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大约一年后，我有幸接受组织方的委托，代表他在一年一度的安德森联络大会上发言。这个年会在休斯敦举办，主题是患者的生存。大卫原本要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但那个夏天他旧病复发，病情很重，无法出行，只好致电巴黎的会议组织方，取消了发言。彼时大会召开在即，组织方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代为发言。虽然大卫的演讲稿我已读过两次，但由我代讲却又是另一回事。

接受委托后的那个星期，我和大卫保持密切沟通。他分享了幻灯片，我们一起补充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并在电话中讨论了要点。此前，我们已有密切合作，共同发起并资助了“综合生活方式研究”项目。该项目进展顺利，有望成为能同时监测生活方式多个方面影响的临床研究之一。在这个领域，能做到这一点的着实很少。这个项目取得的成绩，与大卫的支持密不可分。在个人情感上，我把大卫看作志同道合的朋友，他颇认同我孜孜以求的目标：让生活方式成为防癌抗癌的常规方式。这次由我代他演讲，我也希望做到尊重他的观点。

会议开幕的那天，会议厅座无虚席。我清楚地记得，面对全场的癌症生存者，我满腔热忱，向大家传递了抗癌生活的讯息，有力量、有鼓舞、有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积极作为；他们的生命并未走到尽头；他们可以从当下开始，改变自己的习惯和行为，拥抱生存机会，改善生活质量。那一天，大卫利用身体自然防御系统积极影响疾病进程的故事，仿佛是我亲历的人生。从那晚起至今，我已经做过几百场有关癌症和生活方式的报告，但第一次代表大卫做的报告，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的十年，在我认同的道路上，我们真的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些最终都成为预防和治疗癌症的坚实基础。几乎每一天，都会涌现新的研究，证明我们在生物协同作用上可以有所作为。而且，随着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我们对人类行为基因表达的影响有了更深理解，肿瘤界的认识也最终有了进步。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身体并非是自己血统或基因随意而为的产物；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即便身患疾病，我们仍能积极改变健康轨迹，并且这一认识伴随日渐增多的科研证据，正在改变有关癌症的话题。癌症治疗，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外，必须将癌症预防纳入其中，而且我们要力争在第一时间预防癌症。

残酷的现实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癌症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超过一半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1并且，这个比例还可能比较保守。如果我们生活自律，遵循抗癌生活的法则，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科学、更加平衡，那么可以避免2/3的癌症，以及大多数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给了我希望：癌症的发病率也许能够降低。我们还开发了一些工具，用于衡量生活方式改变的效果。这些变化一度被认为太抽象而无法测量。现在运用新技术和数字成像系统，可以真实地绘制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并测量改变生活方式后特定疾病生物标志物的变化。基因行为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时，基因热图就会出现差异性的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简单的验血，检测蛋白质负荷的微小变化，以此检测癌症或其他疾病的敏感性指标。这些科研工具，连同书面和口头报告一起，都验证了我们曾经怀疑过的那个问题：抗癌生活确有其效。

一位同事最近对此有过总结，言简意赅：“癌症很复杂，可是预防癌症不复杂。”

我们无法摆脱癌症的流行，这一态势正越发明朗。美国政府曾发起“抗癌登月计划”的重要倡议，拟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于癌症的精准治疗和早期发现。相比之下，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癌症，仍然是预防和提高疗效的最经济、最有效方法。癌症护理的未来，是抗癌生活与精准医学的真正结合。时不我待，我们要最终从疾病护理模式，转为健康护理模式。

为了健康而活

人们求变的动机很复杂。但我们经常看到，一旦患癌，人们感到警醒，被迫采取行动应变。死亡临近的现实，无疑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尽管大部分人都客观认识到，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光阴有限，但我们的大脑很狡猾，总是让我们与终有一死的事实保持一定距离，直至垂垂老矣，或大病来袭，方才意识到，我们的生理平衡、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幸福，终究要走到尽头。这个意识让我们再次关注身体，这样的警醒时刻便是改变的开始。

但是，我们不必等到心生恐惧时才积极行动。癌症，尽管非常复杂，但毕竟已不再是未解之谜。我们掌握了充分的科学证据和知识，能够做到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遏制包括癌症在内的老龄化疾病。过去的十年，当然也是自大卫《每个人的战争》一书首次出版以来，我们已开始破解癌症生物学的密码，开始了解是什么触发了有害协同机制，让癌症得以生长发展。我们知道的越多，能够做的就越多。

抗癌生活从哪里开始

我们的生活复杂、忙碌且不断变化。抗癌生活策略应当与此适应，尽可能灵活应变。开启抗癌生活，我们认为应当从它最重要的部分做起：社会支持。只有认可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我也能这么做”，我们才能摆脱负面的、不健康模式的束缚，向更好的方向努力。只有得到了社会支持，我们才能在力不从心时，找到积极改变和安心前行的力量。支持体系一经建立，我们就会真正改变对生活和生活目的的看法。我们采访的CompLife研究项目的患者和癌症长期生存者，绝大多数人认为新生活方式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饮食或运动，而是改变观念。本书自始至终也持同样观点。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考虑日常生活方式时，重点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早日康复。但是要想做到这点，首先要有重要的认知转变，应该意识到，日常选择将对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真实的、可以衡量的影响。

保持身体健康，贵在适度、平和、一致。任何不必要的、反复的、长期的压力，都将摧毁我们抗癌生活的最佳行动，速度之快，破坏之深，非其他因素可以比拟。所以，我们有了支持系统之后，首先应当管控压力，之后才能考虑饮食、运动、睡眠等其他行为。否则，我们原本希望通过培养健康习惯，形成抗癌生活协同效应的目标，就将无从谈起。此外，科研证据也清楚地表明，摆脱压力的束缚，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会更强，更不利于癌症的生长。

先考虑自己

到目前为止，所有报名参加CompLife研究的女性都认为，试验方案中最难做到的是，先考虑自己。她们已经习惯了先照顾他人——孩子、丈夫、上司、年迈的父母等，再照顾自己。最近，伯切特与其他CompLife女性一起参加了静思会，再次关注健康生活选择。她说回到之前生活的老路之后，把他人需要置于自己需要之前，工作太累，睡眠不足。在这个抗癌团体的帮助下，她又重新认识到，照顾好自己更加重要。静思会结束后，她写道：“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这一点给我感触最深。是否认识并不重要，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因为我们希望彼此都能拥有长久、健康的生活。”

学会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对女性而言尤其困难，因为她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首先考虑他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学会如何最好照顾自己之后，就会很快发现，我们也能更好地支持他人的需求。

从行动到目的

为了健康而活，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要极其刻意、极其务实、极其现实。我遇到的每一位癌症患者几乎都认为，是不可否认的病情，让他们直面现实，有时是平生第一次。以前在乎的一些事情，现在似乎可以放下了。最重要的事情，感觉愈发重要了。生命有了新的意义。身体有了新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不再是名誉和成功，也不再是其他虚幻之物，而是健康和专注生活。

我们专注自我康复时，往往会走上一条能发挥真正潜力的道路，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样的故事，癌症生存者及其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对艾利森和我说过。这里举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莫莉。她是侵袭性脑瘤患者，当时的预期生存时间仅为6至18个月，但截至目前，她已生存了18年半。刚患病时，她形容自己是“一个身体上、情感上、意识上的废人”，半身不遂，全身抽搐，听不懂、说不出一句话，没有记忆，情绪极端化，喜怒无常。在神经可塑性远未得到认可的当时，莫莉就告诉医生，她要“重新连接大脑”。为了坚持自己的治疗方案，她想尽了办法。最终，让人称奇的是，即便是做核磁共振检查，她的脑瘤也看不到了。照顾自己之余，她还倡导健康生活，鼓励人们勇于跳出预期预后的束缚，她向需要鼓励和安慰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提供支持。她承认，这种生活并非是她想要的，却又以一种她不曾料到的方式体现价值。第二个例子，梅格·赫什伯格。她意识到，改变生活方式的医学指导有助于降低癌症复发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指导恰恰不够，这激发了她创立基金会的想法。这个基金会面向患者及对癌症预防感兴趣的人群，提供线上和线下课程，讲授抗癌生活方式所需的工具和信息。第三个例子，苏珊·拉夫特。她做的贡献是，为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年轻女性提供情感支持，并为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女性创建支持小组。第四个例子，加布·卡纳勒。他意识到，改变生活方式有惊人潜力，可以减缓或第一时间阻止癌症发展。于是他创立了“蓝色治愈”基金会，告诫男孩和成年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高，并教育他们，如何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和控制前列腺癌。

我们并不是说，每个癌症生存者都应尽力帮助其他患者，或是设立基金会支持癌症预防。我们确定的是，应当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然后与他人分享知识。多少次，我们看到，为抗癌生活所鼓舞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否患有癌症，都积极传播这个理念，有人谈专业知识，有人聊自己和亲朋好友的个人体会。每每看到这些有益的分享，想到他人和社会将因此而受益，艾利森和我都满怀敬畏和谦卑。

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癌症生存者发现，癌症只是他们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们基于生病的事实，为生活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意义和目的，以此继续前行，“前行”在这里也可按字面理解，因为他们前行的路程，已经超过统计模型预计的人生旅程。我们在第七章中曾说过乔希·梅尔曼，确诊不可治愈的神经内分泌癌后，他的生存期超过了预期，并且活力满满。我随访他时，他补充说明了什么是癌症患者的良好医疗：“我发现，太多的患者希望延长自己本不喜欢的生活。对我来说，‘癌症重启’让我有机会真正定义自己的品质生活，有机会追求这种生活。我认为应当关注的是：好的治疗，应该能让患者真正深刻地改善生活质量，即使一直不能治愈也要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变化，看似矛盾，实则真实。生病后要为生活做减法，例如离开压力很大的职场，彻底清理饮食或居住环境等，这会让人体悟更加深刻的意义，让人对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家人、朋友、音乐、艺术、大自然，甚至生命本身，怀有更加强烈的感恩之心。

改变对话

最后一章提到的玛格丽特·科莫，最近和我探讨一个问题：改变生活方式，对健康有深远的预防作用，既简单，又经济，但如何让公众意识到这一点，却困难重重。如果不能像药物治疗那样取得知识产权，或明码标价，那么传播抗癌生活的理念就会很难。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希望，积极致力于改变公众认知。她是这么说的：“让我很受鼓舞的是，人们真的想要自己和子孙后代更健康、更有活力，繁衍后代的能力更强。我有信心，我们为公众提供的信息越多，他们改变的能力就越强，他们也会帮助我们向公司施压，让公司不敢再生产那些伤害我们消费者的产品。”

她感到时不我待，因为她担心，我们孩子这一代，可能成为没有我们长寿的第一代。“多少年来，在不同的文化中，不仅仅是美国文化，繁荣和进步的标志是，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健康，长得更高，更聪明，更富有，当然也会更长寿。如今，突然之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留给孩子的东西不一样了，至少总体健康和长寿方面不一样了。我们有社会责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直传递抗癌生活的信息。”

循序渐进

抗癌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的课程。事实上，它根本不是课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在你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时，它会发展和变化。你的身体天生具有控制疾病、改善健康的能力。你在生活方式上的每个改变，不仅有助于实现这种能力，而且有益于生活的所有方面。2

选择生活方式时，设想一下，这是关乎生命的大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你会发现，进入这种自我保健状态时，你会感到更加充沛的生命活力，更加丰富的生活意义，更能享受生活赐予的一切。正如一个患者对我说的那样：“这不是工作，这是生活！”

但抗癌生活不是务虚悬谈，它是有科学道理的。你所体验的种种健康改善，既不是奇迹降临，也不是偶然天成，它们都有前因后果的联系。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你的健康，乃至这个星球的健康，都有内在联系。

抗癌生活方式让人真心叹服的一点是，它有感染他人的魔力。艾利森和我亲眼见证，我们自己的朋友提高了意识，我们慢慢长大的三个孩子的朋友也提高了意识。上个月，也是我代表大卫在安德森联络年会上做主旨演讲的7年之后，召开了同样的大会，我为大会做开幕致辞。在这个场合，我邀请了第十一章提到的CompLife参与者内拉，与我一起登台分享抗癌生活的知识。当初内拉参与研究项目时，她认为自己对健康和营养了解颇多，但是在演讲台上，她承认，那时掌握的知识，只有该研究项目及本书知识的10%。她知道要减肥，但尽管几次做到了减轻体重，却不知道怎样长久保持。她不知道超重为什么会危害健康，也不知道脂肪会产生雌激素，由此向她的雌激素阳性乳腺癌细胞提供营养。她知道吃沙拉比吃汉堡好，但她不知道喝绿茶会减少新血管生长，新血管是肿瘤生长和扩散所必需的。她知道蔬菜好，但不知道西兰花可以阻止癌前细胞发展成恶性肿瘤。

内拉最令人惊叹的变化是，她之前经历过的恐惧已荡然无存。她不再害怕癌症复发或扩散，因为她感到自己积极参与了癌症治疗。“我自己是第一位的。”她说道，“我不觉得它（癌症）控制了我，我感觉是我主导着它。”她描述起自己和身体之间的新关系，激动不已：“我感觉能给自己和身体提供更好的营养，我和身体之间关系密切，我们说定了，如果它善待我，我就会善待它。我们同心协力，我和我的身体，我给它提供合适的养料，这样它就能运转正常。”

台上的内拉还谈到了身心运动的重要性，谈到购买个人防护品时如何查看标签，谈到如何做运动提高睡眠质量，等等。显然她已经完全知道什么是抗癌生活。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起7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大卫将抗癌生活的火炬传递给我，如今我又将这个火炬传递给内拉，以及许许多多正在践行抗癌生活的人。正如内拉当天所言，如今还有那么多正在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尚不清楚改变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同理，还有那么多健康的人，尚未意识到生活方式的选择将影响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罹患癌症的风险，这也是不公平的。

内拉结束演讲时说道：“我们必须将整合医学变成治疗方案的一部分，这样即使是医生也可以互相学习。但是这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对不对？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我们能做到吗？”在场听众齐声大喊：“能！”