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厄尔和一个捷克女孩结了婚，他们之间出了问题，经常酗酒、争吵。这事发生在凯撒斯劳滕，他们被同一栋楼的邻居们投诉了。代理副官韦斯特维尔特被派去解决问题，他和纽厄尔曾是同班同学，尽管纽厄尔是那种不大会被人记得的同学。他很内向，不怎么和人交往。他长相古怪，额头高高凸起，一双浅色的眼睛。他妻子雅娜嘴角微微下垂，有一对漂亮的乳房。韦斯特维尔特之前并不认识她，但他一眼就认出了她是什么样的人。

韦斯特维尔特去时，纽厄尔正在客厅里。他对韦斯特维尔特的来访并不感到意外。

“我想我得和你聊聊。”韦斯特维尔特说。

纽厄尔轻轻点了下头。

“你妻子在吗？”

“我想她在厨房里。”

“虽说不关我的事儿，但你们两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纽厄尔似乎在考虑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最后说。

在厨房里，那位捷克妻子脱掉了鞋子，正在涂脚指甲。韦斯特维尔特进来时，她只抬头瞥了他一眼。他看到了那张富有异国情调的欧洲人的嘴巴。

“不知我们能不能聊一会儿？”

“聊什么？”她问。厨房的桌台上放着没吃完的食物和没洗的餐具。

“你可以到客厅来一下吗？”

她没答话。

“只需要几分钟。”

她专注地盯着她的脚，不理会他。韦斯特维尔特和他的三个姐妹一起长大，他在女人面前毫不拘束。他碰了碰她的胳膊肘，示意她出去，但她迅速闪开了。

“你是谁？”她说。

韦斯特维尔特回到客厅，像兄弟一样和纽厄尔交谈。他告诉纽厄尔，如果他和妻子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

纽厄尔想向韦斯特维尔特倾吐。但他沉默地坐在那儿，开不了口。他无助地爱着这个女人。她打扮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美丽。如果你在Wienerstube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看到他那圆鼓鼓的白额头在灯光里发亮，而她坐在他对面抽着香烟，你会诧异他是怎么把她弄到手的。她粗暴无礼，但也有不这样的时候。当你把手放在她赤裸的背上，你就像拥有了渴求的一切。

“是什么让她感到困扰？”韦斯特维尔特问。

“她过去过得很糟糕，”纽厄尔说，“但一切会好起来的。”

他们又谈了些别的什么，但韦斯特维尔特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发生的事把它抹去了。

有段时间，纽厄尔因临时任务被派去别的地方。他妻子没有朋友，觉得无聊。她去看电影，在镇上四处游荡。她还到军官俱乐部里，坐在那里的酒吧喝酒。星期六她待在那里，裸着肩，酒吧要关门的时候她仍在那儿，一个人喝酒。打理俱乐部的军官达迪上尉注意到她，问她是否需要别人开车送她回家。他告诉她再等几分钟，等他关好店。

早晨，在灰色的光线中，达迪的车仍停在营房外。雅娜能看到，别的人也都能看到。她转过身摇醒他，告诉他他必须离开。

“现在几点？”

“我不管几点。你现在必须离开。”她说。

然后她去了军警局，报告说她被强奸了。

在他漫长而又令人羡慕的职业生涯中，韦斯特维尔特就像个小说中的人物。在波来古[Pleiku，越南中部城市。]附近的象草丛中，他的一条眉弓被迫击炮弹的碎片划了一条很宽的伤口，再低上半英寸或再深上一点，就会使他失明或丧命。但这个事故所有的影响不过是令他的相貌更加鲜明。他在那不勒斯驻防时，和当地一个女人有段长期的恋情，她是位侯爵夫人。只要他肯辞职和她结婚，无论他要什么她都会满足他。他甚至可以有个情妇。这只是他的轶事之一。女人们都喜欢他。最后，他娶了个来自圣安东尼奥的离婚女人，那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他五十八岁时死于某种奇怪的白血病，发病初期，就像脖子上生了奇怪的疹子。

殡仪馆里很拥挤，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贴着红色的壁纸，摆放着长凳。有人在致悼词，但站在走廊上的人们很难听清。

“你能听到他在说什么吗？”

“没人能听到。”站在纽厄尔面前的那个男人说。他发现说话的是布雷西，布雷西的头发也白了。

“你去墓地吗？”纽厄尔在仪式结束后问布雷西。

“你可以搭我的车。”布雷西告诉他。

他们开车穿过亚历山德里亚，车里坐满了人。

“这边有个教堂，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时经常去的教堂。”布雷西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里是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少年时代的家。”

布雷西和他妻子住在亚历山德里亚的一栋白墙板房子里，房子有条狭窄的前廊，挂着黑色百叶窗。

“让我们越过河流到树荫下休息，这话是谁说的？”他问大家。

没有人回答。纽厄尔感到其他人对他不屑一顾。他们都把目光移开，看着车窗外。

“有人知道吗？”布雷西说，“是李最伟大的战术指挥官。”

“被他自己的人射杀了。”纽厄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一个失误。”

“在钱斯勒斯维尔，黄昏时分。”

“那地方离这里不远，大概三十英里，”布雷西说，“这在军事史上史无前例。”他瞥了一眼后视镜：“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在军事史里是个什么角色？”

纽厄尔没说话。

没有人说话。

长长的车队缓慢地移动，进入墓园。已经停好车的人们走在车流旁边。这里的墓碑之多超乎人的想象。

布雷西伸出一只手臂，对着某个地方挥了下，说了句什么，纽厄尔没听到。布雷西刚才说的是“蒂尔就葬在那边”，蒂尔是一位荣誉勋章得主。

他们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走着，在幽幽的音乐声中往终点走去。乐声仿佛来自古老的河流，终点的那条河，摆渡人就等在那里。乐队的人穿着深蓝色制服，聚在一个小谷地里。他们在演奏《车轮》，载我回家……不远处就是坟墓，绿色防水布下的新鲜泥土。

纽厄尔像是在梦游。他认识周围的人，但并不真的了解他们。他在一块墓碑那儿停下来，那里埋葬着韦斯特维尔特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死亡相隔三十年，最后葬在一起。

前行的队伍很长，纽厄尔觉得他又认出了一些人。一面厚厚的、折起来的旗被交给了韦斯特维尔特的遗孀和孩子们。人们拿着黄色的长茎花，从棺木前走过，有家人，也有其他人。纽厄尔一时冲动，也跟着他们走过去。

枪队在致鸣枪礼。一支军号吹响悠长的丧葬号音，清脆、纯净，声音在山丘间远远回荡。那些退休的将军、上校们肃穆站立，一只手捂在胸口上。他们曾在各个地方服役，但没有人像纽厄尔一样在监狱里待过。经调查，他妻子对达迪的强奸指控被撤销了。在韦斯特维尔特的帮助下，纽厄尔被调去了别的地方，以便他重新开始。后来，雅娜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父母急需帮助，当时还是个中尉的纽厄尔帮她搞到了钱，寄给了她的父母。她对他真心感激。

“啊，我的天，我爱你！”她说。

她全身赤裸地跨坐在他身上，爱抚着自己的臀部，他近乎晕眩地躺在那儿，她开始骑着他扭动。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夜。后来，他被指控贩卖从军需处拿走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军事法庭上，他沉默不语。他只希望他出现在这里时别穿着那身军装，它就像荆棘的王冠。为了拥有她，他出卖了他的军装、银杠肩章和班级戒指。在向法庭申请宽大处理并担保其人格的三封信中，有一封出自韦斯特维尔特。

虽然刑期只有一年，但雅娜没有等他。她跟一个叫罗德里格斯的男人走了，那人开了几家美容院。她说，她还年轻。

纽厄尔后来娶的女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几乎一无所知。她的年龄比他大，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她的脚不好，只能走很短一段路，例如从停车场走到超市。她知道他曾在军队里服役——有一些他穿军装的照片，多年前照的。

“这是你，”她说，“你那时是什么？”

纽厄尔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走回去，他没有理由这么做。这里是阿灵顿，他们最终都会躺在这里，做最后一次集合。他几乎能听到副官那遥远的号令声。他沿着他们来时的那条路继续往前走。马蹄声最初微弱，但慢慢变得节奏清晰，三个背部笔挺的骑手和六匹黑马的马队走近，刚才拉着棺木的沉箱现在空了，巨大的辐条车轮沉沉地碾过路面。骑手们戴着黑帽子，没有朝他看一眼。密集的墓碑连成一片不间断的线，沿着山坡逶迤向下，直到那条河边，在他看来，它们都一样高，只有这里那里间或有块大一点的灰色碑石，像行军队伍里骑在马上的军官。在暗淡下去的天光里，他们仿佛在等待，宿命般的，列队等待一次伟大的进攻。有那么一会儿，想到所有这些死者，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人民，令他心里升起一种崇高的感觉。葬于阿灵顿是种殊荣。他永远不可能长眠在这里，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他也永远不会再有和雅娜一起度过的那种日子。他记住了那时候的她，那么年轻窈窕的她。他忠于她，尽管这只是单方面的，但也已经足够。

最后，当他们全都站起来，手捂在胸口上，纽厄尔独自站在另一边，坚定地敬礼，满怀忠诚，一如既往像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