得有些犹疑。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当然可以，好久不见[原文为日语。]。快进来。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真的。我只是想我应该……过来。”

厅里很干净，但有点沉闷。他从不在厅里坐着，哪怕是读本书。他就像个推销员一样，只在卧室里过活。

窗帘已经很久没洗过。

“坐这儿吧。”他说。

她走起路有点小心翼翼。他看得出她喝了酒。她走到一张椅子那儿坐下来。

“你需要点什么吗？咖啡？我去煮点咖啡。”

她环顾四周。

“你知道，我从未来过你这儿。这是第一次。”

“这不是什么好住处，我想我能找个更好点的地方。”

“那边是卧室？”

“是的。”他说。但她的目光已经移去了别的地方。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当然可以，关于什么？”

他知道，或者说他害怕是他知道的那样。

“我们认识很久了。多久？三年？”

他觉得紧张。这种漫无目的的交谈。他不想让她失望。但另一方面，他不清楚她究竟想要什么。他？现在？

“你非常聪明。”她说。

“我？啊，老天，不会。”

“你能理解别人。你真的能煮点咖啡吗？我想喝一杯。”

他忙着准备咖啡时，她安静地坐着。他瞥了她一眼，看到她正凝视着窗外，外面是其他公寓里的灯光，以及没有星光的夜空。

“所以，”她说，手握住咖啡杯，“给我点建议。博比想和我结婚。”

阿瑟沉默不语。

“他想娶我。以前我对和他的关系没那么认真，总是拿他开玩笑，笑他太意大利了，笑他咧嘴大笑，原因是他那时还在和一个丹麦女孩来往。她的名字叫奥德。”

“我察觉到一些。”

“你察觉到什么？”

“哦，我能感觉到哪里有点不对劲。”

“我从没见过她。我猜她很漂亮，有好听的口音。你知道一个人会怎样自我折磨。”

“啊，诺琳，”他说，“没人比你更好。”

“不管怎样，他昨天告诉我他已经和她分开了。全都结束了。他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他发觉我才是他爱的人，所以他想要和我结婚。”

“好吧，那……”

阿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思绪纷乱，像风中飞散的纸片。婚礼仪式上有那么一个可怕时刻，牧师会问有没有人认为那两个人不应该结婚。就是这样的时刻。

“你怎么回答的？”

“我还没有答应他。”

出现了一道鸿沟，就在他俩坐在那儿的时候。

“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她问他。

“是的，我是说，我得想一想。这件事相当意外。”

“对我来说也是。”

她没碰她的咖啡。

“你知道吗，我可以在这里坐上很久，”她说，“这里是让我感到最舒适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确定该怎么回答他。

“我有点害怕，”他说，“我……说不上来。”

“当然。”她的声音里充满理解，“真的，我明白。”

“你的咖啡快凉了。”他说。

“不管怎样，我只是想来看看你住的地方。”她说。她的声音突然听起来很滑稽。显然，她不想再谈下去。

他后来意识到，当她坐在那里，当一个女人，一个他了解而且爱着的女人，深夜待在他的公寓里，她其实是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知道他应该抓住它。

“啊，诺琳。”他说。

那夜以后，她消失了。不是突然消失，但也没过多久。她嫁给了博比。对他来说，那就和死亡一样简单，只是持续更久。它似乎永远不会消失，她总在他的思绪里徘徊不去。他也同样存在于她的思绪里吗？他不知道。她还有他仍有的那种感觉吗，哪怕只是一点？时间似乎没让它变淡。她住在新泽西的某个地方，他想象不到的某个地方。她可能有了一个家庭。她想到过他吗？啊，诺琳。

她没有变。从她声音里他能听得出，她仍和过去一样，仿佛只对着他一个人说话。

“你大概有了孩子。”他假装随意地说。

“他不想要孩子。这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之一。不过，就像他经常说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原文为意大利语。]了。你不知道我离婚了？”

“不知道。”

“我和玛丽多少还有些联系，直到她退休。她会告诉我你的情况。你非常成功。”

“真没有。”

“我知道你会成功的。我很想再见到你。我们多久没见了？”

“天啊，太久了。”

“你后来又去过西汉普顿吗？”

“没有，很多年没去了。”

“Goldie's呢？”

“已经关门了。”

“我猜到了。过去那些日子真好。”

和她交谈还是那么轻松。他又看见她美好动人的笑容，蕴含着幸福，她轻快的步伐。

“我很想见你。”她又说。

他们约好在广场酒店见，她明天会去那一带。

不到五点，他已经走在第五大道上了。被奇妙的命运握在手上，他有点忐忑，但心里却很柔软。酒店就在眼前，宏伟、微微发白，他走上宽阔的台阶。他看到摆着宽大桌子和鲜花的门厅，听到人们交谈的声音。他仿佛是个动物，能察觉到任何一点微弱的声音，辨别出杯子和勺子交碰的声音。

开满粉红色花朵的花箱，顶部镀金的高柱子，在拥挤的棕榈阁里，透过一块玻璃板，他看见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一时间，他不敢肯定那就是她。随后他离开了。她看到他了吗？

他无法走过去。他转身离开，顺着走廊去了洗手间。他看着全身镜中的自己，想看看自己是否也变了那么多时，一个穿黑裤子和条纹马甲的老男人，是酒店的服务员，递给他一块毛巾。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还是他看惯的那张科尼岛人的脸，有些滑稽，相当和善。不会比这更糟了。他递给服务员一美金小费，然后走进棕榈阁，在那里，在人声嘈杂的桌子、仿造的枝形烛台和明晃晃的穹顶之中，诺琳在等着。他挂上他惯有的忠厚微笑。

“阿瑟，上帝啊，你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你一点都没变，”她热情洋溢地说，“我希望我能这么说。”

难以相信，她老了二十岁。她发胖了，从她脸上都能看出来。而她曾是最漂亮的女孩。

“你看起来很棒，”他说，“无论走在哪儿，我都能一眼认出你。”

“生活对你太仁慈了。”她说。

“好吧，我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想我也是。大家都怎么样？”

“你指的是？”

“莫里斯？”

“他过世了。五六年前的事儿了。”

“真让人难过。”

“他离开前，他们给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笑容满面。”

“你知道，我一直非常想和你说话，我想打电话给你，但总是被那些离婚的杂事缠住。无论如何，我终于自由了。我当时应该听你的建议的。”

“什么建议？”

“不要嫁给他。”她说。

“我说的？”

“没有，但我看得出你不喜欢他。”

“我是嫉妒他。”

“真的？”

“当然。我的意思是，让我们面对现实。”

她对他笑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她说，“和你在一起五分钟，感觉就好像过去的那些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注意到她的衣服，甚至她的衣服也在遮蔽过去的她。

“爱情永存。”他说。

“你这样认为？”

“你知道的。”

“听着，你要一起吃晚餐吗？”

“啊，甜心，”他说，“我很想，但我不能。不知你是否知道，我已经订婚了。”

“哦，祝贺你，”她说，“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一辈子都没说过这个词。

“真是好消息，”她直截了当地说，带着理解的微笑，使他确信她已经看穿了他，但他真的没法想象再和她一起走进Clarke's，像一对老夫老妻，来自往昔。

“我觉得是时候定下来了。”他说。

“那当然。”

她没有看他，而是凝视着自己的手。而后她又笑了。他觉得她原谅了他。她一向能理解他。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但谈的东西不多。

踩着已经磨损的马赛克瓷砖，他从同一个门厅离开，迎着走进来的人。外面还有亮光，夜晚来临以前的纯净的光，落日余晖被千百扇窗户反照向对面的公园。女孩们穿着高跟鞋走在街上，独自或结伴而行，那么多的女孩，像当年的诺琳一样年轻。他们并不会真的去找个时间共进午餐。他想着充满他生命最隐秘中心的那份爱，想到他再也不可能遇到她那样一个人。不知是被什么触动，他在大街上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